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和消費若干比例關系論文
投資和消費之間的比例關系是否合理,既關系到我國經濟能否健康發展,工業化進程能否順利推進,也關系到城鄉居民能否從經濟發展中得到更多的實惠，關于投資和消費若干比例關系的探討。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對投資(積累)和消費的關系曾經展開熱烈的討論,對于糾正以往經濟發展戰略的偏差,促進經濟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起到積極作用。在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經濟發展新階段,深入研究投資和消費的關系,特別是政府和非政府部門在其中的比例關系,對于堅持擴大內需方針,實現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雙重拉動,完成到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我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變化軌跡
(一)我國工業化進程中投資率上升和消費率下降的態勢趨于減弱,改革開放以來兩者波動幅度明顯縮小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50多年間,伴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進程,投資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終消費率相應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終消費率和投資率的比例關系,2001年為59.8∶38,“九五”期間(1996～2000年)這一比例平均為59.5∶37.5,其中1999年為60.2∶37.1,2000年為61.1∶36.4;“八五”期間(1991～1995年)平均為58.7∶40.3,“七五”期間(1986～1990年)平均為63.4∶36.7,“六五”期間(1981～1985年)平均為66.1∶34.5(按支出法計算的GDP分為最終消費、資本形成和凈出口三項，最終消費由城鄉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構成，其占GDP之比為最終消費率；資本形成總額包括固定資本形成額和存貨增加，其占GDP之比為投資率，或資本形成率；消費率和投資率相加有時會大于100％，主要因為凈出口為負，使GDP總額減少，分母縮小)。盡管1999、2000年最終消費率有所回升,投資率有所下降,但最終消費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間的平均水平，經濟學論文《關于投資和消費若干比例關系的探討》。總的看,這種變化軌跡可能反映了工業化時期投資與消費的一般演變規律,表明兩者的比例關系在按照工業化進程的需要進行適應性調整。
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多次出現比較嚴重的投資過度和消費不足,導致投資率和消費率大幅度偏離其趨勢值。1978年以后,隨著經濟體制轉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波動幅度明顯縮小,變化軌跡漸趨平穩(見下圖)。
1952～2001年最終消費率和投資率的演變軌跡
資料來源:李建偉根據統計資料進行處理。圖中對數值曲線分別表示消費率和投資率的趨勢線。
改革開放開始時,人們對以往重積累、輕消費、重生產、輕生活的經濟發展戰略進行重新審視,這時消費率從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達到最近20多年來的最高值,這種上升或許帶有一定的“矯正”性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復出現過投資過熱和消費偏冷,但投資率和消費率偏離趨勢值的幅度明顯小于改革開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資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為2001年的38%),而消費率則穩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為59.8%)。這種小幅度變動與趨勢線基本重合,擺脫了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初期反復出現的大起大落。
(二)在國際比較中我國投資率偏高而消費率偏低
對投資率的國際比較表明,我國目前的投資率是明顯偏高的。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本文所引世界銀行關于中國和其他國家2000年的數據，均出自《世界發展報告2001/2002》，其中關于中國的數據與我國統計年鑒的計算結果有一個百分點左右的誤差。但為統一比較口徑，凡引用世界銀行數據，均不做改動),2000年,我國投資率高達38%,世界平均為23%,低收入國家為21%,中等收入國家為25%(其中,下中等收入國家為27%,上中等收入國家為23%),高收入國家為22%。在世界銀行統計的國家和地區中,投資率達到或超過中國的國家僅有少數幾個,分別為:阿塞拜疆(投資率46%,但貿易逆差率即貿易逆差占GDP的比重達34%),厄立特里亞(投資率39%,貿易逆差率高達82%),萊索托(投資率47%,貿易逆差率也高達82%),尼加拉瓜(投資率38%,貿易逆差率高達41%),土庫曼斯坦(投資率46%,貿易逆差率為20%)。這5個國家投資率達到或超過中國,主要是由于貿易逆差過大,縮小了GDP這個分母,使得投資率看起來很高,實際上低于我國,因為我國38%的投資率是以貿易順差為基礎的。2000年以貿易順差為基礎而投資率相對較高的國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國周邊地區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例如新加坡,投資率為31%;韓國投資率為31%;馬來西亞投資率為26%;此外,發達國家日本的投資率也達到26%的較高水平。
對最終消費率的國際比較顯示,我國目前的消費率則是明顯偏低的。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0年我國的最終消費率為60%,世界平均水平為77%,低收入國家為80%,下中等收入國家為68%,上中等收入國家為78%,高收入國家為78%。也就是說,我國目前的最終消費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個百分點,與下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個百分點的差距。
二、我國政府投資和非政府投資比例關系的變化軌跡:1997年以來政府投資率上升比較明顯,但仍低于一些亞洲國家;非政府投資率近10年來逐年下降,2001年開始回升
在投資構成中,政府投資和非政府投資是一對重要的比例關系。兩者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長,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我國市場化改革進程中政府職能的轉換,民間投資的成長狀況,以及經濟內在的自主增長能力是否增強。目前我國的政府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公用事業、部分重大基礎工業項目、區域開發、生態保護、國土整治、國防、航天和高新技術開發等領域。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場失靈”的情況,需要政府在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進行投資。進一步說,我國是發展中大國,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尚未完成,基礎設施和高新技術產業相當落后,地區差距極大,需要政府投資來緩解“瓶頸”制約,對促進工業化進程發揮比較積極的作用,也需要對欠發達地區加大政府投資力度,帶動地區協調發展。此外,我國尚處于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體制的轉換過程中,抵御外部經
濟金融危機沖擊的力量比較薄弱,適當的政府投資有助于調節社會總供求,防止經濟下滑。
對近10年來統計資料的分析表明,我國的政府投資率處于逐年上升態勢,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來看,1992～1997年政府投資率維持在2.3～3.1%,1998年以來達到3.4～3.8%。政府投資率的這種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經濟社會發展對政府投資的需求;特別是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通貨緊縮趨勢的影響,我國連續數年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發行建設國債擴大政府直接投資,必然會促使政府投資率提高。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政府投資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著擠出民間投資,因為政府投資主要集中于基礎設施、西部大開發和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的一些重大項目,亦即私人資本和其他民間投資主體通常不愿涉足的領域,實際上對民間投資的成長起到一定的帶動效應。
投資率指資本形成額占GDP的比重;政府投資率指資本形成額中政府部門投資占GDP的比重,政府部門投資的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國民經濟核算”一章中的資金流量表;非政府投資率=(資本形成額-政府部門投資額)/GDP。
在國際比較中,我國的政府投資率低于周邊的一些亞洲國家,比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要高一些。例如,1996年,韓國的政府投資率為5.5%,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資率為2.6%(1997年),美國為1.7%,加拿大為2.2%(1997年),德國為2.2%,意大利為1.3%,荷蘭為2.4%(1995年),英國為0.8%(王召同志根據1999、2002年《國際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有關數據計算)。中國1996年的政府投資率為2.7%,與巴基斯坦大體相當,顯著低于韓國(即使中國2001年政府投資率上升到3.8%,也仍然低于韓國1996年的水平)。與上述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國的政府投資率明顯高于英國、意大利和美國,略高于荷蘭、加拿大和德國。在我國目前所處的經濟發展和體制轉軌階段,政府投資占GDP的比重高于發達國家,應當說是正常的。在同樣經濟發展水平的亞洲國家中,我國的政府投資率則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說是比較低的。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資率與我國接近,韓國這樣的新興工業化國家更是大大高于我國,這說明政府投資率的高低取決于不同國家的歷史條件和經濟發展道路。事實上,在政府投資率為既定的前提下,關鍵在于政府投資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資集中在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這樣就有利于帶動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資的增長,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經濟職能。1992～2001年,我國的非政府投資率呈現出急劇上升———逐漸回落———緩慢回升的軌跡。先是由1992年的35%躍升為次年的40.7%,其后逐年回落為2000年的32.8%,到2001年間回升為34.2%,但仍然低于1992～1997年間的每一年。這種變化軌跡反映的事實是,90年代初期開始的投資過熱迅速引致通貨膨脹,迫使國家采取緊縮性的宏觀調控措施,逐漸實現國民經濟軟著陸,在這一過程中,整個投資率和非政府投資率的下降,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毫無疑問應當以非政府投資為主,充分發揮各類民間投資的活力,但并不意味著非政府投資比率越高越合理。一些論者經常用90年代中期以前民間投資的高速增長,來對照說明近幾年民間投資的乏力。事實上,這種簡單類比是存在明顯漏洞的。主要是因為,很難用投資過熱時期較高的非政府投資比率或增速作為理想的參照系,來判斷現在的這一比率是否偏低,否則容易引起新一輪的投資過熱和國民經濟比例失調。
從發展趨勢看,考慮到積極財政政策逐步“淡出”、建設國債發行規模將逐步減少,今后政府投資率會相應有所回落。另一方面,隨著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實,包括各類民間投資主體在內的非政府投資日趨活躍,尤其是非國有經濟投資正在加速成長,對全社會投資的貢獻越來越大,因此非政府投資率將會繼續回升。
三、我國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比例關系的變化軌跡:居民消費率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費率,政府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都低于同類發展水平的國家,居民消費率偏低的程度更為明顯
最終消費由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構成,兩者在GDP中所占比重是最終消費內部一對重要的比例關系。分析政府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的變化,有助于看清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的比例關系是否合理,也有助于分析政府規模是否過大。我國政府消費是指政府部門為全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消費指出,包括國防、社會保障、教科文衛,以及向住戶以免費或低價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等方面的開支。適度的政府消費是維護社會經濟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也是擴大內需、調節景氣周期的重要手段。1992～2001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由61.7%降為59.8%,下降1.9個百分點;政府消費率由13.5%降為13.2%,僅下降0.3個百分點;居民消費率由48.2%降為46.6%,下降1.6個百分點,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費率。近10年來,政府消費率雖然在90年代中期降低到11.5%左右,但是到2001年已接近恢復到1992年的水平;而居民消費率與1992年的水平還有較大差距。
國際比較顯示,中國的政府消費率與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當,大大低于亞洲的平均水平。從一定年份看,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0年,我國政府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為11%,低收入國家平均為11%,下中等收入國家為12%,上中等收入國家為13%,高收入國家為16%,世界平均為15%。以各國較長時間的平均數做比較,我國的政府消費率也偏低。美國90年代政府消費率平均為16%,西歐和加拿大一般為20%左右,北歐福利國家通常更高,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消費率也相當高,例如南非在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為30%。國外學者對118個國家1960～1985年數據的一項研究表明,以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最優規模,這些國家的政府最優規模平均為23%;其中,非洲為20%,北美洲為16%,南美洲為33%,歐洲為18%,而亞洲為25%(引自北師大資源和經濟管理研究所：《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報告2003年》)。換言之,在這樣的政府消費水平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可以產生最優效果,而又可以避免政府規模過度膨脹。相比之下,我國90年代政府消費率平均僅為12%左右,明顯低于上述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類似的國家和地區。在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尤其是在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經濟發展新階段,如果政府消費率持續偏低,將難以滿足社會對政府公共服務越來越大的需求。
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我國不僅最終消費率偏低,而且其中居民消費率偏低的狀況更為突出。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0年,中國城鄉居民的家庭最終消費支出僅占GDP的49%,全球平均為62%,低收入國家為69%,中等收入國家為62%(其中,下中等收入國家為56%,上中等收入國家為65%),高收入國家為62%;一些人口大國的這一比重也都高于中國,如美國為67%,日本為61%,印度為68%。與國際上的同口徑指標相比,目前我國家庭消費率明顯地偏低,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與同樣經濟發展程度的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四、我國投資和消費關系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
分析投資和消費關系變化的影響因素,對于解釋投資和消費關系變化的成因和機理,預測投資和消費關系的未來變化趨勢,是十分必要的。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是合理調整投資和消費關系的根本出發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費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費結構已從溫飽型農產品消費過渡到小康型工業品消費,部分向比較富裕型的服務類消費邁進。居民消費從注重消費品數量的增加,轉變為同時注重生活質量的提。1978～2000年,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分別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總體低于50%,這是小康生活的一個特點。近些年來,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呈現出加速下降的趨勢,表明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費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在客觀上要求最終消費率適當上升和投資率相應下降,使投資和消費保持一個相對協調的比例關系。如果投資率長期偏高而消費率長期偏低,將不適應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不利于發揮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我國居民消費增長的潛力還很大,需要進一步拓展居民消費的空間。
(二)國內較高的儲蓄率,支撐著我國投資率在相當長時期保持較高水平;而居民消費傾向降低,制約著消費需求持續快速增長
我國是具有高儲蓄傳統的國家,1992～1998年,我國總儲蓄率(總儲蓄占國民可支配總收入的比重)穩定保持在40%左右,遠遠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的低儲蓄傳統形成鮮明對照(例如美國的總儲蓄率為15%,而居民儲蓄率僅為5%)。高儲蓄是高投資的`基礎,因此同期我國的投資率平均為40%左右,也遠遠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國總儲蓄主要來源于居民儲蓄。在1992～1998年的總儲蓄構成中,住戶部門平均占53%,非金融企業占32.2%,金融機構占1%,政府部門占13.8%。我國總投資絕大部分是非金融企業完成的。在資本形成總額中,住戶部門平均占14.4%,非金融企業平均占比高達77%,金融機構占0.6%,政府部門占7.9%(引自郭浩：《對中國資金流量表的分析》，《財經科學》2001年第4期)。我國總儲蓄構成和總投資構成的對比表明,住戶部門是最大的資金盈余部門,為企業部門投資提供了最主要的資金來源,也為全部資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撐條件。在進行國際比較時,我國投資率之所以顯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具有較高的國內儲蓄水平,特別是較高的居民儲蓄。不少亞洲國家也有高儲蓄的傳統,象韓國、新加坡這樣的新興工業化國家,2000年的投資率仍然高達31%,作為發達國家的日本投資率仍然處于26%的較高水平,這不能不說與它們較高的國內儲蓄水平有很大關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為既定的前提下,儲蓄傾向(即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費傾向(即消費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對便會越低,并導致最終消費率下降;如果居民儲蓄傾向降低,而消費傾向提高,則其投資率會下降到較低水平,而導致相應較高的最終消費率。90年代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傾向逐步下降,并出現消費增幅放緩的趨勢。1990～2001年,我國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由0.847下降為0.774,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儲蓄傾向不斷提高,城鄉居民儲蓄年均增長23.7%,而居民消費支出年均僅增長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國消費漸入快車道》，《經濟日報》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費傾向下降、消費支出增長放緩的態勢,如果持續下去,勢必使儲蓄傾向過度提高,對投資和消費的合理變化產生消極影響。因此,居民儲蓄傾向和消費傾向的協調變動,對于投資和消費關系的合理調整是至關重要的。
(三)工業化進程和產業結構特點,對調整投資和消費的關系具有重要制約作用
各國工業化進程的一般規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必然拉動產業結構升級,投資率會出現上升———下降———穩定的變動軌跡,消費率則相應表現為下降———上升———穩定的趨勢。當居民消費由基本生存必需品為主轉向工業品為主時,第二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將會上升,進而導致投資率上升和消費率下降。當居民消費轉向服務類產品為主時,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則會提高,并引起投資率下降和消費率上升。在經濟發達階段,工業化完成,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投資和消費的比例將處于基本穩定狀態。
我國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尚未完成,目前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工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和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的加速發展,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特征。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第二產業在GDP中的比重較高,而第三產業的比重則較低。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生產過程更為復雜,需要大規模投資;而第三產業的生產過程相對簡單,需要投資量較少。考慮到現階段我國工業比重高而服務業比重低的結構性特點,以及完成工業化任務的客觀需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適當高的投資率可能是難以避免的。因此,在調整投資和消費的關系時,消費率還要受到工業化進程的制約,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較高水平,而可能表現為一個緩慢提高的過程。隨著工業化進入后期階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比重,投資率的下降將會比較明顯,相應地為消費率的上升留下較大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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