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問題學術論文

　　在中學讀書的時候，自己就立下了將來要做一番“經國濟民”大事業的人生觀。這樣一個人生觀包含了英雄主義、領袖欲、或者權力欲望等成份。可是它的產生畢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下面幾種原因的影響：首先是我生長的時代背景，在我的過去一生中，（一九二三年出生到一九四九年止）是一個整個中國革命的年代，在這種時代洪流的沖擊下，年青的人都可能多少為革命潮流所影響。同時，我剛小學畢業的時候，因為我家里住在上海租界里，所以在整個抗戰期間（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我出國止），除了在十三歲的時候有過幾個月到內地傳奇式的去參加救亡工作外，就完全在那種半淪陷區的環境里完成我的大學教育。在這一冗長而極重要的一段時期里，我的思想便成了真空現象，對現實中國的認識完全是隔絕的。

　　當時惟一希望是抗戰快快勝利，而幻想勝利之后，中國會變得如何富強（這種強烈欲望貫串了我整個一生），所以當時亦就有了自己應該貢獻于完成這種事業的狂熱。并且田于我的家庭是中等資產階級，環境富裕，我這一生從不曾為小片面包而憂慮過，所以這樣的物質條件，支持著我的人生觀，朝著為本階級服務的這一方向發展。最顯著的說明我這人生觀的具體概念是站在最上層的政治社會上，用我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把中國搞好。我認識到中國這個國家的落后，要使它富強起來，但是我認為這是上層社會的大人物們的事業，依靠他們主觀的努力，就可以把中國搞好，這樣，就使我為了要做一個統治階級的特出人物而努力。

　　這一主流思想，影響或者整個的支配了我過去所有的行為及思想。譬如有了這樣一個思想后，就覺得自己比任何人來得“高明”，其他人都是在為生活問題而平凡地度完他的一生，而我卻對世界背負著這么一個崇高的責任，這種優越感，雖沒有經常的流露出來，那是由于我覺得要做一個“經國濟民”的人物應該有適當的修養，但是基本上它是深深地存在著的。譬如我這過去的歲月中都生活并呼吸在經院的象牙之塔里，由于這種事實更使我認為天下事物，尤其是“經國濟民”的大事情。都是天才人物（包括了我）的深思熟慮所創造并決定的。因此我對每一件重大的政治問題的態度都訴之于政治家們的良知以及智慧，這表示了我與現實生活的隔絕，對客觀事實存在缺乏感覺。我這主流思想影響了我的歷史行為的是我在讀大學的時候毫無猶疑的選擇了讀法律，因為我已想到法律是與從事政治事業分不開的，雖然我父親堅持要我學工程。

　　進一步的事實是我在大學畢業的時候馬上到美國去留學這一行為。當時自己的想法是到美國去鍍過金以后，才可以回到國內取得很高的社會地位。而這是過渡到我所希望要取得的政治社會中的最上層地位的一定過程。那一個政治家不是到過幾個國家的？到外國去念書，可以學得高深的理論。對我自己的智慧與能力，我是有自信的，但總感到沒有一整套的高深理論是再亦不能實現“經國濟民”的抱負的，這種求知欲與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企圖加上當時的虛榮心-到資本主義的王國去可以取得多少榮耀-是混在一起的。而在物質基礎上我父親為我遺下了一筆教育費，這些主客觀因素把我送到了美國。

　　這一歷史行為，無疑的對我的人生觀是有決定性的影響的，因為我在上面說過，有做一番“經國濟民”大事業的人生觀本身完全是個抽象的概念，我的階級出身為我決定了這一概念的具體基礎，但畢竟仍是缺乏內容的。這就是說有了階級基礎后，這一單純的人生觀已在本質上變為我是在為做一個統治階級的特出的人物而努力，但如何去參加統治，它的具體內容還是不存在的，由于這一行為-到資本主義的寶庫里去探求“經國濟民”的大道理，使這一人生觀在實踐以前的準備階段完全充實了。在那里，我埋頭讀書，結果是學得一大套高深而且“正統”的理論，我原來的人生觀從此有了具體而豐富的基礎與內容了。但是我何曾曉得我是站在由我自己階級利益為前提的基礎上，我的智慧與能力所代表的內容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或者是整個剝削階級所創造的思想體系！

　　它到底包含了些什么呢？是從十八世紀資本主義啟蒙學說起一直到帝國主義時代最新的世界主義止，這一整套的“正統”理論反映得最具體的，是我對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無限崇拜。我認為三權分立與尊重少數派這種政治形式是與天賦自由最適合的，我記得最足以說明我對三權分立的崇拜是表現在下面哪一小動作上，我最歡喜的一張相片，就是我在美國最高法院門口攝的那一張，那個大門口有著刻在大理石上面的幾個大字-“法律前人人平等”。我從不曾懷疑過能代表民主制度的，除了總統制與內閣制以外，還有什么形式。斯大林憲法亦曾當作參考資料看過，然而只有很簡單的反應-集權政治，與“民主”精神完全不合。我又對和平轉入社會主義，以及所謂“進步”（改良）資本主義有無限的響往。我自認從不敵視蘇聯，但總覺得一九四五年英國工黨上臺執政這一件事比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配我的胃口得多。這還表現在我對羅斯福“新政”與對他本人的崇拜，并在繼承羅氏衣缽的華萊士第三黨成立后，我亦積極去參加活動，雖然我不可能是該黨的黨員，而我參加最主要的動機還是著重在華氏的提出美國退出中國的這一政治主張上，但是這無論如何亦表示了我對“新政”，對改良資本主義的同情。我總認為羅斯福不死，美國不至于會這樣反動，世界上不會發生“冷戰”這一回事，中國亦不會搞得這么糟。無疑的，這種對改良主義的接受，就必然發展到我對一切現實政治問題的“中間路線”的立場。譬如對國內政治問題吧，我既壓惡蔣介石那種中世紀式的封建統治，但我亦反對中國被“赤化”；我既不愿中國被置在美國參謀長心目中的“戰略地區”，但我更不愿中國被圈在“鐵幕”內。

　　因此，我主張以自由主義者來代替蔣介石那一頑固集團，來組織一個可以包括共產黨的聯合政府。共產黨為什么要被包括在內呢？為了尊重少數派民主政治的精神。我指的自由主義者是那一些人呢？就是像我那樣抱“中間偏左”的份子，有能力，有修養，同時主觀上又積極希望把中國弄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度，才夠標準。因此，我認為中國可以成為美蘇二國之間的橋梁（正如英國的工黨一樣），世界上這二大體系可以通過國際組織而取得永久和平，并最后得到“合流”。因此，我對學校里所規定的聯合國的學習工作發生很大的興趣。事實上，我對羅斯福個人的崇拜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認為他“預見”了并“開辟”了這二大體系“合流”的前途。每次我坐在聯合國的會場上，我便想起了威爾斯所說的“天下一家”！由于這種幻想的發展，我就覺得“世界主義”可愛了。為了國際間的和平，為了人類的共同發展，為了要取得二大體系的“一致”，為什么大家一定要固執于十七世紀陳舊的民族主權呢？為什么不通過一個“世界議會”或者“世界政府”來調解一切“糾紛”呢？

　　為了上面這些原因，我在學校里專修了“國際公法”與“國際組織”，打定了主意，我要拿它作為我將來的職業與事業，因為這與我的“經國濟民”的抱負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就帶了這一大套完整而高深的理論以及與這相適應的生活作風與習慣回到了中國。不但是虛榮心得到最大的滿足，而以為從此以后我那醞釀了不知多少歲月的大換負，可以到伸展的階段了。在歸國的旅途中，我仔細的安排了我回國的計劃-貫徹我那人生觀到實踐中去的計劃，亦是我這一生前途的計劃。首先，我打算在大學里教點書，這表示我不是一個起碼，過全的人而是有一套的。可是我又決不愿終身做個教書匠，因為這會埋沒了我的抱負。另外我把律師業務作為我的工作重點，因為這一職業是可退可進的，可退的是假使中國還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下，內戰還在繼續中，那么我可以“潔身自好”而等待時機。但是內戰總是要有結束的，不管怎樣結束，（但我從未估計到是由共產黨的徹底勝利而結束這一點！）中國反正是應該實行民主xx的。

　　所以，我這律師決不是做一個“訟棍”之流，專門打錢債官司的，而是像美國那樣完全政治氣味的律師。譬如我所崇拜的羅斯福以及當時的副國務卿艾契生都是律師出身，他們的事業活動都是從律師競選國會議員而展開的，當然我亦應該這樣做。事實上，早在我那人生觀成熟的時候，自己就已想到要實現這種大事業，非站在最上層政治社會上去不可！國會議員，就是我所指的那種上層社會。我要爭取到這樣一個位置，站在議壇上，我可以滔滔雄辯，拿我那一套“經國濟民”的大道理變成無數的法案，經過這種長久的努力，中國就可以富強起來。我亦估計到我自己回國后的經濟問題；可是我從不曾為這一問題而擔憂過，我曉得，通過我哥哥的關系-他繼承并擴大了我父親的事業-就可以支持我做一個“高等華人”的生活水平的。譬如我可以做他們名義上的法律顧問，我所謂他們，就是指與我哥哥有關系的這些有錢人。在這種理想的計劃下，我登了陸，到了上海。

　　可是歷史的發展對我那一偉大的人生觀以及在旅途中所安排好了的實踐的計劃真是一個大諷刺。就在我歸國不久，淮海大戰發生了，這一戰局的結果決定了中國甚至世界的命運，亦使我那有具體內容的人生觀破了產！沒有話可以形容當時我的沉重心情。我采取的態度是二三個月來完全閉門讀書-整理過去讀“國際公法”的筆記，當時這種“與世隔絕”的態度充分表示了自己的失望、空虛，彷徨與痛苦，到底我錯在什么地方呢？歷史要對我開這樣大的玩笑！為什么我過去從未曾估計到中國的命運會由共產黨的徹底勝利而結束這一點呢？這時候，我才真正感到我那生觀的實現是與蔣介石政權的存在，美國的存在分不開的，沒有了他們，我的“中間路線”，我的實踐計劃就都垮臺了。

　　對的，我對中國現實的社會太缺少認識了，像中國這種國家只能由共產黨這種“強權政治”來統治的，民主政治在中國是隔靴搔癢的，問題是以后我應該做什么呢？教授律師都是為了自己達到上層政治社會的手段-競選議員席的手段，現在目的已不存在，手段自然用不著了。當時曾估計過的出路是第一，氣憤下再到美國去，我的護照還沒有到期，我身邊的美金足夠我到香港轉美國的盤川。通過我先生的關系，移民局的問題都不至成為嚴重的事情，并且可以找一個起碼的工作。可是我是中國人，我生在這塊土地上，我要死在這塊土地上，我記得波蘭那個大音樂家肖邦在離開家鄉時拾起一撮泥土放在衣袋里時那種黑暗傷的神情，我想起了我是黃種人，想起了有色人種受白色的“紳士”們歧視的神情，我想起了我在愉快的工作時要被人罵“白華”的神情，我又卻步了。第二個出路的考慮是通過我哥哥的關系轉業到工商企業方面去，從此不過問政治了！（事實上，我回國后，就依靠我哥哥公司里的顧問職務，作為我生活收入的主要來源的）可是“論人民民主專政”響亮的告訴我民族資產階級將來亦是要被改造的。

　　我還年輕，十年，二十年，剛是我事業有成就的時候，自己花了十年二十年的心血卻反過來被人改造，而且誰能保證以后私人企業的前途是什么呢？要我花那一生的精力去做沒有希望的事，我是不愿干的。那么到底做什么好呢？在這一段時期中，自己真是到了痛苦的深淵了。

　　多少年來，自己有了希望中國應該強大起來的強烈欲望，自己愿意為這一偉大的事業而貢獻，因此打定了要做一番“經國濟民”的大事業，而在過去的生活中，一步步的做完這種準備工作，我從沒有浪費我過去這一段過，但是當我要貢獻出這一切來的時候，天翻地覆的變了，變得是這樣的快，這樣徹底。眼前的事實告訴我中國已開始強大起來了，可是它并不是我所希望的那種強大起來的方式，它的強大中沒有我努力的成分。而且它強大起來了，連我的人生觀都動搖了，我怎么能甘心永久放棄自己的抱負呢？好吧！到共產黨下面去做事吧！

　　承認“既成事實”，亦許在共產黨下面到能伸展我那偉大的抱負，緊接著的考慮是：

　　第一，生活水平要不堪想像地降低了。假使說做一個中國現在的民族資產階級要十年二十年才被改造，那么這十年二十年總可以舒舒服服的過日子，何必現在就去做任務子先去吃苦呢！

　　第二，我回國的幾個月里面亦認識了“美授”在中國干了些什么？這與我過去在“紐約時報”上所看到的是如何兩樣，但是一定要我承認美國是我們的敵人，總覺得有虧良心的。（在當時，我是拿美國人民的美國與美國資產階級的美國不分開來看的。）

　　第三，我自認自己是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一想到共產黨的“鐵的紀律”，我就馬上想起了軍國主義與法西斯的集權制度，尤其聽說共產黨是連“不說話的自由”都沒有的，“這句話是胡適說的那我如何忍受得了。

　　第四，我這一去以后過去的社會關系，就不可避免地要中斷了。我所謂我的社會關系就是指我哥哥的那些朋友以及我自己的坐在上海花旗銀行樓上”留學生俱樂部“里的那批高貴”紳士“們，同時亦包括了我的愛人，她還在美國讀書，而她大概是打算在美國做白結了。雖然我過去與他們的政治觀點上有沖突，（因為我是”中間偏左“呵！）但在感情上，我們還是一致的，然而我這一去北京的行動，就覺得這種沖突已到了決定性程度而感到有點留戀起來了（我還不曉得這就是階級感情）。

　　最后一個考慮是自己的虛榮心太受打擊了，無論如何，我到底亦是一個在大學教過書的人，我到底還是個研究”國際公法“以及”國際組織“的”專家“，管理國家大事是我們份內的事，可是現在卻要向共產黨，向無產階級討管這份事的飯吃了！但是這種種的顧慮遲疑到底還是勝不了自己要發展”經國濟民“抱負的強烈欲望，就在那種不妨去試一試的原則下進了本院。

　　對朋友們說：我上香港去做寓公了。記得自己到北京來的火車途上，每想到上面那種種委曲，就趕緊用歐洲史上，宗教革命后的一句名言-”此時此地“-來鼓勵自己。到底我為了什么呢？為了吃飯，我是降低了吃飯的水準而來的；為了做官嗎？我最看不起混飯吃，向上爬，結果是誤國誤民的官僚；一切是為了繼續實現自己的人生觀-做一番”經國濟民“的大事業。

　　我在上面已分析過我那人生觀產生的原因，是由于時代和環境的影響，使自己天真的有了要想搞好中國的強烈欲望。一個年輕人，有這樣一個欲望，并不是壞事呀，但是為什么我這單純的欲望會使我走向做一個統治階級的特出人物而努力呢？為什么舊中國被打垮了，而我那人生觀亦隨之而發生動搖呢？沒有疑問的，在不學社會發展史之前是不可能找出一個正確的答案來的。整個社會發展史的學習對找最重要的收獲，就在了解到一切事物都有階級性，了解了這一點，我的人生觀本質被找出來了，我的過去的思想以及行為被找出規律來，我的碰壁失敗原因被得出必然性的答案，而且根本動搖了我那過去自傲過的那整個體系的高深理論。

　　從一切事物都有階級性這一點，我了解了社會發展的規律，從認識世界中而反過來又認識了自己。自己過去在這個世界中占了一個什么地位？亦就是說，問問自己過去是個什么階級呢？我在上面說過，我這一生從不曾為小片面包而憂慮過，而能專傾心于我認為是“經國濟民”的準備工作。到底是什么魔術使我從上海到紐約的象牙之塔里去呢？我的本能的答復是我父親撫養了我，他留給我的教育費使我到美國留學去。但是為什么我父親會有那么多的`錢呢？他開了公司，通過他的事業而獲得的正當利潤。（是的，他從不曾投機囤積過）我曉得我父親雇了很多人，他們為他的事業而工作。我亦曉得我父親是個資本家，但是我父親付了他們很“好”的工資，他們和我父親很“和洽”的在一起做事。做事、拿錢，天經地義的事。

　　然而我父親到底與他們有什么兩樣呢？他對社會的貢獻是創造了并經營著他的事業，這種事業是一個嚴密分工的社會里所不可缺少的，他的工作比其他人來得復雜，他的能力又這樣的強，我親眼看他為他的事業而耗盡了他的一生以至生命。我是他心愛的兒子，我承繼了他一生經營事業所得的一部分財產到外國留學去，而去的目的又是立志要為中國做一番“經國濟民”的大事業！這有什么錯呢？所以要我承認我父親，或者是我自己是個剝削階級，寄生階級，不要說在感情上，是不會有的事，在事實上，亦是我所不堪想像的。雖然有時我亦看到整個社會貧富間的差別并沒有像我父親與他的受雇人之間那種“成就”，我亦了解到我父親的收入與其他人相差太大了，我亦想到過我是個“既得利益”階級，因此亦懷疑過這是一個制度問題，但是懷疑一件事與承認一件事是有著不可估計的距離的。

　　社會發展史說明了我父親是個什么階級，他通過什么而占有旁人的剩余勞動，最要緊的，我曉得了他的歷史任務是什么？真理面前我低頭！我接受真理，我承認他是個剝削階級，所以我亦是個剝削階級。在這個基礎上，我產生出要想把中國搞好的人生觀，在這個基礎上的意識支配包圍下，我接受了怎樣才搞得好中國，怎樣去搞好它的內容。因此，我的思想主流（人生觀）的本質就必然是為做一個統治階級的特出人物而努力。我是在想著由自己去直接參加統治，如何更高明的去統治。我所努力的對象，就是為一個“正統”的資產階級專政而努力，所以這一主流思想，這一人生觀，無論在表面上看起來如何漂亮堂皇，而我的本意又是如何純正，但是在本質上它是反動的，反人民的，是背著社會發展規律的方向而努力的，它的失敗自然亦不是偶然的了。

　　正因為這主流思想本質上是反動的。由這一思想所支配的，或受這影響的其他思想以及行為亦是反動的了。譬如，我的讀法律和到美國留學去，就是表示剝削階級以剝削所得來支持去取得如何鞏固這種剝削的經驗；尤其是后者的行為是帝國主義者為了要鞏固它在殖民地的統治，所以在被統治的社會中間找出幫助它的工具來（無論是行為上或意識上的工具），我的虛榮心正就是表示了這種殖民地買辦思想的顯露。我所接受的那一整套的高深理論以及我對現實政治問題的看法都是剝削階級所創造的。譬如我對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崇拜正是因為這種政治形式最足以保障剝削者的自由的。而我呢？既然已在這個社會上取得這種利益，那么我就必然的贊揚這一適合我利益的政治形式，所以再亦看不到這種政治形式是資產階級統治勞動人民的最好形式。又譬如我對和平轉入社會主義以及所謂“進步”的資本主義的傾向是因為我亦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有缺陷了。消滅這種缺陷的方法呢？

　　當然是革命，但是革命意味著財產關系的移轉（包括了名譽、地位、虛榮心等）這是我這一階級所不能容忍的，那么一切出之于改良吧！一切出之于溫和手段的改革吧！這種觀念上的沖突決定了我對一切事物“中間偏左”的“中間路線”的立場。表現在對國內政治的，我為什么蔣介石統治呢？因為他所代表的是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官僚資本，這與我所依附的民族資產階級利益是相反的。為什么我又反對中國被“赤化”或者被放在“鐵幕”之內呢？這理由是用不到解釋的。為什么我又不愿意中國被放在美帝的控制之下呢？因為這與我那一階級的利益部分上是矛盾的，并且又損及了我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自尊感。我所主張的以自由主義者來組織聯合政府就是一個以“正統”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政府，這就是說，它不是軍閥的、買辦的、封建的份子所參加的。這一切都表示了站在剝削階級立場去幻想階級調和而得到自己的鞏固，幻想國家與法律是調和各種階級間“糾紛”的“公平”手段。中國的國內問題可以通過我這一階級的“專政”來解決，世界問題可以帝國主義的繼續擴張而解決。

　　正因為自己是站在剝削階級立場，所以就必須會想到自己將來一定要站在最上層的政治社會，用自己的能力來搞好中國，這一思想表現得最具體的是自己在回國后，學得了美國政客那一套向上爬的方法，做教授、做律師、做資本家的愿望。他們的金錢支持了我的享受要求，我希望去競選議席，我去通過一大套議案來搞好“中國”，為我所依附的那一階級盡力。我是他們的代表，他們的發言人，然而我主觀上還認為這是我努力事業的目的-搞好中國，一番對全人類都有貢獻的大事業！亦正因為自己覺得背負了這樣一個崇高的責任-做一個統治階級出人物的責任，亦認為自己懂得了一大批高深理論-統治的經驗，而去恥笑旁人在為生活問題而庸俗地奔走，因此潛伏了自己的優越感；他方面又使我在享受資產階級生活水平的時候覺得很應該。因為我對社會“貢獻”得大呀！我所恥笑的那批人，他們正是為生產社會生活資料而努力的勞動人民，而我則完全依靠在剝削他們這種辛勞的果實而生活，每天思想著如何鞏固這種制度，準備并競爭著使自己做一個這一剝削集團里面的特出人物！

　　解放戰爭的勝利正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我的統治思想也隨著舊社會一道崩潰。自己當時的痛苦正表示了一個剝削階級的悲哀，一個知識份子的無知。雖然我亦不否認我那人生觀的核心-用自己的智慧與能力去搞好中國-戰勝了自己的悲哀，而仍支持自己到本院來這一行為在客觀上說是正確的，就是我要求參加這個新國家的建設工作，為已站起來了的中國貢獻自己，然而這種動機里面又包含了些什么錯誤成分呢？我當時所設想的是企圖在共產黨政權下工作，在承認這個“既成事實”的原則下來發展自己“經國濟民”的抱負。做事要經過學習這一點我是理解的，所以進本院來就是要想通過這個關系而取得做事的機會，拿來作為發展自己的基礎。但是我從來不承認我是要被改造的，我有什么錯呢？

　　一個年輕人，很早的時候，立下要有“經國濟民”的人生觀，難道犯罪嗎？自己忍受了多少痛苦顧慮而來到北京，希望拿自己獻身于使中國強大的事業難道犯罪嗎？那么為什么我亦居然要被“改造”？所以在聽到改造兩字，不但是覺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絕大的侮辱，而且覺得自己的委曲無比地加重了，但是這種感覺在學習社會發展史中就逐漸的被克服了。對的，我是一個剝削階級，我的意識充滿了剝削氣味，將來要為一個消滅剝削本身的社會而努力，那么自己過去那種濃厚的舊意識不應該被清算嗎？了解了這一點，亦同時消除了過去防止阻止自己入本院的那種種顧慮。

　　對的，生活水平是大大地降低了，因為過去是習慣于剝削階級的享受，要求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就首先應該看我們的工業水平到達了什么程度，超過這種比例的要求就是剝削階級的要求！自己過去覺得受委曲了，我是在向無產階級討飯吃了，正因為我過去是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上的，它是無產階級的敵對者，現在是勞動人民自己來管理國家的時候了，所以問題是我愿不愿意接受真理？愿不愿意為爭取一個合理而美滿的社會而努力？

　　假使愿意的話，那么，就是我的階級立場應該轉變了，亦因此就決不會覺得這是在向人討飯吃了，而我是在為一個崇高事業而努力！亦因此，可以想到過去認為自己來北京后要與我的所有社會關系斷絕了，這種估計是對的！我那時的留戀就表示了本階級的感情，我的社會關系就是表示了我與剝削階級之間的關系。假使他們不愿像我一樣轉變過來，的確我與他們之間是一定站在相反的地位，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信仰的問題，而是一個徹底的階級感情的問題了。

　　但是，立場的轉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社會發展史的學習不過在理論上開始了并幫助了自己這種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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