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配置與生產效率分析論文3000字
資源配置與生產效率分析
西方主流經濟學框架下關于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分析，主要集中于金融體系是如何通過克服市場摩擦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這種摩擦包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在主流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框架下，Debreu(1959) 和Arrow(1964)較早認為，金融系統有助于改善信息不對稱(Diamond1984)和減少市場交易成本。通過金融系統的調節作用，如調配儲蓄，傳遞有用的市場信息以及監管治理結構，企業可以實現更有效率的投資和產出。同時，金融系統的資源配置效率也得到了提升。
相反，按照凱恩斯主義熊彼特主義經濟學的框架，金融系統的另一個重要功能信用創造，被認為是金融發展的生產效率。凱恩斯主義熊彼特主義認為金融對于經濟發展來說是內生的，金融系統的主要功能是在市場中創造貨幣和信用(Davidson，2002;Lavoie，1984，2006;Palley，1996)。金融系統為滿足公司的投資需求創造信用，將會把儲蓄分配到公司和家庭之中。信用的有效發展提升了金融系統的產出效率，這種從投資到儲蓄的信用創造過程與主流框架恰恰相反。
金融系統的兩個核心功能可以加以區分：在主流框架下是配置效率，而在凱恩斯主義熊彼特主義框架下是產出效率。其實客觀來分析兩者，這兩個框架并不矛盾，因為他們關注的是金融系統功能的不同角色：配置效率關注金融的質量(定性視角)，而產出效率關注金融的數量(定量視角)。
一、配置效率：定性視角
從早期Schumpeter(1934)以及Gurley和Shaw(1955)的研究開始就主張發達的金融體系會推動經濟增長更加迅速。基于索洛模型的新古典增長理論也認為推動金融系統發展與實際部門增長有兩個基本渠道：資本積累和全要素生產率(一般解釋為索洛剩余)。資本積累的來源是調配和聚集儲蓄。通過調配的方式，金融系統為企業提供資金并促成其運用新技術完成有效的投資項目，這將提高企業創新和更高經濟產出的可能性。定性視角的研究表明，金融系統發展提高了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但是由于市場不完善的存在(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降低了金融服務的質量，金融系統必須發展新的金融技術以降低信息不對稱的水平。
很多學者從金融系統的制度視角開始他們的分析研究。Merton和Bodie(1995)指出金融系統的功能和服務比金融結構要更加穩定。到底在經濟發展中金融系統所擔任的是什么角色，從功能論的角度會為我們提供一個更好的理解。根據Levine(1997，2005)，Merton(1992)，以及Mert on和Bodie(1995，2005)的理論，金融系統所提供的功能和服務可以分成幾個范疇，其中，資源配置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功能。具體來看，Levine(1997)首次將基本功能和服務總結歸類到四個范疇：聚集和調配儲蓄，獲取信息和配置資源，風險管理以及監管與公司治理。
1.聚集和調配儲蓄。金融系統的目標是實現資源配置的有效性，促進并提高家庭和企業擁有的儲蓄量。Arestis和Demetriades(1993)指 出 ，根 據McKinnon(1973)和Shaw(1973)建立的金融抑制模型，儲蓄被認為是非生產性資產和尋利存款的混合產物。這與索洛的增長理論中的總儲蓄假設相反。索洛的理論是基于這樣的邏輯，就是儲蓄影響市場中可貸資金的供應，并且提高投資水平進而實現經濟增長。
一般認為，一個完善的金融系統可以提高儲蓄運用效率。在Levine(2005)看來，金融系統的存在提高了交易效率。儲蓄者將自己的資金控制權借助金融系統移交到儲蓄機構手中，這個過程減緩了摩擦，不僅在個體聚集儲蓄的過程中減少了交易成本，而且降低了儲蓄者與潛在儲蓄使用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成本。通過儲蓄的調配，個體的金融資源融入到了群體投資當中，為自籌資金項目提供了充足的外部金融資源，直接推動了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儲蓄的調配是通過借助金融工具來進行的，例如，多元化的投資組合或者金融市場(如保險市場)。隨著這些金融工具的介入，風險的分散和流動性的提升得以實現。儲蓄的聚集也會影響公司的成長規模和速度，因為通過在項目中引進多種多樣的投資者，可以抑制生產過程中經濟效率的下滑(Acemoglu和Zilibotti，1997;Sirri和Tufano，1995)。
金融資源的聚集式增加，以及流動性約束的克服和潛在的科技創新，使得資金充足的金融系統，既影響了經濟規模，同時也推動了經濟增長(Bagehot，1873/1962;McKinnon，1973;Shaw，1973)。
2.信息獲取及資源分配。Merton和Bodie(1995)把決策過程中生成有用的信息視為金融體系的潛在功能，這可以幫助人們在投資前判定評估企業財務狀況的成本及市場狀況。對個體投資者而言：如果資金短缺和無法有效獲取、處理和生成有用的信息，將影響投資決策的行為。在沒有金融中介存在的情況下，個體投資者必須為獲取投資項目信息而付出成本。這一情況表明，當金融體系存在時，個體投資者為省去獲取信息的成本，而刺激了金融中介的產生(Diamond，1984)。從熊彼特開始，一些經濟學家陸續提出，金融體系能夠通過收集、處理和生成信息的方式，刺激技術革新，從而最終影響經濟增長(Acemoglu，Aghion和Zilibotti，2006;Black原burn和Hung，1998;Galetovic，1996;King和Levine，1993b;Morales，2003)。
3.風險管理。金融系統的另一個重要角色是通過交換和集中資源達到降低風險的目的。Levine(2005)曾指出，為了避免信息風險和交易風險，新興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常常需要借助于風險多樣化和集中化的工具。
此時需要考慮兩種相互區別的風險類型：流動性風險和投資失敗的風險。流動性風險反映了將資產轉變為交易媒介的不確定性。在金融體系中，有多種多樣的金融工具可以實現風險的分散和轉移，例如債券、股權和活期存款。而這些交易過程往往遵循著這樣兩個假設：一是，投資者通常不愿意放棄對其儲蓄的長期控制權;二是，高收益的項目通常與長期資本流動和投資存在正相關關系。Diamond和Dybvig(1983)還提出了兩個補充假設：第一，個體投資者很難判斷其他個體是否受到沖擊;第二，受到沖擊的個體更愿意在項目獲得收益之前收回本金。在這些前提之下，假設沒有相應的保障制度，那么就會促進金融市場的形成，從而減少摩擦與交易成本。此外，金融中介機構，特別是銀行，可以向個體投資者提供保障流動性的存款手段，從而實現流動性和收益性的均衡。
另外，還存在投資失敗的風險和缺乏多樣化的風險。基于高風險高收益和投資者通常為風險偏好者的邏輯，Gur原ley和Shaw(1955)認為，通過引入投資組合，金融體系可以將更多的資金投向高收益項目。投資組合理論認為，通過多樣化投資組合，可以使得創新項目(通常為高風險項目)的投資實現高收益。如此一來，經濟增長不僅可以通過資本積累來實現，而且還能依靠技術的不斷創新來實現(Acemoglu和Ziliboti，1997;King和Levine，1993b)。
4.監管和公司治理。Coase(1937)認為，公司治理是指當個體投資者通過金融市場實現項目投融資時，股權所有者為了實現收益最大化而對公司管理層施加影響的組織安排。根據Stiglitz和Weiss(1981)的說法，如果沒有公司治理，那么金融市場則無法收集到關于借款方的足夠信息，這會導致逆向選擇，并且限制儲蓄和資本的流動性效率。而監管機制可以讓公司的盈利和效率得到更好的保障。
Diamond(1984)認為，在恰當的金融安排下，金融中介不僅能夠減少監管成本，而且可以減少搭便車問題。金融中介機構的監管與股權所有者的監管是等效的。公司股票的價格也可以成為評價公司資產和管理層績效的一個工具(Dia原mond和Verrecchia，1982)，這樣會使公司治理更加有效。
McKinnons(1973)和Shaws(1973)關于金融抑制的論文中指出了在發展中國家更加自由的金融體系對長期經濟發展的支持性作用，有關金融和發展的主流理論主要強調了在提高分配金融資源效率時市場原則的重要性，在這些市場原則背后的基本假設是市場摩擦的客觀存在，即信息不對稱和交易成本的存在，因此他們認為，一個由市場主導的自由的金融發展體系是提升金融功能進而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
綜上，根據Levine(2005)的觀點，金融體系的幾個基本功能可以被歸類為一個總的主要的功能，即配置效率(Levine，1997，2005;Merton，1992;Merton和Bodie，1995，2005)。換言之，金融體系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將儲蓄和投資進行匹配。
二、生產效率：定量的視角
主流的金融發展理論認為，金融體系可以減少市場摩擦(信息不對稱和交易成本)從而給各部門帶來真正的發展。通過政策制定和拓展金融功能，一個更加成熟和廣闊的金融體系可以高效地減少市場摩擦，進而影響經濟發展。
與主流觀點不同的是，后凱恩斯學派，例如Davidson(2002)認為上述分析忽略了金融系統的許多其他極其重要的作用，比如信貸的功能以及基礎貨幣創造的功能，而這正是信貸的供給被看做是內生要素的原因(Palley，2002)。
將貨幣視為內生性的觀點可以追溯到熊彼特和凱恩斯。熊彼特最先指出貨幣創造是銀行的職責之一，通過發放信貸，銀行可以幫助那些高效率的企業使用新的要素組合，即新的技術。凱恩斯在分析產生貨幣需求的原因之一即融資動機時，特別強調了貨幣在金融體系中起到的作用。
而后凱恩斯學派將貨幣的內生性拓展到了一個更廣闊的分析框架之中，這通常被稱為內生金融，并被看做是后凱恩斯貨幣理論的核心觀點(Palley，1996，2002;Banchs，2006)。Lavoie(2006)指出，內生金融基于以下兩個假設：一是現實中總是會存在不滿意的顧客，這就意味著信貸配置可能會無法滿足每一個人的需求;二是金融中介總是能夠滿足企業的需求，這意味著在儲蓄投資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投資會帶來儲蓄。正是基于這樣的前提，商業周期中的原始資金主要來自于企業投資的意愿。
Davidson(2002)將信貸供給的內生性理解為收入導致融資的過程。他假設公司有著獲益的動機：通過增加借款來控制流動資金貸款，從而來應對不斷增加的產出帶來的更高的成本。假設現有的金融體系總是可以滿足企業融資需求的前提下，金融市場會積極回應企業的貸款需求，隨之而來的信貸擴張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內生的過程。在短期內，信貸供給的內生性擴張會帶來實際收入和價格的增長，一直持續到當市場達到一個新的、更高的均衡產出時，這一輪信貸擴張才會停止。相反，如果企業預期信貸需求會下降，這個過程就會向反方向運行，所以信貸供給就會內生性的減少，使得負債得到償還。
Nell(1992)指出，可以通過刺激信貸進而刺激有效總需求的水平來推動經濟的增長。Palley(1994)的信貸驅動模型也表達了類似的方法：通過擴張經濟體中的信貸總量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上述信貸創造作用的核心就是增加經濟體中的金融資源總量。
而主流經濟學理論框架中金融體系的作用是減少由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市場摩擦，從而提高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換言之，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為，儲蓄的發生是由于各個部門的個體做出了儲蓄的決策;而繼承了凱恩斯主義熊彼特主義觀點的內生金融理論則認為，儲蓄的產生是由于投資創造了收入(Dullien，2009)。投資是通過企業家的意愿被創造的，并且得到了銀行信貸的幫助。在這個框架下，分析的對象是金融和實體經濟的交互關系，并非金融系統本身。因此，在經濟發展中金融體系的主要作用是創造市場中的貨幣和信貸，而不是為了克服市場的摩擦。
與實際相結合，運用這個定量的觀點可以解釋為什么一些發展中國家既沒有主流視角下高效的自由金融體系，也沒有在經濟起飛之前出現儲蓄率的增長或者是國際資本的流入，卻依然表現出了強勁的經濟增長(Dullien，2009)。從生產效率的角度分析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可以發現金融發展的關鍵作用正是從虛無中創造信貸(Herr，2010)。當然如果把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什么能夠快速經濟增長的原因僅僅歸結為完全是信貸創造的結果的話，肯定不具有說服力，因為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分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運行基礎之上，是以為資本主義服務為目的的，而發展中國家所處的歷史階段與他們完全不一樣，再加上由于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經濟、政治、法律與文化制度，因此使用簡單的抽象的一般性的經濟原則來分析和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自然不會有準確的解釋力。
由Minsky早先提出的金融不穩定性假說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主流經濟學理論所忽視。雖然Minsky的假說主要關注的是短期不穩定性(Palley，2011)，而凱恩斯主義熊彼特主義的內生金融理論則聚焦的是經濟的長期發展，兩者的共同之處在于他們都認為金融是貨幣信貸和生產性投資之間的一個動態結合。而這一點同樣被主流學派所忽視。將金融發展看作是配置效率的觀點更多關注的是金融體系本身的發展，即各項金融功能的實現，而不是金融發展和實體經濟之間的動態交互關系。在主流學派看來金融發展是靜態的、孤立的，而凱恩斯主義熊彼特主義認為金融和金融過程是動態的、交互的。
三、比較分析
1.兩個分析框架的區別。為了便于討論兩個分析框架之間的區別，或者說是比較金融體系的兩個截然不同的`功能，有必要對投資資金的來源進行回顧。主流經濟學理論分析框架假設在任何投資活動發生之前，經濟體中已經存在著融資資源，金融體系扮演了中介的角色，通過中介能實現這些資源與企業投資活動之間的相互轉換。Palley(1994)認為，這個前提條件意味著儲蓄資金被轉換為可投資的貸款資金，即使出現了儲蓄和投資之間的市場摩擦，金融機制也依然會保持不變。Arrow(1964)和Debreu(1959)則持有不同觀點，認為完全市場和充分信息的存在意味著不需要金融機制來提高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并且貨幣被看做是外生的，因為貨幣供給是可以被中央銀行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進行調節的。Hahn(1981)也認為在這些模型中并不需要考慮貨幣。基于金融資源是由外生性稟賦所決定的，并且貨幣供給也是外生性的，金融體系的作用僅僅是幫助減少金融資源配置的低效率，而不是創造更多的資源。
凱恩斯主義熊彼特主義分析框架強調了信貸供給的內生性。由于貨幣乘數的存在，金融機制可以為了滿足公司的投資需求而憑空創造出信貸。在這個框架下，經濟發展可以通過信貸擴張，進而是通過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而實現。至于金融機制如何創造足夠的信貸來滿足企業的需求并且刺激產出水平和經濟增長，則是體現了生產效率的功能。基于上述兩種框架邏輯的動態商業周期。如前文所述，主流學派關注的是資金的質量，而凱恩斯主義熊彼特主義則關注信貸的數量。
2.兩個分析框架的聯系。分析配置效率和生產效率，我們可以看出，由于這兩者的內涵是不同的，因此應將兩者看作是互補關系，而非替代關系，由此對金融體系發展的探討也可以被看做是對儲蓄投資關系的分析。上述兩種效率的區別在于儲蓄和投資之間的因果關系，究竟是儲蓄導致投資，還是投資帶來儲蓄?可以通過對金融發展對儲蓄、投資及其因果關系的影響的分析，探究金融和經濟發展背后蘊含的機制，進而研究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發展的影響。
Lo，Li和Jiang(2011)認為上述的兩種理論模型代表了不同的發展策略，并且它們各自的發展路線是聚焦在金融中介促進經濟發展的不同方面。一方面，主流的金融發展觀點認為，在任一時期內，金融機制可以在給定的資源約束下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凱恩斯主義-熊彼特主義理論則強調了主要表現為發放信貸帶來實體經濟增長的金融機制對生產率的提高作用。在主流經濟學理論標準下的無效金融系統有可能是在其他理論視角下的有效金融系統。Yang(2006)和Lo et al.(2011)認為想要理解為什么一個無效金融體系可以促進實體經濟增長(例如中國)的關鍵在于兩種效率之間潛在的權衡關系。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中國金融機制帶來的高生產效率的效益大于其配置低效率引發的成本。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金融系統的兩個核心功能是有一定的區別，但客觀來講，這兩個框架其實并不矛盾，因為他們關注的是金融系統功能的不同角色而已。
四、結論
主流理論標準下的金融體系發揮作用的過程是在事前努力促進儲蓄，選擇最有效的投資項目;事中努力實施監督，處理信息與風險;事后努力解決委托代理問題。這是一種被動消極的方式，決定金融體系作用發揮程度的因素是前期儲蓄量的大小，最終作用的結果僅僅是減少資源空置，提高利用效率，金融系統對經濟的貢獻程度是受約束的。而在凱恩斯主義熊彼特主義的視角下，金融體系發揮作用的過程是在事前創造需求，努力滿足需求，事后進行儲蓄。這是一種積極主動的方式，其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大小取決于滿足了多少需求，最終作用的結果是創造出了新的資源，為經濟增長帶來了實質性的提高。
主流經濟學理論標準下的金融體系是在空間上發揮作用。金融部門通過搜集信息，分辨出需要使用資源和擁有閑置資源的人，通過資源配置，將閑置資源分配到需要的人手中，滿足不同空間的需求。而在凱恩斯主義熊彼特主義視角下，金融體系是在時間上發揮作用，通過創造信貸，實現投資與消費的跨時延續，滿足人們的跨時需求。因此，只有將這兩個分析框架下的不同解釋結合起來理解金融系統的功能，才能更加全面深入地考察經濟發展與金融的關系，特別是有助于理解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與金融的內在邏輯關系。如果單一地只采用主流經濟學理論分析框架用以指導一國的金融體系建設，而不考慮具體國家的經濟、政治制度、文化習慣及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肯定會產生錯誤的經濟決策，影響該國的經濟發展。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金融體系建設，更不能完全照搬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事實上方法論的簡單照搬往往會忽視中國經濟的許多特征，特別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特征，因此我們更需要綜合考慮其金融結構、組織制度、經濟改革和歷史淵源等，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的金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正確指導我們的改革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