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解放語文的論文
解放語文,我們必須以人文素養的培育和建設為目標來完成這一浩大的工程。只有這樣,才能讓我們每一個學生,包括每一位老師都能在教學活動中自我感悟,自我思考。
把語文從應試教育中解放出來,把語文從爭論中解放出來,把語文從書本中解放出來,把語文從教室中解放出來,把語文從心靈中解放出來。
目前提出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結合,只能又把語文拉回老路。因為人們對“學習”和“實踐”這兩詞的認識一直有個誤區,認為“學習”和“實踐”必須在學校構造的學校教室里,而不在自然不在社會中,對于檢驗實踐,我們認識到的也只教室里的實踐,考試中的實踐,而從來沒有關注社會生活的實踐,而這才是實踐的真諦,脫離了生活的實踐就像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無的之矢而無收獲。
這樣的認識產生于落后的教育觀念。為此我們必須樹立和倡導科學的教育觀。
讓我們再來看一看筆者的一篇名為《悲哀著你的悲哀》,倡導科學教育觀的文章:
《宿遷日報》4月11日報紙上登了篇玉嬌寫的《這樣的作業誰來完成?》的關于教育話題的文章,文中說“盡管減負的口號叫了很多年,盡管重視能力開拓思維叫嚷了很多年,但稍一留心就會發現——一年級的孩子伏案至深夜,是要把漢語拼音抄寫幾百遍,二年級的孩子挑燈夜戰,是在單調地抄寫簡單漢字,三年級的孩子奮筆疾書,為的是把老師課堂上的板書重寫幾遍……”
我們這位作者的觀察十分細致,用詞也十分準確,行文也表達了自己鮮明的態度,準確地反映了目前小學教育的現狀,值得肯定。時下,教育越來越受到重視,因為它不僅關系到祖國的未來,更關系到千家萬戶,關系到我們每一個人,如果大家都能認真地關注教育現象教育問題,那么我們民族素質的整體提高就真的可以指日而待了。
但只是認真關注、認真對待還不夠,我們的教育不僅是學校的事情,也是家長等許多非教育人士的事情。這里面就有如何正確對待教育的問題,不僅我們教育者要正確,也要想方設法地讓我們學生和家長也能正確對待教育問題。因此,倡導一種科學的教育觀,才真正有利于教育的發展,有利于人才的培養。
文中又說:“更為嚴重的是,在動聽的號令下,孩子們還得接受許多不知所云的大任務:小學二年級的小孩要求寫題目是‘如何做偉大的中國人’的作文,初二的學生要做‘如何解決就醫難’的議論。而在打著各種旗號進行的各類競賽中,中學生的論文題目也足以讓專業人士倍感吃驚,或者哭笑不得:《談地球臭氧層的破壞》、《論現在的學生德育教育》、《珠江流域水污染研究》……這樣的作業由誰來完成呢?顯然,除了極少數的天才之外,中小學生們對這樣的作業大多是不知所云,所以辦法只有兩個。第一,家長代勞;第二,抄襲了之。抄襲的途徑,一是抄同學的和‘作文寶典’之類的書籍,另有一些則上網搜索,然后剪剪貼貼就大功告成。”
倡導科學的教育觀,首先要倡導家庭的科學教育觀。我們說時下一些教育者已經不再把“學習”簡單地定義為“在學校在教室的學習生活”,但我們社會上的絕大多數家長在看重分數的背景下還認為學習就是“在學校學習”,他們還不理解剛寫進中小學新課標中“實踐”一詞的真諦。引文中作者的態度告訴我們,建立科學教育觀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它直接影響我們教育改革的步伐和成果的鞏固。
著名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曾經發自肺腑地說:“每個孩子就其天性來說都是詩人,但是,要讓他心里的琴弦奏響起來,要打開他的創作源泉,就必須教給他觀察和發覺各種事物和現象之間的眾多關系。善于用我們的慧眼從事物的一切關系的中心觀察它們的能力。”他舉例說,例如老師把學生帶領到河岸上去,讓孩子觀察太陽怎樣染上絢爛的色彩。教師在學生觀察的基礎上要幫助他們表達思想所需要的詞匯來,幫助他們造句。在他看來,教會學生觀察與教會學生思維是不可分離的。從接觸大自然開始,到養成對周圍事物及生活的分析,為了培養學生的觀察與思維能力,蘇霍姆林斯基在為學生所擬的236個俄文題目中屬于觀察寫生類的就有115個,占總數的50%,比如《春天的第一朵花》《燕子筑巢》《落葉有哪些顏色和色調》《第一次冰凍》等。其中還有讀書筆記類的,一共有98個,占總數的42%。由此可以說明,他對培養學生觀察能力及分析事物能力的重視。值得一提的是,蘇霍姆林斯基在作文例題時,十分注意為學生提供一些能夠使其充分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和見解的測驗性作文。例如:《我即將走向獨立生活時的想法》《我的幸福觀》《人生中的公與私》《我們這一代對祖國和人類的天職》《人能不能成為理想的人》等。
玉嬌的文章給我們傳達出一個喜人的信息,那就是我們的一些學校已經注意到“學習”不僅是學書本,還要從周邊的生活實踐中去學習,而實際上,正是這種實踐中的學習對人的一生影響更為巨大。
反思我們的基礎教育,不僅存在重理輕文的現象,也存在重課內書本學習輕課外閱讀的現象,還存在重接受理論輕自我實踐的現象,這些都是我們基礎教育亟待解決的問題。學校能邁出這一步,已經相當不易,如果沒有家長及社會的認可,學校這只剛邁出的腳可能還會縮回去。
北京社會科學院的上官木子老師也說,發達國家的基礎教育對研究能力和寫作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國外很多國家的學校教育從小學低年級就開始訓練學生收集、查找、檢索、分析信息并結合社會生活按科學研究的程序寫論文。這種研究性的寫作訓練與我國為應試而進行的作文訓練有著本質上的差別。在研究性學習過程中,學生學會的最重要內容就是如何站在知識總體之上選取為己所用的知識,以及如何將所學的知識排列組合出新的陣容。其結果是,最初表現在閱讀,寫作、收檢信息能力上的優勢,最后表現在判斷、組織、運籌能力上的優勢。
從這一點講,我們的學校做的是多么地可貴啊,不僅兼顧了觀察和寫作,還兼顧了孩子們的各種能力的提高。但孩子們表現如何呢?孩子不會,家長為何代勞?為何不引導其一同探究?孩子抄同學的作業或抄《作文寶典》,說明他正有完成作業的強烈欲望,如果能引導其向完成作業的同學學習,一起探究,不是提高轉變得更快嗎?至于他上網搜索“然后剪剪貼貼大功告成”,這正是查索、閱讀、組合、寫作的正常過程啊,不是值得大力表揚嗎?還有什么值得驚詫莫名的呢?
作者玉嬌在文中還說,那些作文題脫離了學生生活的實際,脫離了實際的作業,這會影響我們的未來。實際上不是“脫離了實際”,而是這樣正拓寬了我們的學生生活,豐富了學生的視野,提高了學生的境界。學生沒有視野的廣度怎會有思維的深度。至于說這些作文題是“脫離了實際的作業”,那么是不是說讓一年級的孩子把漢語拼音抄寫的遍數減去一半,以前伏案到深夜,現在到“淺夜”讓二年級的孩子少抄些簡單漢字;讓三年級的孩子少抄幾遍老師課堂上的板書才叫作業?
誠然不是的。什么樣的作業才是合理的作業?這個有必要告訴我們家長,只要是培養孩子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不是簡單的模仿抄寫記憶的,能夠給學生帶來身心愉快的都應該值的肯定。例文中所提到的一些作文題,恰恰具備這些素質。
至于文章最后把這類作文題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吹遍了祖國大地”的新八股劃上等號,便說“假大空的風氣依然盤踞在學校教育之中,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的話,這只能讓我們每一個教育者為現在的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而感到悲哀。痛定思痛,我們只有把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結合起來,共同提高,才能全面提升民族素質。而現在迫切要做的就是要倡導一個怎樣的科學教育觀。希望我們大家都來思考,這樣也許能找到一個好的答案。
但愿以上內容不是盤踞在學校教育之中的“假大空”。
只有在科學的教育觀念下才能產生科學的教育評價體系。教育評價體系問題前文已有論述,此處不再贅述。也只有產生科學的教育評價體系,才能產生科學的教育制度。我們現在還是應試教育那一套,大家都深受其害,有切膚之痛(筆者認為它不久的將來就會退出歷史的舞臺),也不作多論。還是來看一看人們并不為更多人關注的課程設制吧。
我國基礎教育課程的設置不僅側重理論、側重書本,而且是側重少數幾門“主科”。僅以目前小學的課程為例,除了“大三門”語、數、外和“小三門”音、體、美以外,還有勞動課、科技課、社會課、自然課等課程,這些被稱為“副科”課程無論從哪一門來看都設計得很完美,不僅內容豐富、生動有趣,而且還包含了大量的動手的作業,但學生們被告知,這些課程中的大多數內容都因為缺乏足夠的課時而不能講授。語文、數學、英語三門課的作業也占據了學生的大部分課余時間。
中小學階段主副科的劃分,以及在課時分配上各學科之間鮮明的主次地位,構成了學科的等級化,這種等級化課程的結果,必然影響學生知識結構的合理化建構以及各類知識間的平衡,也會影響學生正確認識知識整體,并導致群體偏科的現象,即將所有的學生精力集中導向少數學科,構成群體知識結構的整體性缺陷。
上面兩文字引自北京社會科學院上官子木先生的文章,無疑更具科學性,從中我們不難發現問題,其設置的目的和導致的后果,明眼人一看就知。
在此課程設置下,我們再來看看我們是如何編選教材的。就拿我們現行的語文教材來說吧。我們的教材里自然也不乏雄篇美文,但就其整體而言,體現出來的陳腐氣息明顯地脫離了我們的學生實際,也難以跟上時代的步伐。為此,2004年春節,商務印書館新出的一套叢書,被作為“壓歲書”在北京推廣。它的總標題是“青春讀書課”中學生系列人文讀本。它就是由主講這套叢書的編者——嚴凌君老師,在深圳育才中學講了5年后,被深圳南山區教委向全區推廣的一套嚴老師自行編的教材,它打破了國家主管部門教材一統天下的局面。
無獨有偶,早在嚴凌君老師之前,山東青島的王澤釗老師,從刻鋼板油印到膠印,直至一套150萬字的《新語文》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不論書的形式怎么變化,但他編的這套書被學生深愛著這一點卻沒有變化。我想,語文教改要教的內容,也應該有教材改革的內容。他們兩位老師為我們語文教育工作者作出了表率,已經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打破了教材的編定,必然要求我們打破原有的考試評價體系。其中最重要的總題就是如何看待我們一考定終生的考試問題。我們不能把評價與考試對等。新課程要求我們把握好三個維度,即: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與態度價值觀的有機融合。考試對“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比較容易考查,而對“情感與態度”不容易關注。考試即使能考查“知識與能力”,但它所考查的.對象也只是在學生的知識儲備中、能力構成中占極其細小的比重,很難反映出學生綜合素質的全貌。因此,考試只是對學生進行評價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決不是對學生進行評價的全部。我們決不能以單純的考試成績來論學生的優劣,對學生的評價還要從思想品質、自學能力、特長發展等方面全方位地評價學生,我們除了在微觀上對學生進行量化評價以外,還要在宏觀上對學生進行質的評價。二是把教學與考試指揮錯位。過去教學圍繞考試轉,考試指揮教學轉,考試就是方向燈,考試就是指揮棒。其實,從本質上講,考試只是教學檢測的一種手段,是教學的一種輔助形式,是教學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決不能把教學與考試本末倒置,使考試凌駕于教學之上:必須矯正自己的思維,讓考試真正為教學服務,不能為考試而教學,而應是為教學而考試。為了真正達到考試為教學服務,教學為開掘學生智力,發展學生個性,培養學生綜合素質的良性動作,我們必須在考試方法上、題型的設計上、設疑的角度上認真地研究與思考,注重靈活運用知識,多學科地滲透整合,多項能力組合鏈接。這樣,我們的考試評價才能真正符合“課改”的要求,才能真正促動學生的全面發展,為學生終身發展奠定基礎。
劉輝平老師的這段話具有指出了教學與考試的真正的關系,對考試有著十分深刻的認識。在這里我還想借之發展一下。這樣去認定考試的地位,實際上是拯救了教學行為,充分尊重老師在課堂中的主觀能動性,承認他個人對教學的思考。從這一層意義上來講,實際上是教材的解放,既然如此,全國統一x材就沒有一點意義——本來就該這樣。而這樣做的客觀結果——也許是一些不愿看到的結果——學生得到了徹底的解放。沒有學生的解放想對學生進行人文教育無異于紙上談兵。但我仍不希望出現這樣的客觀結果,為什么我們不能先來個主觀認識然后再來重新思考我們的考試制度呢?我想不僅僅是這個問題,我們教育界的很多問題都犯了本末倒置頭痛醫頭的錯誤,比如對人文與母語的關系,必須要等到撞得頭破血流之后才能認識到問題,但那個時候只怕已經難得糊涂了。
讓我們再來從教法方面談一談對語文的解放。讓我們來看一段新課標里的內容:語文是實踐性很強的課程,應著重培養學生的語文實踐能力,而培養這種能力的主要途徑也應是語文實踐,不宜追求語文知識的系統和完整。這是以前大綱中不曾有過的提法,有著進步性。但我們對實踐的理解太過狹隘,有人因為語言的中介作用,因為語言只存在于人的聽說讀寫等言語活動及其成果之中,便認定只有從這個聽說讀寫四個方面加以實踐,并認定這是語文的唯一出路,是抓住了語文的本質。實際上,這就是典型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典型病癥。不能因為我們要喝水我們就去制造水。語言它來源于生活,來源于廣闊的生活,只有在廣闊的實踐基礎上,才能真正地掌握語言。不能因為人們只看到現在中學生的語文素養很差就抓住字詞句篇章不放,而看不到學生的情感因素。這恰恰是只追求工具性而忽視了語文的人文性,犯的是南轅北轍的錯誤。
沒從根本上解決觀念問題就去談教法,找到的總是落后的不合時宜的教法。因此我在此主張無為教法論,無為教法并不是無所作為的教法。盡管蘇霍姆林斯基有把語文的本質看作是文學說的失誤,但他對
語文教學的實踐中一部分內容卻觸及了“人文母語”的內核。他曾經說過,對于學生的智力發展而言,學校有兩個教學大綱:一個是必修知識的大綱,另一個是非必修知識的大綱。必修知識的大綱是教師按教學大綱的要求傳授知識,非必修的大綱是指學校大綱范圍以外的一切知識。在這里我要肯定的是他的后者,因為我們此時對前者強調的不僅是太多,而應該說是全部也不過分。他能讓學生走向自然,走向課外閱讀,解放學生大腦,并讓學生在有所見有所感之后來完成他布置好的開放性的題目,這無疑是可貴的,就是我們今天的老師也很難做到的。看一下我們今天學生作文的現狀,他們沒有生活閱歷,沒有知識儲備,沒有思想頓悟,沒有寫作的欲望,一到作文課就搜腸刮肚擠牙膏一般,這樣的訓練,就是訓練學生一生,也不會讓他們真正具有掌握運用祖國語文文字的能力。相反,如果他們在自由地看、讀、思之后,有一種身心的愉悅,他一定會用嘴巴用筆頭把自己的愉悅與人分享。要知道與人分享愉悅是人的天性,沒有人愿意用一種痛苦的方式告訴別人自己高興或是痛苦的事。而這恰恰就是對人性充分尊重的過程,這一過程體現的就包含人文教育的內容。至于蘇霍姆林斯基說的前一個大綱,對我們語文學科而言,也就是規范的問題,我認為我們對此沒有必要大動干戈,漢語語言文字的特點及其規律,讓給大學的高等教育去探討可能更合適。
說到此處,文章就要結束了,心中所想的只是想用一首詩來總結,那就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當然它不能跟《紅樓夢》相提并論,但它卻是一個語文教育工作者,一個浪漫主義的語文教育工作者的理想語文觀。目前,我們中小學語文教育的現狀已不利于培養新世紀合格的人才,勢在必改,但是,我們路在何方?尚待有志于此者共同探討,當然這里只是初探。
參考資料:
1、上官子木的《人文素養比數理能力更基礎》。
2、顏福雙《南方周末》的《語文就是語文——與余杰等商榷》。
3、王開嶺的《流逝的古典》。
4、 龐大岳的《在實踐中學習 在學習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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