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大學的文化建設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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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大學的文化建設研究論文

　　不同的人對大學組織文化所持有的分類方式也各有差異。伯恩鮑姆（Birnbaum）將大學組織文化區分為學院（colle-gial）文化、科層（bureaucratic）文化、政治（political）文化和無政府（anarchical）文化等四種[2]。斯馬特（Smart）和哈姆（Hamm）則將之區分為學院文化、靈活組織（adhocracy）文化、等級（hi-erarchy）文化和市場（market）文化等四種[3]。威廉姆H伯格奎斯特（WilliamH.Bergquist）先于1992年提出了四種大學組織文化，即學院（collegial）文化、管理（managerial）文化、發展（developmental）文化和協商（negotiating）文化[4]，后又在其與帕夫拉克（Pawlak）合作的著作《應對學術的六種文化》（Engag-ingtheSixCulturesoftheAcademy）中將這四種文化擴展為六種，即學院文化、管理文化、發展文化、擁辯（advocacy）文化、虛擬（virtual）文化和實體（tangible）文化[5]。伯格奎斯特等人的分類反映了新時期的發展對大學組織文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進一步提出了與網絡技術緊密相關的虛擬文化概念。

開放大學的文化建設研究論文

　　（一）學院文化

　　以學科形式存在的高深學問、圍繞高深學問進行的學術研究以及作為學術研究主體的教授處于學院文化價值體系的中心，教授治校、學者自治、學術自由、學術人員人格獨立等是其重要的價值取向。學院文化是歷史最為久遠的一種大學組織文化，也是大學中區別于其他類型組織的最重要文化特質，對大學產生強大的影響力。學院文化有兩大歷史傳統，其一是強調對人的精神和靈魂的塑造，將大學看作是把青年男女培養為“未來社會領導人”的地方；其二是對科學研究的重視，強調對學科專業的忠誠，以及無止境地拓展知識領域[6]。概言之，它就是崇尚精英教育和追求學術上的卓越。

　　（二）管理文化

　　面向就業準備的高深學問、對效率的追求和強有力的行政管理在管理文化價值體系中十分重要，清晰的目標、明確的職責和有效的監管等是其重要的價值取向。隨著大學內外環境的變化，大學的有效運作越來越依賴于完善的行政管理系統和領導強有力的管理，由此產生的管理文化對大學的影響越來越大。管理文化將大學看作是培養學生特定知識、技能和態度，使其成為成功的、富有責任感的社會公民的場所；更為重視學生職業能力的培養，而非學院文化所強調的精神和靈魂塑造；重視服務于所在區域或具體如社區等組織的發展，并且認為大學能夠清晰地定義自己的目標；強調規范化的教學以及對教學的有效監管，而且重視非傳統教育方式和教育技術的應用、教師的靈活配置，以實現教學效率的提高[7]。

　　（三）發展文化

　　發展文化以傳播高深學問、探究活動中各類角色的發展為立足點，促進學生、教師和大學的整體發展是其重要價值取向。學院文化的“學者家長式”權威容易導致組織性和一貫性的缺失，管理文化的“職位權威”又容易走向刻板化和非人格化[8]，從學院文化和管理文化“縫隙”中生長起來的發展文化則是建立在“人的發展”這一理性基礎之上的，其假設前提是“每個人都有內在的實現個體成熟的渴望”[9]。發展文化關注學生的個體成長，強調大學服務于學生的發展，主張基于學生的發展進行課程的規劃和開發。發展文化同樣關注教師的專業發展，強調為大學內所有各類教職員工提供發展和成長的機會。此外，發展文化還關注大學整體的發展和成熟，重視對大學發展的定位和整體規劃的研究，主張大學整體發展與大學內個體成長的統一。

　　（四）擁辯文化

　　擁辯文化代表著某一所或數所大學內各群體共享大學治理權力的理念，以保證高深學問傳播、探究活動中各群體連續而有效地參與大學決策作為其重要的價值取向。與發展文化一樣，擁辯文化也發展于學院文化與管理文化的“縫隙”中，但更多地體現出大學以外的社會文化，包含政治上的平等、民主等理念對大學組織文化的影響。學院文化或管理文化主導下，大學中各群體為了維護和爭取自身利益常常進行著集體性的討價還價（collectivebargaining），擁辯文化則為不斷分化的各群體達成彼此間的平衡而提供某一模式，這種模式是建立在以“理念、價值、觀念”而非“利益”為基礎的更廣闊的溝通和權益分享之上的[10]。

　　（五）虛擬文化

　　虛擬文化代表一種新的聯結方式、思維方式和組織方式，它以新的態度看待高深學問及其生產、傳播和應用，開放、共享、靈活、協同是其核心價值理念。虛擬文化是伯格奎斯特等人提出的一種新的大學組織文化，并認為虛擬文化“通過回答后現代社會的知識生產和知識傳播能力而獲得意義”，將大學看作是連接在“全球絡”中的一部分[11]。虛擬文化的出現與網絡技術的發展緊密相關，網絡技術促進了向“虛擬”思維的轉變，即網絡技術將人與人、組織與組織連接起來，通過彼此的交互形成一個個關系網絡。虛擬文化認為，大學在知識生產、傳播過程中應重視開展合作和資源共享，主張根據需求靈活地進行組織創新、制度創新和模式創新，強調大學組織內部及大學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協同性。網絡教育、虛擬科研組織、虛擬教育社區、無邊界高等教育等是虛擬文化的具體體現[12]。

　　（六）實體文化

　　實體文化十分注重探究、傳播高深學問的環境和形式的可見性、實在性、確定性，以及長期而固定的聯系。實體文化也可以理解為有形文化或可見文化。伯格奎斯特等人指出，實體文化并非一種新文化，它與學院文化一樣具有悠久的歷史，只不過在虛擬文化突顯的今天，作為虛擬文化的反文化而特別地顯現出來。在實體文化中，實在的、有形的、可感知的資源和財富得到珍視，各種標識和儀式，如鮮明的旗幟和徽標、隆重的畢業典禮等對實體文化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實體文化還偏好面對面的師生交互，重視教師對學生施以密切的、多方面的輔導，而且強調學生的出勤，認為學生在教室和圖書館的出現和停留都是非常重要的[13]。

　　文化建設是開放大學建設的重要內容，其目的在于凝練、彰顯和發揚開放大學內成員所共享的價值、信念、期望和基本假設等。由于社會組織的復雜性，某一組織內的文化往往并不是單一的、純粹的。文化按其價值體系可分為主文化、亞文化與反文化。對特定組織或大學而言，其組織文化也是包含主文化、亞文化和反文化的復雜體系。主文化是組織中處于主導地位、作為主流價值觀的組織文化；亞文化是由組織中特定群體所體現的、具有局部性的組織文化；反文化是一種特殊的亞文化，即與主文化相對立、相排斥的組織文化。馬丁(Martin)等人根據亞文化與主文化的關系，將亞文化分為三種：（1）增強型亞文化，即對主文化起支撐作用的亞文化；（2）對立型亞文化，即與主文化相對立的亞文化，也就是反文化；（3）獨立型亞文化，即在主文化之外獨立存在的亞文化[14]。總之，一個組織內的文化具有復雜性，往往包含交錯繁雜的多種文化成分。具體到開放大學而言，其大學組織文化也并非只是某一種，而是多種大學組織文化特質的混合，其中，某些組織文化可能處于主導地位，某些組織文化可能處于輔助地位，某些組織文化也可能作為主流文化的反文化而存在。另外，我國開放大學是以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為基礎的，其文化建設一方面要從電大的歷史傳統中汲取養分，另一方面則要與時俱進，凝練出體現新時代發展的文化內涵。

　　（一）將發展文化作為開放大學的主導文化進行建設

　　發展文化建立在“人的發展”這一理性基礎之上，開放大學應將發展文化作為其主導文化進行建設。第一，發展文化特別關注學習者成長和發展，這一點與開放大學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價值取向相一致。“開放大學建設自始至終離不開一個人的命題，離不開以人為本”[15]。就辦學使命而言，開放大學將以促進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和學習型社會的形成為歷史使命，“力求引領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發展，讓學習成為個人自我成長和發展的內在需求，成為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16]。就服務對象而言，開放大學秉持“有教無類”的理念，面向所有社會成員，而且對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發展給予特別關注。就辦學類型而言，開放大學提供學歷教育及職業培訓、閑暇教育等非學歷教育多層次、多形式的教育項目，以滿足學習者個性化的學習和發展需求。就課程而言，開放大學的課程是“關懷學習者生命成長，幫助其完成事業建構，促進其人生發展的重要文化橋梁”[17]。就教學模式而言，開放大學的教學“充分尊重學習者的學習需求和學習特點，整合有益的支持條件”，從而促進學習者的學習和發展[18]。總之，開放大學在辦學使命、服務對象、辦學類型、課程開設、教學模式等多方面均體現出促進學生的發展和成長這一價值取向。第二，發展文化重視教學工作和教師的專業發展，且將教學本身看作為學術的一種類型，即教學學術，而開放大學將教學作為其“主業”，理應重視教學活動、教師發展和教學科研。開放大學教師通過行動研究的方式開展教與學研究，并將教研成果應用于課程設計和開發，這無疑有利于提升教學質量、促進學生發展。第三，開放大學是新型的高等教育機構，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之中，進行發展定位和整體規劃研究有助于開放大學的發展和成熟，這也是發展文化所倡導的一個方面。綜上，開放大學可將發展文化作為自己的主導文化進行建設，樹立服務于學生發展、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辦學理念，同時注重教師發展和大學整體的發展。

　　（二）把虛擬文化發展為開放大學的主流文化

　　在將發展文化作為主導文化建設的同時，開放大學也應將虛擬文化作為其主流文化進行建設。網絡和信息技術在教育教學活動中的應用不僅促發了大學虛擬文化的產生，同時也成了大學虛擬文化的最直接體現，而開放大學的辦學離不開網絡和信息技術的應用。開放大學“只有通過衛星、電視和互聯網等載體，建設遠程教育數字化公共服務平臺，形成覆蓋全國和本區域、社區和家庭的教育輻射”，才能實現其促進終身教育體系建設和學習型社會形成的歷史使命[19]。開放大學對網絡教育的依賴越來越大，借助于網絡教育的開放大學將分散各處的學習者、施教者以及教與學的資源和設備連接到一起，開展各項教學活動，具有很強的靈活性、便捷性和開放性。開放大學的運作模式也充分體現了開放、共享、靈活、協同等虛擬文化所包含的價值理念。首先，虛擬文化強調大學在知識生產和傳播過程中與大學之外的組織建立廣泛聯系，而開放大學也試圖“依托各種社會力量支持和參與”，包括構建“大學支持聯盟”、“企業支持聯盟”、“行業支持聯盟”和“城市支持聯盟”，即與普通高校、企業、行業和政府部門等各類組織建立廣泛的聯系。第二，虛擬文化重視共享，而資源共享也是開放大學辦學的基本理念。開放大學一方面要“積極推進課程和學習資源開放，讓全社會共享”；另一方面要“積極推進學習平臺的開放”，為其他“教育機構和教育項目提供幫助和服務”，“搭建全民終身學習的大平臺”[20]。第三，虛擬文化主張根據需求靈活地進行組織創新、制度創新和模式創新，而開放大學在學習安排的方便性、資源配置的靈活性等方面表現出很強的創新力。為適應不同學習者的需求，開放大學在學習者入學資格與學習時間、學習地點、學習期限、學習內容、學習方式等方面均有很大靈活性。在資源配置、特別是師資配置上，開放大學也表現出很大的靈活性。開放大學本著“不為所有只為所用”的理念，廣泛聘請國內外高校的專家、教授及社會上的行家里手來擔任主講教師或輔導教師[21]。這些“兼職教師的來源渠道廣泛，選擇余地大，不僅可以緩解開放大學教師數量上的不足，而且可以優化師資隊伍結構，同時也有利于加強校企之間、學校與社會之間的溝通與聯系[22]”。最后，追求協同性也是虛擬文化和開放大學建設理念的一個共性。為適應復雜多變的內外部環境，開放大學在組建跨部門的內部網絡和跨組織的外部網絡方面均表現出很強的能力，即通過合作網絡將各部分的核心專長有效地集成在一起，形成成員之間協同作戰、互惠互利的關系。積極推進社會公共服務平臺和體系的建設就是開放大學追求協同性的重要體現，開放大學在辦學基礎上，“為辦學者和學習者提供社會化、第三方的”服務，搭建“立交橋”，構建“課程超市”和“學分銀行”，目的就是促進終身教育體系和學習型社會構建中各級各類教育間協同關系的形成，實現“縱向銜接、橫向溝通”。

　　（三）把學院文化作為開放大學發展的內在驅動

　　開放大學在文化建設中應積極發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學院文化，將其作為自身發展的重要內在驅動。學院文化是大學的傳統文化特質，建設學院文化不僅會使開放大學更像一所“大學”，對提升開放大學辦學質量和實力也十分有益。開放大學的辦學面向社會大眾，面向一切有學習需求的群體，這與學院文化的精英教育理念截然不同。實際上，開放大學的出現對傳統精英式教育來說是一場重大革命。但是，開放大學對學習者的“開放”并不意味著要“放開”在教育質量上的要求，“寬進嚴出”是開放大學應堅守的基本準則。英國開放大學在創建時確立了保持與傳統大學相一致的教學質量標準這一重要辦學原則，為其后續發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我國開放大學的建設也“把質量放在首位”，將教育質量視為發展的生命線，這一點正是開放大學學院文化建設的根本和主要體現。注重學術研究是學院文化的傳統之一，開放大學在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方面也應該有所建樹。首先，在學科領域方面，開放大學應保持自己在教育學，特別是遠程教育、教育技術、繼續教育、成人教育、職業教育、社區教育、終身教育等領域的研究特長和優勢。應該說，開放大學在教育研究領域內已經打下了較為扎實的基礎，電大系統主辦的多本雜志，包括《開放教育研究》、《遠程教育雜志》、《中國遠程教育》等在我國教育類雜志中占據了一定份量，電大人的科研也是碩果累累。開放大學應在教育技術、遠程教育等研究領域設定更高的目標，在這些領域率先走向國際。同時，開放大學還應重點發展一些有一定基礎的學科和領域。國際開放大學的典范—英國開放大學除了在教學研究領域的卓越成就外，在空間科學、計算科學等領域也產生了很大的學術影響，對英國開放大學的整體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這一點值得我國開放大學引以為鑒。其次，在科研類型上，開放大學可保持以應用型研究為主的特色，這也與其注重培養應用型人才具有一致性。開放大學應珍視面向實踐的研究，避免理論和實踐相隔離、相脫節的弊端，突出服務于社會的研究理念。此外，在科研模式上，開放大學可發揮自身開放、共享、靈活及協同的特色優勢，積極開展跨組織、跨學科、跨地域的合作研究。不可否認，學院文化建設對開放大學來說具有一定難度，還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一，作為開放大學基礎的廣播電視大學學院文化氛圍不濃，在學術研究方面比較薄弱，除在遠程教育和教育技術等優勢領域外，其他領域的聲音非常弱小，缺乏屬于自己的學術大師和有影響的學科帶頭人。開放大學在建設中要特別關注到這一點，既要積極開展學術研究，但也不應提出過高的要求。其二，盡管取得了“質量是開放大學的生命線”的共識，但在建立怎樣的教學質量標準方面仍存在一些爭議，或者說對“寬進嚴出”中“出”的標準還存在不甚明確的地方。其三，高質量的教學和高水平的'科研均離不開雄厚的師資隊伍，因此開放大學學院文化建設的難處仍然歸結于師資建設方面。如前所述，開放大學在師資配置上比較靈活，采取“不為所有只為所用”的理念與建設自身師資力量存在一定的矛盾。筆者認為，關鍵在于處理好兩者的關系，在“拉進來”的同時也注重“推出去”。也就是說，在充分利用外界專家、學者，即“拉進來”的同時，也要借助這些專家和學者培育自身師資，壯大自身力量，并讓自己的專家、學者與外界有更廣泛的合作，向外界輸出自身影響力，即“推出去”。

　　（四）把管理文化作為開放大學發展的重要支撐

　　管理文化應作為開放大學發展的重要支撐。首先，管理文化重視學生職業能力的培養，強調服務于所在區域或社區的發展，而開放大學也以面向從業人員培養應用型高級專門人才為主要辦學目標，強調服務于經濟社會建設的需要，兩者具有很好的吻合度。其次，管理文化追求效益，開放大學也非常注重教育的效益問題。開放大學的開放屬性形成了“低投入、高產出”的經濟發展模式，“可以在達到一定規模情況下做到在較低成本狀態下培養大量的社會所急需的各類人才”[23][24]。網絡和遠程教育手段的應用、在師資配置上的靈活性等都是開放大學提高辦學效率的重要舉措。最后，和管理文化所強調的一樣，開放大學的有效運轉也離不開強有力的行政管理系統。開放大學基于廣播電視大學的轉型發展和成功建設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管理體制和機制的革新，需要強大的管理領導力來推動。管理文化強調清晰的目標、明確的職責和有效的監管，這些理念對開放大學的運作來說也尤為重要。其一，為了培養學習者的職業技能，開放大學十分注重培養目標的清晰界定，以及根據培訓目標對教學結果進行清晰的評定。其二，開放大學的教學往往被拆分為多個環節由多個部門共同承擔，比如資源設計、資源制作、資源傳遞、主講教師教學、輔導教師教學、學習支持服務、考試等，這就需要使各環節和各部門的任務清晰、職責明確，以保證整體目標的實現。其三，開放大學的教學也建立在有效的監管之上，包括對教師的監管和對學生的監管。對教師的監管主要在于考察教師的教學是否符合相關規范和要求，比如輔導教師的輔導規范；對學生的監管主要在于確保學生學習的真實發生和學習質量，做到“寬進嚴出”。開放大學建設過程中還存在很多的管理難點需要化解。首先是系統辦學的管理問題。眾所周知，作為開放大學基礎的廣播電視大學采取系統辦學的模式。開放大學組建中“最大問題之一就是如何協調系統不同組成部分之間的差異，這些差異包括層級差異、區域差異、利益差異等，處理不好很容易導致系統的結構失調、功能失調、效益失調，降低開放大學的自組織能力”[25]。其二是管理太過集中的問題，作為開放大學基礎的廣播電視大學具有很深的計劃經濟烙印，在很多方面都高度集中、統一，“層層計劃、指揮”，存在“官本位”、“行政化”、“官僚化”傾向[26][27]。其三是兩種體制不銜接的問題，電大系統在管理上實行的是“各級政府辦學、教育行政部門管理”的體制，在教學上則實行“統籌規劃、分級辦學、分級管理”的體制，下級電大在教學業務上接受上級電大的指導，而“兩種體制之間沒有相互溝通與聯系的機制”[28]。基于上述問題，我國開放大學急需在管理體制和機制上有所革新和創新，且需要強有力的管理領導權來提供保障。有學者為此提出“應當成立以政府為責任主體的開放大學建設與發展領導小組”，“對開放大學建設與發展中的重大問題進行決策，對開放大學建設與發展中的相關矛盾及困難進行統籌和協調等等”[29]。此外，開放大學在是否和如何提供社會化服務平臺等方面也存在一些爭議。比如，有學者指出，“‘立交橋’不能搭建在開放大學中”；建立學習成果認證機構“不是建設開放大學的任務”，“開放大學是被認證者，絕不是開放大學自己認證自己”；“‘學分銀行’的建設工作不是開放大學一家便可包攬得了”[30]。基于此，筆者認為開放大學管理文化的建設還應注重其合作管理、跨組織管理能力的提升，需要構建相應的管理機制為開放、共享、靈活、協同式的辦學提供有力支撐。

　　（五）將實體文化作為開放大學發展的必要輔助

　　從文化間的關系看，實體文化是虛擬文化的反文化，作為虛擬文化的對立面而存在。開放大學應根據需要建設自己的實體文化，以此作為開放大學發展的必要輔助。實體文化看重校園環境、場地和建筑物等對大學的價值，而這顯然不太適合于以網絡和遠程教育為重要手段的開放大學。開放大學不宜大搞土木建設，更不應該與傳統大學在校園建設方面進行攀比。但開放大學也應具備必要的校園設施，且應充分體現其面向大眾、服務社會的宗旨，體現以網絡信息技術為重要依托的特色，體現以學習者發展為中心的理念。開放大學的校園主要用于為學習者的相聚和面對面的交流提供支持，對網絡和技術帶來的隔離感進行必要彌補，所以，應體現親切感、歸宿感和便捷性。開放大學校園內的實體活動主要包括“面授輔導、期末考試、開學典禮、畢業典禮、班級活動和校園文娛活動，這些活動是體驗實體校園文化的重要機會”，應在這些活動開展過程中“充分展示校園人文環境，展示工作人員熱情、主動、勤懇的工作作風”[31]。實體文化還十分注重各種標識、徽章在育人中的作用，開放大學在這一方面則是可以大力借鑒的，只不過是需要更多地通過各種技術媒介來表現和傳遞這些標識、徽章等。實體文化還格外看重各類儀式，開放大學也應盡力為有需要的學習者提供參與的機會，增強學習者的歸宿感，拉近學習者之間、學習者與學校之間的距離。

　　（六）將擁辯文化作為開放大學發展的重要補充

　　擁辯文化主要強調相關群體對大學治理和管理的權力共享，避免因職務或學術地位膨脹所帶來的弊端和不公，這對開放大學的辦學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開放大學的利益相關者眾多，主要包括：管理人員、主講教師、輔導教師、技術支持人員、資源和信息內容支持人員、學習點（中心）工作人員、學生、用人單位等。這些利益相關者都應當以合適的方式參與到開放大學的治理中來，以開放大學共享的精神和理念為基礎進行有效溝通和權力分享，做到充分考慮各方的主張。開放大學的教職員工還有專職和兼職之分，而積極推動兼職教師參與開放大學的治理和管理對開放大學來說尤為重要。開放大學應“征求兼職教師對開放大學事業發展的意見和建議”，“為兼職教師發展營造良好環境，使全體兼職教師干事有舞臺、發展有空間”[32]。

　　大學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系統，開放大學也不例外，開放大學的組織文化是多種文化特質的混合。綜合來看，開放大學的文化建設應以發展文化和虛擬文化為主導和主流，以學院文化和管理文化為驅動和支撐，以實體文化和擁辯文化為輔助和補充。作為大學的一種，開放大學在文化建設方面實際上與其他大學有許多相同的地方，關鍵在于建設和發揚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品質。總體來看，發展文化和虛擬文化是最能體現開放大學特色的兩種組織文化，是開放大學文化建設的重點和關鍵，這兩種文化在開放大學的基礎—廣播電視大學中已經有很好的體現，開放大學文化建設需要對這些傳統理念加以繼承、凝練、提升、完善、發揚及落實。學院文化和管理文化是開放大學文化建設的難點，這是因為學院文化和管理文化對一所大學來說具有根本性和基礎性，如果沒有學院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設和完善，富有特色的發展文化和虛擬文化也會因為底子和基礎不牢而難有長足發展。為此，開放大學文化建設也應對如何建設符合自身特點的學院文化和管理文化加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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