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古代譯場制度的內在機制及現實意義論文
摘 要：中國歷時千年的佛經翻譯過程中，發展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翻譯組織形式---譯場合作翻譯。這種立體化翻譯合作方式組織嚴謹，分工細致，規范化的組織和科學的翻譯程序極大提高并保證了古代佛經典籍的翻譯質量，對于網絡時代背景下的翻譯項目管理有著很強的借鑒意義。本文通過解讀古代譯場制度內在機制，分析闡釋其現實意義，提出現代翻譯合作形式改良的新思路，認為當下翻譯市場急需建立以學術規范為價值指向的"譯場"式翻譯制度。
關鍵詞：譯場 合作翻譯 翻譯項目
佛經的漢譯始于東漢，綿延十個世紀，留下了浩如煙海的佛經卷帙。在歷時千年的佛經翻譯過程中，發展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翻譯組織形式---譯場合作翻譯。這種立體化翻譯合作方式組織嚴謹，分工細致，規范化的組織形式和科學的翻譯程序極大提高并保證了古代佛經典籍的翻譯質量。本文分析探究了佛經譯組織運作的方式特點，探索現代翻譯合作形式改良新思路。
一、譯場組織制度與司職分析
佛經翻譯始于后漢桓靈時代，極盛于隋唐，式微于宋元，之后完全沉寂。最初的佛經漢譯，由粗通漢語的外國僧人獨譯，往往翻譯不確切，出現道安指出的"先后傳譯，多致謬濫"的情況。后來逐漸改為外國僧人與漢人合譯：外國僧人口譯，漢人助譯并寫成漢語，分別稱為"傳言"和"筆受"。盡管是兩人合譯，也常常出現宋代高僧贊寧在《高僧傳三集》中描繪的現象："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椀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難通"。故佛經傳入初期所譯諸經，鮮有質量上乘的譯品，后人往往加以重譯。晉朝時漸有數人合譯，前秦苻堅開始組織譯場，聘請中外名僧協力分工。趙政和釋道安主持譯場時，不但增加了人員，而且有了較細的分工，譯經程序方面增加了記錄梵文、證義和校對三道手續。譯場組織雖尚未嚴密，但傳譯程序已非常慎重，譯經質量明顯提高，很好地奠定了譯場集體翻譯工作制度的.基礎。到姚秦時期，鳩摩羅什主持的逍遙園譯場，規模空前，譯經場分工較道安時期更為精細，增加了證梵本、潤文等程序，譯場翻譯制度開始健全。至唐代，譯場經過長期的俄發展，形成完備的組織與質量保障制度。根據宋代贊寧的《宋高僧傳》卷三記載，唐代的譯場職司多至十二種，其中"潤文"、"證義"等職往往由多人分擔。宋代譯經院的組織制度基本沿襲唐代，在唐代司職基礎上或刪或增，略有變化。宋譯場固定了不同職司的工作坐位，宗教色彩更為濃厚。據南宋志磐《佛祖統紀》記載："第一譯主，正坐面外，宣傳梵文。第二證義，坐其左，與譯主評量梵文。第三證文，坐其右。聽譯主高讀梵文，以驗差誤。第四書字槃學僧，審聽梵文，書成華字，猶是梵音。第五筆受，譯梵音成華言。第六綴文，回綴文字，使成句義。第七參譯，參考兩土文字，使無誤。第八刊定，刊削冗長，定取句義。第九潤文，官于僧眾南向設位，參詳潤色，僧眾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儀整肅，所須受用，悉從官給"。
綜上所述，古代譯場制度從早期的簡單粗疏發展到成熟完善，特別是唐宋譯場組織系統嚴密，翻譯程序環環相扣，不同司職的設立，使得立體化的翻譯分工合作模式制度化、科學化。各個司職職責明確，分工清晰但聯系緊密，互相牽制。譯場翻譯過程中，譯主、證義、證文等職司研討經文、審核原文是否有訛誤、譯文與原文意義是否有出入，從而保證了對原文的準確理解；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梵唄等司職，通過校勘、加工潤色等多道程序保證了譯文表達的純正流暢，監護大臣為譯場的正常運作提供了有效的組織保障。
二、古代譯場制度對于現代翻譯合作的借鑒意義
古代譯場合作翻譯制度是一種立體化、多方位的質量保障和監控體系，譯場的職司與翻譯過程的各個要素緊密相連，科學分工和多道工序保證了譯文的準確性和可讀性，大大提高了翻譯質量。這種合作翻譯形式在后來的翻譯活動中被廣泛應用。清朝有同文館和江南制造局,現代有中央編譯局,都不同程度地傳承借鑒了古代譯場合作方式，分工協作完成了許多個人無法完成的大型翻譯工程。在翻譯事業蓬勃發展的21世紀，對于現代翻譯市場的規范化和大型翻譯工程的開展同樣有著重要的借鑒價值和參考意義。
1、 網絡時代背景下的翻譯合作形式分析
日益加深的全球化，翻譯活動不再局限于占翻譯生產不到1%的文學翻譯，與社會、經濟、文化傳播等的關系更加密切，截至2009年12月，我國在營語言服務企業為15039家，翻譯和本地化服務外包業務年產值達到120億元以上。（黃友義）面對如此龐大鮮活的需求市場，翻譯作為一個技術知識服務性質的產業，今天的價值在于根據已有的數據創造出新的知識，將專家信息流傳達給潛在的、用于各自目的的接受者，更加有效地為其它行業增加高附加值的產品。2003年，由張南軍、陳忠良等人起草的第一個國家翻譯服務標準出臺，標志著我國翻譯服務在繁榮中開始走向有序。
目前翻譯市場上典型的翻譯流程表現為：客戶下單---項目分析---譯員安排----翻譯（專職翻譯會對稿件進行前期的術語統一，保證翻譯稿件術語的準確，使用專門的軟件如雅信CAT，SDLX等統一專業詞匯，確定語言風格，譯文格式要求）---初審（對譯件進行文字校對和專業校對）---定稿（根據客戶需要，進行二次審校，以符合該國的語言風格）---編輯排版---客戶反饋。
以上翻譯流程中，翻譯項目負責人對專業術語、語言風格、格式要求進行統一，然后分配給譯員進行翻譯，隨后對譯件進行文字校對和專業校對程序，相當于古代譯場中筆受與校正兩個環節，對于類似于"證義"和"潤文"的兩大重要協作環節缺失了，因而很容易造成集體協作名義下的單兵作戰，特別是大型的翻譯項目，翻譯質量往往差強人意。
2、古代譯場制度帶來的啟示
世紀之初能否重開譯場？21世紀的今天，基于互聯網技術的翻譯協作日益加強，是否可以借鑒古代佛經譯場嚴謹的合作方式，在大規模的文獻翻譯、典籍翻譯、科技資料翻譯等大型翻譯項目中重開譯場，并使現代化意義下的譯場運行制度化、規范化、常規化？筆者認為，當下最需要建立的是以學術規范為價值指向的"譯場"式的翻譯制度。譯場在佛經漢譯和傳播過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國傳統翻譯理論形成和發展的搖籃，獨特的立體化翻譯合作方式以其豐厚的譯學成果證明了翻譯合作的可行性和科學性，在當今網絡時代背景下彌漫的單打獨斗式的翻譯主流形式提供了極佳的借鑒模式和優化思路。
在計算機輔助翻譯日趨占據人們的視線，各種現代科技支撐下的翻譯方式給翻譯帶來嶄新領域的21世紀，協同合作仍然有著亙古不變的意義。筆者認為，可以借鑒精選助手式的制度模式，在網絡連接的時代，通過互聯網，建立"譯場"式翻譯服務管理制度，使傳統的"面對面"團隊與機動靈活的"虛擬團隊"相結合，虛擬譯場與現實譯場相結合。以學術規范為價值指向，切實貫徹執行2003年出臺的翻譯服務標準；譯員準入制度化，改變目前翻譯市場上魚龍混雜的狀況；譯員身份職業化，在職業化設置時，改變現在較為單一的職位設置，提供類似于譯主、證義、證文、度語、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的崗位；譯才多樣化，發掘各類人才參與翻譯團隊，建立翻譯人才蓄水池；翻譯教學實踐化，現代化的譯場也可以成為培育翻譯人才的基地。借鑒古代譯場的立體式翻譯合作制度，不僅對于全球化背景下日趨增長的本地化產業、大型科技項目、典籍翻譯等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同時有助于倡導審慎的翻譯態度，弘揚求真精神，繁榮翻譯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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