走馬樓吳簡中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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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馬樓吳簡中的論文

　　【內容提要】漢代的“調”除了按戶或根據貲產征收外，還有多種途徑，如按田畝、按奴婢數量等等，為“正稅”以外各種苛捐雜稅的通稱。史書中并沒有關于孫吳進行賦稅改革的明確記載，孫吳賦稅非常繁重，對東漢賦稅制度多有保留。走馬樓吳簡中的“調”應該屬于苛捐雜稅性質，與曹魏實行的制度化之戶調不同。

走馬樓吳簡中的論文

　　【關鍵詞】走馬樓吳簡/戶調/算賦/貲/苛捐雜稅

　　走馬樓吳簡整理者在《文物》1999年第5期上公布的一些資料，內容涉及三國時期孫吳統治區域內經濟制度和社會組織中的許多重要方面，彌足珍貴。其中關于“調”的資料，關系到對孫吳賦稅制度的認識，因此引起學術界很大興趣。盡管高敏和王素等先生先后發表文章，（注：有關學者的文章將在下文引述他們的觀點時具體提到，在此從略。）對這一問題加以探討，但至今尚未形成共識，本人不揣冒昧，在此略表淺見，如有方家賜教，筆者將不勝感謝。

　　一、問題的提出及研究進展

　　《文物》1999年第5期發表了王素、宋少華、羅新撰寫的《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獲》一文，將吳簡中出現的“調布”、“調麻”等稱為“戶調”。由于該文屬于吳簡整理者工作進展情況的匯報，對其中的觀點并沒有展開論述。

　　隨后，高敏先生在《鄭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發表《讀長沙走馬樓簡牘札記之一》，對“戶調”說提出了質疑。高先生根據吳簡中涉及算賦征收的資料，指出：“既然孫權時期明確地實行了漢代的口錢、算賦制度，那么作為取代口錢、算賦制度的‘戶調’制就不可能實行。因為二者是同一種稅，區別在于一按人口數量與年齡的不同征收現金，一按戶征收絹、綿等實物而已”；而且，《新收獲》一文所引用的吳簡，“不見一枚簡牘中有‘戶調’二字”。因此，高先生認為，吳簡中出現的“調”當屬于用暴力巧取豪奪的“橫調”與“雜調”，而非正常的戶調。

　　針對高先生的質疑，王素先生在《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上發表《吳簡所見“調”應是“戶調”》一文作為回應，指出：“戶調為按戶征收實物，口錢、算賦為按人征收現金，二者存在很大的不同，不能根據后來戶調取代口錢、算賦，而簡單地將二者視做同一種稅。至于二者合并為一種稅，由于存在很大的不同，更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而吳國則始終處于這個過程之中。因此，稱吳簡所見的‘調’為‘戶調’，是沒有問題的。”

　　盡管兩位學者關于“調”的看法針鋒相對，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他們都注意到孫吳與兩漢賦稅制度的關系，認為吳國在很大程度上承襲了漢制。然而在具體論述中，他們都沒有對有關的“漢制”作更多的考證與分析。

　　如所周知，著名史學家唐長孺先生早在四十多年前，曾有專文研究魏晉戶調制及其沿革情況，并以相當大的篇幅探討了戶調制的起源問題，尤其是兩漢時期的“調”。要研究走馬樓吳簡中出現的“調”，唐老的有關論述極具參考價值，不容回避，（注：唐長孺：《魏晉戶調制及其演變》，該文見于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聯書店1955年版，第59-84頁。）但時隔近半個世紀，又出現了一些新的史料；而且，即使是原有資料，也難免有疏忽遺漏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必要對唐老當年的有關結論重新加以討論。

　　二、兩漢時期的“調”

　　唐老的有關論述，主要見于《魏晉戶調制及其演變》一文。唐老把兩漢劃分為前后不同而又相互關聯的兩個時期，概括了兩個時期“調”的不同特點，尤其對于東漢時期，他著重討論了“調”與貲產（家庭財產）的關系，及其與算賦、口錢的此消彼長的過程，這對于了解曹魏戶調制的建立十分重要。

　　盡管如此，無庸諱言，唐老的研究仍有疏略之處。誠然，漢代存在根據貲產征收“調”的史實，唐老已有詳細考證，在此無需贅述，但是，除了根據貲產征“調”而外，漢代還有其他征收方式，例如《漢書·王莽傳下》天鳳四年：“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這里的“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是根據奴婢的數量向奴婢的主人征收的，肯定不是通常的算賦和口賦。“調”在此處用作動詞，可理解為征收、斂取。那么，這個用作動詞的“調”與作為賦稅名稱的“調”是什么關系呢？

　　正如唐老所說，“調”在西漢時期主要為調發、調度之意，主要針對正稅項目中的賦錢和田租，用以應付邊費、軍需等迫切需要。后來隨著財政開支的不斷增加，正常的賦稅收入越來越不能滿足需要，于是調發的對象不斷擴大，進而調發鹽鐵錢，以致于更隨時隨地調發人民的財產。（注：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第64頁。）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過程中，“調”的含義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成為苛捐雜稅的一個名目。這一變化大概發生在西漢后期，上述王莽“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就是一個顯例，“調”在這里表示正常賦稅以外的一種聚斂行為。

　　在漢代史料中，我們發現，“稅”和“算”等字有時也既用作動詞，又表示賦稅。例如，《漢書·武帝紀》太初四年“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其中的“稅”，既用作動詞，同時又指關稅；《漢書·武帝紀》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元狩四年“初算緡錢”，其中的“算”，既用作動詞，又表示營業稅；而《漢書·貢禹傳》“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中的“算”，則既用作動詞，也指算賦。以此觀之，兩《漢書》中的“調”在很多情況下也是這樣，既有征收、斂取之意，又是賦稅的名稱。只是這個“調”并不特指哪一種賦稅，而可能是除了正稅以外許多苛捐雜稅的通稱。

　　到了東漢，“調”的這一用法越來越普遍，“租調”、“賦調”頻繁出現于史籍，其苛捐雜稅的性質也越來越明顯。如《后漢書·宦者列傳·張讓》：

　　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因復貨之于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征求，皆令西園騶密約敕，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余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后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

　　這段文字直接和間接提到的“調”有三種，這三種“調”所針對的對象不同，標準也各異，下面試做一具體分析。

　　首先，關于“畝稅十錢”。據《后漢書·孝靈帝紀》載，靈帝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火災，火半月乃滅”，“稅天下田，畝十錢”。很顯然，每畝征收十錢并不是通常的土地稅，而是一種臨時加征。關鍵在于這個“畝稅十錢”在《后漢書》的有關記述中又與“調”有關：“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注：《后漢書·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陸康》，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113頁。）

　　同一事件，在同一部書中，前兩條記載中稱為“稅”，在這里則用“調”。“調”的用法與前引王莽天鳳四年“調奴婢”同，所不同者，一為針對奴婢，一為針對民田。

　　其次，關于“刺史、太守復增私調”。漢靈帝為了興建宮室，不僅在原有賦稅的基礎上對民田每畝加征十錢，而且還向太原、河東、狄道等郡征調木材、文石等建筑材料，這無疑增加了百姓的負擔。與此同時，各級官府又層層盤剝，中飽私囊，這些額外負擔最后也轉嫁到平民百姓的頭上。從上下文來看，刺史、太守所增的“私調”，自然要歸這些官員私自享用；既然是在從中央到地方種種賦稅之外的“復增”，必然要巧立名目。在這種情況下，其征收的名義、針對的對象以及征收的標準會有很大的隨意性，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所謂“助軍修宮錢”，是指刺史、二千石官員上任之前，以及茂才、孝廉被授予官職時，必須向朝廷繳納一筆數目可觀的錢財，錢財數額的多少視官職的大小而定，而且可以到指定的部門“諧價”（即討價還價），其實就是賣官鬻爵。關于此事，《三國志》裴松之注引用了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魏書》曰：（劉）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辨，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注：《三國志·魏書·公孫瓚傳》裴松之注引，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41頁。）

　　在這里，“調”是用來表示“助治宮錢”的，是皇帝向即將上任的官員征收的，其征收標準是根據官職的大小而確定的，顯然與貲產（家庭財產）沒有任何關系。這是“富有四海”的皇帝在政權即將崩潰時上演的一出荒唐鬧劇，其搜刮對象已經不限于普通百姓，而是擴大到了他的“股肱”和“爪牙”。

　　漢代尤其是東漢時期與“調”有關的賦稅資料還有很多，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這些“調”，既有根據貲產征收的，也有根據奴婢人口、根據田畝數量征收的，甚至還有作為賣官鬻爵的價碼、根據官職大小向即將上任的官員征收的，不論所針對的對象，還是所征收的標準，都各不相同，而且“調”的征收并不限于實物，也有貨幣。盡管存在著這么多的不同，但是有一點可能是相同的，那就是，這些以“調”的名義征收的，都不是通常所說的“正稅”，而是各級官府巧立名目聚斂錢財的“雜稅”，是在各種合法外衣掩蓋下的豪奪。

　　如果這些苛捐雜稅全部或其中的大部分都按戶或根據貲產來征收，那么“調”的主要承擔者應該是官僚和地主，可是事實上制定各項政策搜刮百姓的恰恰就是他們——這些官僚地主何苦推出不利于自己的搜刮措施，然后再想方設法將其一部分負擔轉嫁給普通百姓？這恐怕不太符合情理。對于大小官員的貪婪苛酷，當時的有識之士不斷提出批評，指斥“農人急于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是“巨患”（注：《后漢書·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韋彪》，第918頁。），并痛陳“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好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的嚴重危害（注：《后漢書·宦者列傳·呂強》，第2532頁。）。這里的“割其財”與“因其利”表明，當時很多“調”都是采用搭便車的方式，在“正稅”的掩蓋下，由各級官府層層加碼，最終落到普通百姓頭上的。在這種情況下，按戶或根據財產征“調”充其量也不過是諸多賦斂手段中的一種而已。

　　三、孫吳的“調”

　　三國初期的曹操，在翦除袁紹割據勢力之后，便針對東漢以來賦稅繁重這一弊政，頒布了新的政策，下令“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第26頁。）。盡管從形式上，曹魏的戶調制借鑒了漢代按戶征收財物的作法，但二者在實質上是有很大不同的：曹魏結束了東漢以來賦稅過濫過重的局面，減化了賦稅制度，并在相當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而東漢種類繁多的“調”則給百姓帶來無盡的苦難。即使東漢存在按戶或根據財產征收財物的作法，這種作法也不過是眾多橫征暴斂方式的一種，與曹魏的戶調制不可同日而語。

　　與曹魏不同，蜀漢和孫吳兩個割據政權都曾以光復漢室為號召，因此對漢制多所保留。然而，他們對漢制中存在的弊端觸及的力度也相對較小，類似曹魏的租稅改革，在有關蜀漢和孫吳的史料中都不見記載。從傳世文獻以及走馬樓簡牘資料所反映的情況來看，孫吳的賦稅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繼承了東漢以來的作法，其繁重程度與東漢相比，并不遜色。

　　《三國志·吳書·太史慈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中有這樣一條資料：“近自海＠①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于郡耳。”

　　唐老認為，自漢代以來，除了田租以外的稅目就是算賦、口錢、更賦。這里的“租”是指田租，而“布”則是口錢、算賦、更賦等的折納物，同時也是這些賦稅項目的簡稱。（注：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第64-65頁。）

　　根據走馬樓吳簡，唐老把“布”理解為口錢、算賦、更賦的折納物，恐怕證據不足。在嘉禾吏民田家＠②中，土地租稅以米、布、錢三種形式繳納，并且可以按照當時的價格以布代錢或以布代米繳納，例如：（注：《走馬樓長沙吳簡·嘉禾吏民田家＠②》，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引文末括號內數字為簡牘編號。）

　　下伍丘男子勇羊，田十二町，幾廿四畝。其十九畝，皆二年常限。旱敗不收，畝收布六寸六分。其五畝余力田。旱敗不收，畝收布六寸六分。凡為布一丈五尺八寸四分，四年十月十五日付庫吏有。畝收錢卅七，為錢九百廿七，四年十一月五日付庫吏潘有。嘉禾五年三月十日，田戶經用曹史趙野、張惕、陳通校。(4.14)

　　夫丘男子李倍，佃田卅町，凡六十二畝，皆二年常限。其冊畝旱，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廿二畝，畝收米一斛二斗，為米廿六斛四斗。畝收布二尺。其米廿六斛四斗，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付倉吏鄭黑。凡為布一匹三丈四寸，準米三斛五斗二升，四年十一月廿日付倉吏鄭黑。其田畝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凡為錢三千廿，準米一斛八斗九升，四年十月十七日付倉吏鄭黑。嘉禾五年三月十日，田戶曹史張惕、趙野、陳通校。(4.77)

　　大量的佃田＠②券告訴我們，布并非只用于賦錢或按財產發調的折納，它本身也是土地租稅的一項內容。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漢代的“調”并不限于征收實物，也征收貨幣。因此裴注所引《江表傳》中的“布”未必是“調”，而很可能是正常的土地稅。

　　退一步講，《江表傳》中的“布”即使是賦錢的折納，那也仍然是口錢、算賦或更賦這些稅目的另一種名稱或簡稱，而不是戶調。其實，唐老在其論述中也沒有徑稱之為“戶調”。鑒于東漢征調對象、方式和標準的多樣性，按戶或財產發調甚至不是主要的方式，因此，盡管東漢已有根據貲產發調的記載，也有賦錢折變之制，仍然不足以證明此處的“布”就是戶調。

　　在《三國志·吳書》中，賦、調二字往往連用，如陸凱上書孫皓，提到當時的情況是“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注：《三國志·吳書·陸凱傳》，第1402頁。）；賀邵上書孫皓也說他“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注：《三國志·吳書·賀邵傳》，第1458頁。）。賦、調并提，說明漢代的口錢、算賦等賦稅項目直到孫吳末年仍然存在。走馬樓吳簡中涉及口算的簡牘有很多，例如：（注：本文所引用的走馬樓吳簡資料均出自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獲》，《文物》1999年第5期。）

　　簡1-327 右東家口食四人算二

　　簡9-2907 凡口四事三算二事一

　　簡9-3005 凡口六事五算四事二

　　以上三簡，屬于戶口簿籍，在對某戶每個人的情況逐項登記之后，再對該戶的人口及需要繳納口算的總數做一統計。下面兩簡就是口算繳納情況的記錄：

　　簡1-39 人南鄉桐佃丘王□嘉禾二年口算錢一萬三千嘉禾三年三月□□日

　　簡8-2726 右諸鄉入口算錢廿一萬

　　與口算錢有關的簡的大量存在，反映了從漢代延續下來的這一賦稅項目在孫吳賦稅制度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走馬樓簡中還有與貲產或戶品有關的賦稅。據整理者介紹，上述戶口簿籍中帶有“右某家”及“凡口”字樣的簡，除了人口及口算總數的統計之外，后面幾乎都有“訾若干”的'記載，“訾”數從“十”到“一百”不等，“五十”最多，認為“訾”可能是“貲”的通假，為戶稅，又稱“戶貲”。（注：見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獲》，《文物》1999年第5期。）毫無疑問，戶貲也是孫吳從漢制繼承的稅目。

　　與戶品有關的賦稅見于如下各簡：

　　簡1-433B 都鄉男子張粹故戶上品出錢一萬二千

　　簡5-1407 （中）品稅錢八千臨湘侯相

　　簡5-1518 模鄉大男蓋韓故戶中品□（錢）八千臨湘侯相

　　簡5-1400 稅錢二千四百臨湘侯相

　　在這里，戶被分為上、中、下三品，并按品級繳納“稅錢”，品級越高，稅錢也越多。雖然更詳細的情況目前還無法弄清，但是可以肯定，此處的“稅錢”與上面的“訾”（戶貲）不可能是同一種稅，因為這里最低的“稅錢”（二千四百）也遠遠高于上述最高額的“訾”。

　　根據張家山漢簡，漢代還征收戶賦：

　　《二年律令·田律》：卿以下，五月戶出賦十六錢，十月戶出芻一石，足其縣用，余以入頃芻律入錢。（注：《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頁。）

　　這是西初年的法律規定。卿是二十等爵中大庶長以下到左庶長這九級爵位的總稱（注：關于卿爵與二十等爵的關系，參見李均明：《張家山漢簡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2期；朱紹侯：《西漢初年軍功爵制的等級劃分——〈二年律令〉與軍功爵制研究之一》，《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卿爵及以下的人每年要繳納戶賦，五月份每戶出十六錢，十月份每戶出一石芻（飼草）。各縣收夠當年所需要的芻以后，其余的則折算錢繳納——這是我們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折變制度。戶賦與爵位有關，凡卿爵以下的人都要繳納，但與貲產無關，不分戶等，按戶征收，因此，上述吳簡中按戶品征收的“稅錢”與漢代的戶賦有別。

　　關于走馬樓吳簡中的“調”，根據目前已經公布的有限資料，可以得到這樣的認識：第一，調的物品非常廣泛，包括布、麻、牯牛、鹿皮、麂皮、水牛皮等等，并不固定。第二，調的標準尚無法確定，但至少不是按戶平均征收的。因為一匹麻（簡4-1215）與一匹布（簡11-4661）的價格未必相同，二頭牯牛（簡7-2667）的價格更不可能只相當于一匹麻或一匹布，因此與曹魏“戶出絹二匹、綿二斤”的戶調不同。第三，論者看到吳簡中的“稅錢”是按三等產品征收的，就推測調是按九等戶品征收的，并無實據。第四，當時不論是田租、口算，還是家貲及其他賦稅，往往都是以戶主的名義繳納的，或者說是以戶為單位征收的，難道都可以稱之為戶調或戶稅嗎？而且如上所述，孫吳針對戶所征的稅，已有從十錢到一百錢不等的戶貲，又有根據戶品繳納的數額較大的稅，因此不論調布、調麻、調獸皮等是否按戶征收，適足以證明這樣的調是苛捐雜稅性質的“橫調”、“雜調”。

　　此外，吳簡整理者在討論口算時曾提到：“當時的口算，不僅繳錢，還有繳“口算麂皮”等名目。但如何計算，也因例證太少，不甚清楚。”（注：見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獲》，《文物》1999年第5期。）

　　由此我們想到，既然口算可以用麂皮代替，是否也可以用布、麻、牯牛代替呢？換句話說，上述吳簡中所調的物品是否為口算錢的折納物？如果這一推定成立的話，此處的“調”只能是口算錢的代名詞，而不是戶調，而且這種調是臨時性的折納，不是定制。

　　需要指出的是，東漢末期漢靈帝對民田所征的調并不稱“田調”，向即將就任的官員所征的調也不叫“官調”，而是統稱為“助軍修宮錢”或“助治宮錢”；同樣，漢代按戶或貲產所征的調以及王莽向擁有奴婢的臣民所征的調，在文獻中也沒有稱為“戶調”和“奴婢調”的記載。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漢代的“調”是正常賦稅以外的加征，可以說是各種苛捐雜稅的通稱，盡管這些調在東漢已經成為普通百姓經常性的負擔，但并沒有固定化和制度化，帶有很大的隨意性。

　　孫吳“調”的名目如此繁多，更像東漢時期的雜調，稱之為戶調，似有滯礙。即使假定凡按戶征收名目為“調”的賦稅都可稱之為“戶調”，其與曹魏“戶調制”下的戶調仍不可等同視之——曹魏的戶調有統一和減化稅制、減輕農民負擔、穩定社會的目的，而雜調下按戶征收的調則有橫征暴斂之嫌，只會激化社會矛盾。

　　鑒于孫吳賦稅的繁重程度及其對東漢賦稅制度的保留，鑒于史書中并沒有關于孫吳進行類似曹魏那樣的賦稅改革的明確記載，可以認定，走馬樓吳簡中的“調”應該屬于苛捐雜稅性質的“橫調”，而不是制度化的戶調。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昏的繁體

　　＠②原字為艸下加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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