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孔子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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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孔子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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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孔子的論文

　　淺談孔子的思想

　　[內容摘要]

　　孔子是我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偉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所開創的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也是東方文化的代表。他的“仁者愛人”及“以民為本”的人本思想，“和而不同”的胸襟、中庸之道的哲學智慧、“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早己超越了國界和時空的界限，成為人類的共同精神資源。中華民族則在儒家文化的長期熏陶下，形成了特有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培養了中華民族以人為本、以和為貴，尊民愛物、尊老敬賢、重信義、保氣節、寬厚中正的道德品質和艱苦自立、積極入世的精神風貌。

　　[關鍵詞]

　　孔子生平、孔子的仁、孔子的禮、孔子的中庸思想、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的地位及影響、孔子思想的現實意義

　　孔子是我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偉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所開創的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也是東方文化的代表。孔子的思想超越了國界和時空，成為人類的共同精神資源。孔子思想的現實意義日漸得到國際社會的公認，其注重人格、注重利他，注重和諧的東方品格和釋放著和平信息的人文關懷精神，對于構建和諧社會，促進世界和平等將提供重要的思想啟示。孔子不僅屬于中國，亦屬于全人類。

　　一、孔子的生平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魯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公元前479年（魯哀公十六年）。孔子的先世是殷商的王族。周滅商，殷人受封到宋，轉成為諸侯。后在宋國內部變亂中又轉為公卿之家。到孔子的曾祖孔防叔時，因宋國內動亂，避居魯國。從此失去卿位，從貴族下降為士族家庭。孔子即生于魯國的陬邑（今山東曲阜）。

　　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做過陬邑的長官，在孔子出生后不久便去世。孔子幼時家境已經降到一般平民的境地。孔子自稱“吾少也賤”，他做過管倉庫的“委吏”和管放牧的“乘田”，都是地位低下的小吏。他又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30歲以后，他自覺所學有成，形成了自己獨立的思想，于是開始招收門徒，進行教育，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所私學。辦學的成就使孔子贏得了社會聲譽，他開始積極從事政治活動。孔子曾經是齊國貴族的家臣，并受到了齊景公的接見，回到魯國后又曾擔任司寇。孔子的政治才能在齊魯“夾谷之會”上得到展現。由于齊人的離間，魯定公對孔子的態度逐步冷淡。孔子便率領弟子離開魯國，周游列國，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在周游列國10多年中卻備受冷遇，甚至經常處于饑寒交迫、狼狽不堪的境地。孔子離開魯國14年后，67歲時返回魯國。以后主要從事教育，至魯哀公十六年去世。

　　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大變革的時代。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維系舊有政治秩序的禮樂制度也難以為繼。在“禮壞樂崩”的大環境中，魯國比較保守，不但“猶秉周禮”，而且保存的周禮最多，以至有“周禮盡在魯”之說。

　　二、孔子的主要思想

　　㈠孔子的“仁”

　　1、仁的含義

　　“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早在孔子之前的一些古代文（如《詩經》《左傳》）中就己有仁字出現，但那時的仁的意思，只有表示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的基本含義。仁真正具有《論語》那樣強調的重要性與崇高地位則始于孔子。

　　孔子談仁最多，一部《論語》中講到仁的一共有109處，但在不同的場合，他對仁的解釋往往不同，而真正涉及仁的本質意義，即可作為定義使用的主要有以下四個：

　　其一：“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這是對“仁”原有意義的確認與繼承，是一種尊重歷史的態度。這可以說是孔子對“仁”這個概念的淺層次定義。

　　其二：“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這里把“孝弟”定義為仁之本，即作為仁的最基本含義，這是孔子對仁的擴展與提升。“君子務本”就是要懂得孝敬父母，敬愛兄長，一個連自己父母都不愛的人是不可能愛他人，愛社會的。

　　其三：“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仁不僅要做到在家孝順父母，親愛兄弟，而且出門在外還要能尊敬長輩，說話做事謹慎，對朋友講信用，博愛大眾和親近有仁德的人。“泛愛眾”要把家庭的親情、血緣之愛擴展為對朋友的友愛，對社會的博愛。

　　其四，“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論語·雍也〉）這里所謂“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就是能為人民大眾謀福利，能為他們帶來實際利益和好處，是“泛愛眾”的最高體現。

　　上面四個關于仁的定義，層次分明，其內涵由淺入深，由低到高，逐步遞進。這是孔子關于“仁”的最本質含義。

　　2、實踐仁的方式

　　孔子認為實踐“仁”的方式有多種，如“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能行五者（指恭、寬、信、敏、惠）于天下，為仁矣”（《論語·陽貨》），將這些方式加以概括，提煉，就可以升華成為“忠恕”之道。“忠”是指自己想做的事情，要想到別人也會有這種想法，因而要盡力幫助別人；“恕”則指自己懶惰不愿意做的事，也不要強迫別人去做。“忠恕”就是將心比心，推己及人，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之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忠恕”一詞的具體內涵或解釋。2000多年來，“忠恕”一直是儒家道德修養的重要內容，并且至今對于人際關系的正確處理仍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㈡孔子的“禮”

　　1、禮的含義

　　禮的含義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屬于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規定。《左傳·隱公十一年》載：“禮，務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禮是治理和安定國家、鞏固國家的制度和維護社會所需要的秩序。二是禮儀上的規定，就是有關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婚喪嫁娶、待人接物直到生活細節，按不同等級、身份，都有不同的禮儀規定，這叫“儀”，這里的“儀”實際是“社會秩序和社會制度”的具體形式。孔子主張“為國之禮”（《先進》），“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歟”（《禮記·哀公問》。孔子認為禮是治國之本，主張用禮來治國，建立一種“禮制”，也就是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的社會，而孔子所崇尚的禮就是周禮，即周朝的國家及禮儀制度。孔子提出“克己復禮”，“克己”是自覺地約束自己，“復禮”是一切言行要合于禮，其實質是主張建立如周朝一樣的禮儀社會，即“秩序和制度下的社會”。

　　2、實踐禮的方式

　　孔子認為禮的方式是“正名”，“正名”就是用周禮的等級名分把被破壞了的名實關系匡正過來，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秩序。孔子還提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行為規范，其意義與實質都在于要恢復、體現和鞏固社會的秩序和制度。

　　3、“仁”和“禮”的關系

　　孔子主張禮、仁結合，納仁于禮，用仁來充實禮。這是孔子的創新。關于禮、仁的關系，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這句話的本意是，禮樂只能由仁人來實行，不仁的人是無法奉行禮樂的。在這里可以看出，仁是禮的內在精神，禮是仁的表現形式。仁是禮的最高境界，禮是實現仁的途徑。就仁和禮的本質來說，仁反映的是根源于血緣關系的人與人之間的仁愛關系；禮主要是規范社會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孔子的思想體系注重仁和禮的結合，從而對周禮作了重大的修改。仁與禮并不矛盾，仁是內容，禮是形式，二者結合才是一種制度的完善。

　　㈢孔子的“中庸之道”

　　1、“中庸”的含義

　　中庸有兩方面含義。一是“中”，二是“和”。中庸不是調和與折衷,這不是孔子的原意，.孔子說：“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這表明孔子并不是無原則的愛，不是誰也不得罪，只知調和折衷的好好先生。中庸的“中”是指“適度”，即“無過”、“無不及”，孔子認為“過”與“不及”是一樣的，因為都不“適度”；中庸的另一個含義是“和”，所謂“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和”不是指一個事物與另一個事物相同，而是指不同事物之間要相互補充，相互調節，從而達到總體上的和諧，這是中庸思想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與此同時，中與和又是相輔相成，彼此相關的，他認為中庸是最高的品德，是劃分君子與小人的重要依據，他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就是處理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能恰到好處。

　　2、“中庸”的價值

　　孔子很重視中庸思想，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中庸不僅是一種德行，而且也反映了孔子對世界萬物本質規律的認識。在孔子思想體系中，與孔子的“仁”說和“禮”說相比，中庸之道主要是作為一種思想方法論被討論的，原本是為了調節人際關系，但實質上不僅對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實際價值，而且對于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㈣孔子的教育思想

　　1、關于教育的培養目標。

　　從實現大同世界的理想出發，孔子認為要實現大同世界，關鍵是要把仁愛思想灌輸到廣大群眾中去，為此需要培養一大批有志于弘揚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這類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志向是指“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論語·泰伯》），“志士仁人，無求生之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藝、禮、樂等六個方面的德行與才能，培養具有上述弘揚與行道志向和德才的君子或志士，這就是孔子的教育培養目標。

　　2、關于教育的作用。

　　《禮記·大學》關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著名論述，既說明了儒家關于教育的過程和步驟，也表明了儒家對教育作用的看法：通過格物、致知做到誠意、正心（即樹立正確的倫理道德觀念，做到不為各種私心邪念所動搖），從而達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這是教育對個人發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礎上，每個人都為促進各自家庭的和諧美滿和國家的繁榮、穩定而積極努力地做出自己的貢獻，這是教育對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

　　3、關于教育的對象。

　　孔子提出“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即不分貴族與平民，不分華夏與夷狄，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在等級森嚴的宗法分封制下能在實踐中始終以此作為辦學方針，這無疑表明孔子有極大的革命勇氣與魄力。

　　4、關于教學的內容。

　　為了培養學生完善的人格，孔子確定的教學內容是“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等六門課程。“禮”用于維護各種人倫和道德規范；“樂”是通過音樂、舞蹈、詩歌等藝術手段使學生從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禮、樂互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務；“射”是射箭；“御”是指駕馭戰車的技術，這四項屬軍事技能；“書”包括識字和自然博物常識，相當于現代的文化科學知識；“數”的教學不僅指一般的數學知識，還包括記日、記月、記年的歷法，甚至八卦也屬于“數”教的內容。由“六藝”可見，孔子的教學內容己包含道德教育、科學文化教育和技能訓練三部分。因此，我們可以說，孔子在約2500年前己明確提出了教學內容應包括德、智、體、美四個方面，并且應以德育為基礎，把德育放在首位，這種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5、關于教學內容的實施。

　　孔子明確提出應劃分為學、思、習、行等四個階段。這兩個階段是學習知識的過程，后兩個階段則是知識外化的過程，并要求學生將所學知識應用于實踐，并要求學生將所學知識應用于實踐，要“躬行踐履”。孔子是第一個將學思結合，知行統一的觀點納入教學過程的教育家“，他的這一思想為儒家后學所繼承和發展，并以孔子名義總結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中庸》），其中，“博學”、“審問”屬于學的過程，“慎思”“明辨”是思的過程，“篤行”則是習和行的過程，這五個階段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教學過程式的內在聯系，這是中國最早提出的教學過程階段論，對我國古代教學曾起過重大的影響。

　　6、關于教學的方法。

　　孔子有諸多輝煌創造，如循循善誘、因材施教、學思結合、知行統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溫故知新、循序漸進、舉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傳，至今仍有各級各類學校的教學中發揮作用。

　　7、關于教材建設。

　　孔子晚年，皓首窮經編訂的“六書”（詩、書、禮、樂、易、春秋）是我國第一套完整的教科書，后被荀子尊敬為“六經”。除《樂》亡佚失傳以外，其余“五經”在我國2000多年的傳統社會里一直是官學和私學的最基本教材。

　　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家。孔子從教育的培養目標、教育的作用、教學對象、教學內容、教學過程、教學方法一直到教材建設等諸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樹，不僅為我國儒家教育思想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

　　三、孔子的地位和影響

　　孔子對中華文明和人類文明做出的巨大貢獻，就在于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和認真樸素的態度，把思維聚焦于人生的實際問題。他的“仁者愛人”及“以民為本”的人本思想，“和而不同”的胸襟、中庸之道的哲學智慧、“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早己超越了國界和時空的界限，成為人類的共同精神資源。中華民族則在儒家文化的長期熏陶下，形成了特有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培養了中華民族以人為本、以和為貴，尊民愛物、尊老敬賢、重信義、保氣節、寬厚中正的道德品質和艱苦自立、積極入世的精神風貌。

　　早在公元1世紀，儒家文化就傳播到了越南、日本等地。明朝初年，朝鮮就創設成均館于漢城，祭孔于文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偉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諧、中庸之道，輻射到周邊國家，形成了廣大的儒教文化圈。

　　四、孔子思想的現實意義

　　2005年9月28日，在孔子誕辰2556周年之際，伴隨著首次“全球聯合祭孔活動”拉開序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辦了“2005年中國曲阜國際孔子文化節”，第二節，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召開的第172屆執行局會議上，“孔子教育獎”被正批準設立，這是第一次以中國人的名字在聯合國設立的獎項，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項最高級別的國際獎項。1988年，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在巴黎會議上提出：“人類如果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首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儒家文化注重人格、注重利他、注重和諧和的東方品格和釋方著和平信息的人文關懷精神，對于構建和諧社會，促進世界和平，必須提供重要的思想啟示。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格局下，在人類文化走向多元化的大潮流中，孔子必將會氣宇軒昂的走向世界，儒家文化也必將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大放異彩。

　　孔子不僅屬于中國，亦屬于全人類。

　　[參考書目]

　　1、楊潤根《發現〈論語〉》，華夏出版社2003版。

　　2、楊朝陽、修建軍主編《孔子與孔門弟子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版。

　　3、林存光《歷史上的孔子形象》，齊魯書社2004年版。

　　4、蒙培元《蒙培元講孔子》，北京大學出版2005年版。

　　5、毛禮銳等主編《中國教育通史·第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孔子的美學思想論述

　　摘要: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統治地位。孔子作為我國古代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為儒家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要考查中國古代的美學思想，就不能避開孔子。孔子的美學思想主要有三點:真美善統一、中和之美、理想的人格美。

　　關鍵詞:孔子;真美善;中和之美;人格美

　　美學思想產生于西方，最初以哲學形式或文藝評論、創作理論的形式出現，比中國古典美學有更加明確清晰的發展線索，也更為復雜豐富。傳入中國后，美學由最初的味覺擴充到個人主觀的各種官能感受，后又向人類的經濟生活、倫理生活、精神生活乃至藝術領域擴展。以孔子為代表建立的儒家文化對美學的提升起了積極作用，他更加注重具有社會倫理意義的東西，將從精神、理性方面得到的滿足感和充實感作為審美對象。日本學者笠元仲二認為，中國人最初的美的觀念始于味覺，美字的最早含義也是指味覺引起的甜美感受。朱立元教授在《美學》中引用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觀點:“美，甘也。從羊從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

　　1真美善統一

　　真美善是哲學討論的重要范疇，是中國古代文論關于文學賞評的重要標準。真實性是文學賞評中一個重要的標準，而文學的“美”“善”是建立在“真”的基礎上的。文學作品中的“真”，主要表現在真實地再現和真實地表現上，這相當于通常探討生活、藝術的真實問題。真實再現，即文藝作品真實地描寫社會生活;真實地表現，即文藝作品真實地抒發作者的真實情感。詩真實地再現生活，孔子說詩“可以觀”，鄭玄理解為“觀風俗之盛衰”(何晏注《論語集注》)，朱熹理解為“考見得失”(《論語集注》)，楊伯峻理解為“可以提高觀察力”(《論語譯注》)。那么詩如何做到這些呢?孔子認為詩應該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孔子在《禮記表計》中說:“情欲信，辭欲巧。”《易乾文言》里引用“孔子的話說:‘修辭立其誠。’這個‘誠’就是真實的意思，修辭要注重事實”〔2〕。孔穎達在《禮記正義》里將其理解為“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好”。文學作品既要抒發真情實感，也要使用美的形式技巧。由此看出，孔子對文藝創作所要求的是真與美的統一。另外，孔子在他的表述中包含著一些與“真”相同或相近的內涵。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衛靈公》)，邢昞解為“言盡忠誠不欺于物，行唯敦厚而常謹敬”(《論語注疏》)。其中的“忠信”即忠誠不欺，“篤敬”即敦厚謹敬，含有“真”義。孔子說“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貞”是言行一致的“大信”，包含有“真”義。楊伯峻認為，“君子講大信，卻不講小信。”此外孔子還說“修辭立其誠”(《易乾卦文言》)，孔穎達理解為“辭謂文教，誠謂誠實也。外則修理文教，內則立其誠實”(《周易正義》)。由此可知，孔子所說的忠、信、貞、篤、敬、誠等概念包含有“真”義，這既有孔子對人的修身的“真”、文藝真實表現生活的“真”，又有對文藝作品要求作者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的“真”。在儒家重視倫理的哲學思想中，孔子所說的“真”是與“善”密切聯系的。李玉芝在《文學與美———中國古代文學鑒賞》一書中表示:“最好的文學作品，必須是以人的至善為前提，或表現人的至善的愿望、精神，或表現自然物為人欣賞的形狀、本質。”〔3〕43孔子《論語》中所提倡的仁、義、禮、智、信，則是追求善的最好證明。如孔子所說:“里仁為美”(《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顏淵》)、“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泰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4〕50(《雍也》)。此外，孔子提倡“文以載道”，即要求文章以傳播道德為美，以追求善為美，這與康德“真美善”的美學思想有相似之處。孔子認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4〕8(《為政》)，即是說《詩》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總結，就是“思想主旨純正無邪”，足見他對于藝術做出的倫理道德的要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4〕22(《八佾》)孔安國指出:“《韶》，舜樂名也。謂以圣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4〕49從這里可以看出，孔子不僅不否認事物外在的聲色之美，還強調了善的作用。孔子除了不否認聲色美，還不否認雕琢美，教導子貢“《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學而》)〔4〕6。中國古代文論關于“真”的賞評標準，從講究“言辭真”“情志真”“事物真”到重視藝術真，孔子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在以孔子為代表建立的美學體系中，他實現了真美善的統一。其真善美統一的美學思想可概括為:文藝應以真為基礎，以善為主要衡量標準，以美為外觀。

　　2“中和”之美

　　“中和”是中國文學批評的核心之一。孔子:“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5〕6《禮記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3〕199“中”是適中折中，“和”是平和融合。朱立元教授引用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觀點:“天地之美惡，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為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于和。”這里“中和”超出倫理意義而具有哲學高度和美學意義。孔子所說的“中和”強調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他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5〕122“過猶不及”〔5〕96，將“中和”提高到了形而上學程度。從美學的角度來說，“中和”實質是美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完美統一，即辯證地把握和處理藝術內部的各種對立因素，使之彼此制約而又相互依存、滲透，任何一方都無“過”或“不及”，從而使文藝整體達到一種適當、淳樸的理想境界。孔子提出的“中和”之美具有此類美學意義，它主要表現為“思無邪”“文質彬彬”“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等美學思想。首先，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楊伯峻認為“《詩經》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它，就是‘思想純正’。”〔6〕11“思無邪”一詞出自《詩經魯頌駉篇》，原句中的“思”為句首語氣詞，并無實意，“無邪”是對牧馬人放牧時神情專注的樣子的描寫，并無其他的意思。“孔子在此借用‘思無邪’概括《詩經》的特征，認為《詩經》各篇都符合儒家政治、倫理和審美的標準。從藝術角度看，孔子的‘思無邪’體現了中和之美的思想。”〔7〕44這里實際上是對“思無邪”思想的延伸和發揮，即要求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要不偏不倚、純正無邪、無過不及。其次，孔子提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朱熹《論語集注》解釋為:“質樸超過文采就顯得粗俗，文采超過質樸就顯得虛浮，文采和質樸要搭配得當，這樣才可以成為君子。”〔4〕47“文質彬彬”是用于衡量和判斷人的標準，后被推演開來用作藝術作品，尤其是評判文學作品，要求文學中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結合。如果只偏重于形式就顯得虛浮，“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4〕106。由此可見，孔子重視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形式，二者比肩、缺一不可。再次，孔子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朱熹釋為:“《關雎》這一樂章，歡樂而不過分，悲哀而不傷情。”〔4〕21孔安國釋為:“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8〕45此觀點以中庸之道為基礎，強調真正美的、有益于人的文藝作品，其感情表現應當適度，不能過于放肆，否則就有害無益。因此孔子主張“臨哀不傷”〔4〕22。從某種意義上說，孔子這一思想不僅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美學基礎，還將儒家文化的理想美推到了極致，并對后世美學理論體系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國的宮殿建筑以中軸線為中心而向兩邊對稱展開的形象、中國書法不肥不瘦的章法、中國詩畫的抒情達意等均源于此思想。

　　3理想的人格美

　　中國文化重視倫理道德，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從倫理道德入手，圍繞怎樣做人、做一個什么樣的人而展開。孔子認為，外界的萬事萬物都含有人格的意蘊，無不與自己的性情相通。如子貢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張》)〔4〕184孔子將君子的過錯比作日蝕月蝕，犯了過錯人人都能看到，改了過錯人人都能敬仰。然而，儒家的審美，實質上并不強調對所謂美的事物的欣賞，而是強調從外界事物中感受到人格理想，對自己人格或人格理想的欣賞。在《論語》中孔子塑造了具有理想人格美的君子形象，君子集智慧、勇敢、清心寡欲、多才多藝于一身，是德才兼備的人。孔子認為以人為本的道德美是首要的，同時不能忽視外在美，他說:“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4〕84(《鄉黨》)因為人的外形缺陷是容易看得出的，而內在美卻是不易察覺的。因此君子應具有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美好品質。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4〕48(《雍也》)孔子認為，聰明人喜歡流動的水，有仁之人喜歡穩重的山;聰明人性好動，仁者性好靜;聰明人比較快樂，仁者比較長壽。這與儒家文化所倡導的道德品質是一脈相承的，無論是智者還是仁者，他們不是因為山水的形態如何美而喜歡，更重要的是因為山的特點是重而不遷、山至川流。他們可以從山水中看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規律，然后通過這些規律去了解萬事萬物，而不是將自己的理解局限在某一范圍內。此外，孔子還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八佾》)〔4〕16，“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堯曰》)〔4〕190，“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衛靈公》)〔4〕144，“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等。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中指出，“中國美學異于西方美學的許多特征主要由儒家的美學思想所鑄成”〔9〕65，“漢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國人所以不同于外國人，中華藝術所以不同于其他藝術，其思想來由應追溯的先秦孔學……孔子在塑造中國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結構上的歷史地位，已是一種難以否認的客觀事實”〔9〕270。從中可以看出，作為儒家創始人和中國古典美學主要代表人物的孔子，其關心現實、服務政治的文藝觀念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中國文學批評的產生、形成和發展。他把文藝思想、美學思想與倫理學、心理學聯系在一起，最終奠定了以情感與理智、個人與社會、文與質和諧統一為核心的儒家古代文學評判思想體系。當代學者應該吸收其理論和思想的精華，培養一分為二地、辯證地看待問題的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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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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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李澤厚．美的歷程〔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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