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遠諸宮調》應是北宋后期的作品論文

時間：2021-04-24 20:12:26 論文我要投稿

《劉知遠諸宮調》應是北宋后期的作品論文

　　《劉知遠諸宮調》是現(xiàn)存三部諸宮調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部，目前學術界基本認同鄭振鐸的說法，認為它為民間文人或藝人所作，是十二世紀的產(chǎn)物，和《董西廂》出于同一時代，但要早一些。“十二世紀的產(chǎn)物”當然是不會錯的。然而，這漫漫百年上可追溯到北宋哲宗元符三年，下可推延到南宋寧宗慶元五年（金章宗承安四年）。由于確定的時間范圍過大，給該書的研究帶來許多不便。能不能將其問世的時間范圍劃小一點呢?從該書涉及的文化景觀來看，是可以的。

《劉知遠諸宮調》應是北宋后期的作品論文

　　一

　　《劉知遠諸宮調》是在黑水城發(fā)現(xiàn)的。黑水城當時屬西夏管轄，而該書又是金代刻本，故鄭振鐸認為它“或竟是金版流入西夏的罷”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下冊，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第112頁）。這一推斷是不錯的。因為西夏與金長期并峙，都是為蒙古所滅，前后不過數(shù)年時間。西夏雖有自己的文字，但漢文書籍也廣為流傳，金刻本《劉知遠諸宮調》傳播到西夏自然是很平常的事。問題在于“金版”不一定“與《董西廂》出于同一時代”，因為金章宗泰和之世距金立國已近百年。

　　事實上，種種跡象表明，《劉知遠諸宮調》不可能是與《董西廂》同時代的作品。首先，說《劉知遠》與《董西廂》出于同一時代，完全是一種臆測。《劉知遠》的體例雖與產(chǎn)生于金章宗時期的《董西廂》大體相同，但《劉知遠》在章節(jié)上采用“×××第一”、“×××第二”的形式，這與宋代話本《五代史平話》、《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相同。而《董西廂》的章節(jié)形式是“卷”，如明代張羽本共分八卷。有人認為這是因明人竄改所致。不管竄改與否，它與《劉知遠》在章節(jié)上存在差別是肯定的。其次，在音律上也可看出《劉知遠》非金章宗時代的作品。它雖佚散了三分之二的內容，但仍可統(tǒng)計出它所用的宮調。有商調、中呂調、大石調、黃鐘宮、歇指調、商角調、仙呂宮、越調、正宮、南呂宮、般涉調、道宮、高平調、雙調，共十四宮調。其中歇指調、商角調不見于《董西廂》。歇指調屬商七調。《宋史·律歷志》說:“南呂商為歇指調。”凌廷堪《燕樂考原》卷三謂:“金元以來，歇指調皆不用。考元北曲，雙調中有《歇指殺》，又有《離亭宴帶歇指煞》，則此調在元時已并入雙調矣。”可知，金元時已不用歇指調，將它并入雙調之中。《劉知遠》雖只剩三分之一的內容，而四度用歇指調，曲子有《枕屏兒》、《耍三臺》、《永遇樂》三支。其使用頻率不算低。若它是與《董西廂》同時代的作品，就不可能使用歇指調。

　　《劉知遠諸宮調》也不可能是南宋的作品。理由有以下三點。其一，《董西廂》的曲子中用了“賺”，而《劉知遠》未用。據(jù)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記載:“紹興年間（1131—1162），有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節(jié)抑揚處是也，遂撰為賺。”“賺”又稱“唱賺”，在南宋很流行。見諸《武林舊事》等書的唱賺藝人有二十多位。后唱賺傳入北方，故《董西廂》能夠把這門伎藝吸收過來。《劉知遠》未吸收這種流行的伎藝，便說明它產(chǎn)生于“賺”出現(xiàn)之前。況且紹興正值南宋之初，紹興十一年以前，金兵南犯，烽火相連，藝人們避亂自保不暇，哪有時間創(chuàng)作如此宏偉的作品。其二，學術界都認為《劉知遠諸宮調》是金刻本。劉國鈞更進一步地指出:“北京圖書館藏《劉知遠諸宮調》殘卷就是金代平水坊刻書的一種。” （劉國鈞《中國書史簡編》第四章，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頁）平水即平陽（今山西臨汾），是金代的刻書中心，印刷史上著名的“平水版”就出自這里。在黑水故城與《劉知遠》一起出土的文物中就有平陽徐氏刻的《義男武安王位》和平陽姬氏所刻的《四美人圖》。如果《劉知遠》是南宋的作品，為何不見南宋刊刻的記載，反而由敵對的金國來刊刻，于情理皆不能說通。其三，南宋時諸宮調伎藝有進一步的發(fā)展，但獨立的作品已佚散，今天只剩一個片段附于南戲《張協(xié)狀元》第一出中。更確切地說，《張協(xié)狀元》的作者在“副末開場”中特意用“諸宮調唱出來因”。其原因是有人“前回曾演”《狀元張葉傳》（諸宮調）。盡管“副末開場”并非完整而獨立的諸宮調作品，但可窺見當時諸宮調之一斑。這個諸宮調片段與南戲很接近，曲名前不標明宮調。曲辭只采用同一詞調的上片或下片，所有的曲子都無“尾”。它是南宋諸宮調的基本形式，反映了諸宮調在南宋的發(fā)展變化情況和它與南戲的關系。據(jù)此可知，體制完全不同的《劉知遠》非南宋的作品。

　　二

　　《劉知遠》究竟是何時代的作品?筆者認為謝桃坊先生的說法是值得注意的。他在《中國市民文學史》中說:“今存《西廂記諸宮調》與殘本《劉知遠諸宮調》，它們雖流行于金代北方，但完全可以肯定是北宋藝人的傳統(tǒng)唱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頁）按謝先生的說法，《劉知遠》于北宋時就在瓦肆中演唱，一直流傳到金代。果真如此，那么就有這樣一種可能，即北宋人創(chuàng)作，金代人改編。目前我們雖然還找不到可以用來論證的直接材料，但通過“內證”——作品所描寫的文化背景和事物名稱，可看出它確實是由北宋流入金代的作品。

　　其一，作品中所描繪的`文化背景多與北宋有關。如第一則《仙呂調·勝葫蘆》說:“不納王堯（徭）并二稅。”“二稅”即唐德宗建中元年頒布的“兩稅法”（地稅與戶稅），北宋時，其內容有所改變，即按貧富定等級，分夏秋兩季納稅，“歷代相沿，至明不改” （見《明史·食貨志二》）。而北宋習稱“二稅”，并制訂《二稅簿》以便催稅。據(jù)《宋史·食貨志上三》記載:“熙寧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稅外有和糴，糧草官雖量移錢布，而所得細微，民無所濟。遇歲兇不蠲，最為弊法。’”可見，北宋熙寧（1068—1077）時，太原路的百姓深受“二稅制”與“和糴制”之苦，以至地方官員都認為這種雙重索取的方式“最為弊法”。《劉知遠》的作者也一定親耳聽到，甚至親身感受過當時的賦稅盤剝之苦痛，故在描寫牛七翁的酒務（酒店）時流露出羨慕的心情，認為它地處偏僻，可以免納“王徭并二稅”。如果遠離這一時代，就不可能提及“二稅”。又如第二則《黃鐘宮·出隊子·尾》說:“莫想青涼傘兒打，休指望坐騎著鞍馬，你不是凍殺須餓殺。”這是李洪義等人聽到劉知遠說“我時下遭困罰，若風雷稍遂顯榮華”之后反唇相譏之語。“青涼傘”，是一種用青絹制成的用來遮太陽的涼傘。據(jù)《宋史·輿服二》記載:“傘，人臣通用。以青絹為之。宋初，京城內獨親王得用。太宗太平興國中，宰相、樞密使始用之。其后，近臣及內命婦出外皆用。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詔除宗室外，其余悉禁。明年，復許中書樞密院用焉。京城外則庶官通用。神宗熙寧之制，非品官禁用青蓋。京城唯執(zhí)政官及宗室許用。”青傘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征，不可亂用，故宋廷為此不斷頒布和修改有關使用它的詔令。如此鄭重其事，以致百姓們都知青傘的價值。作品用它來代替官爵，不僅恰當，而且聽眾也不會感到陌生。于此可證，《劉知遠》產(chǎn)生的年代不應距熙寧時期太遠。

　　其二，作品中所用的職官和兵制名稱也多為宋代所有。如經(jīng)略安撫使。在宋以前已有經(jīng)略使與安撫使這兩種名稱，而兩種官職合為一體則是宋代特有。北宋時，經(jīng)略安撫使也不常設，只在河東、陜西、嶺南等邊地設置。《宋史·職官志七》記載:“經(jīng)略安撫司，經(jīng)略安撫使一人。以直秘閣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帥其屬而聽其獄，頒其禁令，稽其錢谷、甲械、出納之名籍，而行以法。”其職權十分重大，是鎮(zhèn)守一方的封疆大吏。《劉知遠》中對劉知遠有時稱“九州安撫使”，有時稱“九州經(jīng)略”或“經(jīng)略”，這顯然是把北宋“經(jīng)略安撫使”的職稱加于劉知遠身上。據(jù)《舊五代史·漢書·高祖紀》記載，劉知遠曾任河東節(jié)度使，未任安撫使之職。這是作者根據(jù)北宋所設的官職來敘述故事，讓聽眾容易聽懂。且河東節(jié)度使與河東經(jīng)略安撫使的職權相當，作者隨手挪借也不為大錯。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時的經(jīng)略安撫使之職并不常設置，且只限于河東、陜西、嶺南等路，而作者將河東節(jié)度使劉知遠稱為“九州安撫使”、“九州經(jīng)略”，可見他對當時這一官職的設置情況十分了解。

　　作品中所提及的一些下層軍官名稱也多為宋代經(jīng)略安撫司中所有，如“十將”、“都頭”、“節(jié)級”、“團練”等。第二則《中呂調·拂霓裳》:“十將、都頭，看了知遠，盡有笑容。”“又叫節(jié)級李辛，暗令作媒。”第三則《高平調·賀新郎》:“團練并節(jié)級共十將。”這些都是宋代下級軍官名稱。如《宋史·兵志四》記載:“百人為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jié)級四人。”又《宋史·兵志五》記載:“以五百人為指揮，置指揮使副二人，正都頭三人，十將、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都頭”，在唐代是高級軍官，一軍之帥謂之都頭。在宋代則是下層軍官，也用來稱謂州縣的捕快頭目，是一個很常見的官職。宋以后很少見此官名。“十將”，作為下層軍官名稱始見于宋代。《金史·儀衛(wèi)志下》與《金史·百官志三》均作“什將”。它在鄉(xiāng)兵中位于都頭之下、虞候之上。作品中還有“土軍”、“急腳”等宋代特有的兵制名稱。如第二則:“劉知遠獨上太原古道，次日到并州。詢問居民，人說先索土軍營見司公岳金。”又第十一則:“土軍營內，覓個婆娘交奶。”“土軍”，由本地人組成的軍隊，其任務是捉拿盜賊，維持地方治安，巡邏和修復河堤，抗洪救災。《宋史·職官志七》:“設寨官，招收土軍，閱習武藝，以防盜賊。”又《宋史·河渠志七》:“招收土軍五十人，巡邏堤堰，專一禁戢，將卑薄處時加修捺。”“急腳” 即急腳遞，宋代稱呼傳遞文書的差役。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一云:“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腳遞。急腳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興則用之。”也稱“急足”。《歐陽文忠全集》卷一五三《與大寺丞發(fā)書》:“尤要汝歸，故更遣急足去。”《夷堅甲志》卷二《陸氏負約》:“陸氏晚步廳屏間，有急足拜于庭，稱‘鄭官人有書’。”《劉知遠》第十二則說:“門吏慌忙來報復，有一個急腳，言有機密臨衙。”可見“急腳”在宋人生活中是一個很常見的社會角色。據(jù)南宋王灼的《碧雞漫志》卷二記載:“熙、豐、元碳洌……澤州孔三傳者，首創(chuàng)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可知，諸宮調興起于北宋熙寧、元豐、元碳洌1068—1094），《劉知遠諸宮調》應產(chǎn)生于此后，即北宋后期。從作品的背景資料來看，《劉知遠諸宮調》雖寫五代后漢高祖劉知遠發(fā)跡變泰的傳奇故事，而人物活動的環(huán)境則是北宋社會。究其原因，一是其作者熟悉北宋的社會情況，隨手拈來，不大費力氣。更重要的是，文藝作品與它產(chǎn)生的時代的文化和精神是密切相關的。任何一位藝術家、作家，縱使他有高超的仿古技巧，但仍擺脫不了時代的制約，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都要打上時代的烙印。《劉知遠》也不能例外。二是《劉知遠》是講唱文學——一門聽覺藝術。它的內容是通過講唱藝人之口直接訴諸聽眾之耳，不像置于案頭的視覺藝術作品那樣可以反復閱讀、細細品味。由于它缺乏審美鑒賞的重復性，因此，它不僅必須用通俗明白的語言來敘述故事，而且必須運用聽眾熟悉的事物和典故來表現(xiàn)作品的思想內容和主體情感。只有這樣，聽眾才能理解和接受。基于以上兩點，我們可以認為，《劉知遠》的作者和聽眾對北宋社會生活都比較熟悉，或者說，他們都親身經(jīng)歷了北宋后期的社會生活。

　　三

　　如上所述，我們有理由認為《劉知遠》就是北宋的作品。不過，作品中還有“本破”和“射糧軍”兩個名稱見于金代。如第二則《高平調·賀新郎》“太原府文面做射糧”，又如第十二則《仙呂調·戀香衾纏令》“自言是經(jīng)略在衙本破”。

　　“文面”是宋、金時期為識別兵士等級和防止士兵逃跑所設的一種制度。有時不文面而文手背。“射糧”，在宋代是一種兵制（雇傭兵），即當兵換以錢糧。據(jù)《宋史·兵志五》記載:“慶歷二年，選河北、河東強壯并抄民丁涅手背為之。戶三等以上，置弩一，當稅錢二千。三等以下官給。各營于其州歲分兩番訓練，上番給奉廩。”金代初期，“射糧”成為一個軍種，稱“射糧軍”。據(jù)《金史·兵志》記載:“諸路所募射糧軍，五年一籍。三十以下，十七以上強壯者，皆刺其（面），所以兼充雜役者。”又據(jù)《金史·儀衛(wèi)志下》記載:“凡內外官自親王以下，傔從各有名數(shù)差等，而朱衣直省不與。其賤者，一曰引接（亦曰引從），內官從四品以上設之。二曰牽攏官，內外正五品以上設之。三曰本破，內外正四品以下設之。四曰公使，外官正三品以下設之。五曰從己人力，外官正三品、京都留守、大興府尹以下等官設之。五等皆以射糧軍充。其軍非驗物力，以事攻討，特招募民年十七以上、三十以下魁偉壯健者收刺，以資糧給之，故曰射糧。其首領則有將節(jié)、承局、什將等名，而皆統(tǒng)于隨路都兵馬總管府。”據(jù)此可知射糧軍即雇傭兵，可蠲免雜稅，供給資糧，除“以事攻討”外，還“兼充雜役”。“本破”為四品以下官員的隨從和差役，由射糧軍士卒充任。金代的募兵制承自北宋，但“本破”不見于《宋史·兵志》。由此而可證《劉知遠》在金代曾被改編過。大概是演唱者因時代和制度的變化而摻入了現(xiàn)實的東西。其改編的幅度有多大，我們已無從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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