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關于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
我的演講，要從今年7月20日播出的一條新聞說起。
“稍早之前，我們的《新聞報道》和《七分之一》欄目報道了本臺記者潛伏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生產線，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臥底調查。發現工廠隨意使用過期原料，將產品次品重新混入生產原料當中等問題。福喜公司是美國歐喜集團在上海的分公司，位于嘉定馬陸工業園區。主要為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全家超市等知名連鎖企業提供成品或者是半成品。”
相信很多人對這篇報道還記憶猶新。又是食品安全!還是發生在現代化“中央廚房”式的大型食品企業。這無疑是一個新的重要課題。在追問這一事件的過程中，有人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誰是這次報道的英雄?平心而論，我的這些同事堪稱英雄。
對大型食品工廠的拍攝難度非常之大。在所有外圍調查都沒法拿到直接證據的情況下，他們決定臥底調查，可以說，這是獲取真相的唯一手段。他們每天在生產線上工作近10個小時，搬運貨物上千件，重量近10噸。一位同事曾連續工作20天，手部肌腱都斷裂了。在福喜，對員工活動區域的管理非常嚴格，同事只能利用休息和午飯的半小時，在廠區走動進行調查工作。一天下來，幾乎沒有停下來的時候，有時連水都喝不上。同時，這樣的調查必須嚴格遵守新聞界公認的隱蔽式采訪規范，比如不做釣魚式、誘導式的采訪，只是忠實記錄看到的事情，以確保新聞真實性。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像一個“人體探頭”。這樣下來，每天疲憊不堪。有一次，工友叫同事晚上吃飯。同事竟然神情恍惚地回了句，“不用了，我還得回去剪片子。”事后想一想，真后怕。
更大的壓力來自于精神。兩個半月時間，他們在工廠附近租房子住，過著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他們不能告訴家人、朋友自己在做著什么。一位同事的愛人做手術，他去看了一下，就回到工廠。他怕家人多問，也怕因為曠工被除名，讓調查前功盡棄。
雖然歷盡千辛萬苦，但出于安全考慮，今天只能由我來講這段故事。也許他們永遠無法走到臺前，但這個舞臺應該有幕后英雄的一席之地。因為在他們心中始終牢記一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同事調查完成，我接過了接力棒。那天的直播中，專家連說三次“無語”來表達憤怒。但我想，媒體不能只傳遞情緒，輿論監督要揭蓋子，更要促進問題的解決，富有建設性。在節目中，我向專家和記者拋出20多個問題。一個大型企業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行為?如何杜絕類似問題發生?面對新情況相關部門該如何加強監管?各檔節目也持續關注，記者深入追蹤。我們希望通過追問促進制度的完善，推動食品安全的籬笆扎得更緊，讓公眾樹立對食品安全的信心。
報道播出后，引起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相關部門立即展開調查。美國歐喜集團也聲明道歉。
如何根據舉報線索，通過深入和獨立的調查去了解真相，責任落在了我們新聞工作者的肩上。
這不僅是我們應該做的，也是我們必須做的!因為這是人民的需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是我們新聞工作者永遠的追求。那天我在節目最后說了這樣一段話：“我們常說快餐是垃圾食品，但是沒想到我們吃的真的是垃圾。希望相關的企業和部門盡快給公眾一個答案，也希望這個黑洞能夠盡早堵住。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
這段話并沒什么精彩之處，但它代表了公眾的聲音。面對人民的需求，媒體可能無法給出最后的答案，但發現問題，探尋真相，尋找解決的辦法，是新聞工作者矢志不變的責任與堅守。尤其當遇到事關公共利益的重要問題，更是要知難而上。
說到這里，人們不禁要問：究竟誰是真正的英雄?一句話，人民和回應人民需求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正所謂時勢造英雄啊。��現在是2014年的年末，我不知道，現在黃先生的吻，落在哪里;但我知道，半個世紀的風，無論隔著怎樣一灣海峽，揚起的都是同一把泥土。
篇二：關于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
xx年夏天，我獨自一人坐上南下的火車，去了福建一份都市報，在那里開始了我的新聞旅程。
幾年里，我時常在想：我們為誰怎樣寫作?有前輩告訴我，做新聞就是做事，做事的根本是做人。
是的，事實上，我們一生都會面臨相同的問題：我們要做什么樣的人?我們要做什么樣的事?我們要怎樣去做事?
我們會很容易給出一個答案：做正確的人。做正確的事。正確地做事。可是實踐我們的答案，可能需要耗費一生的時光。 是什么讓我們永遠抓不住正確的答案?我想，答案是：我們始終沒有解決內心的沖突———我們為誰寫作?
做記者，有人追求的只是一種謀生手段，有的人只追求一份體面的職業。分歧在于內心。
幾年來，我一直為“新聞”兩個字激動和驕傲。我熱愛我從事的這個職業。在這個行當中，我曾經被朋友和同事們寄望去“開創大場面”，也曾因為能力的欠缺而自怨自艾。但是，有多少人能如同我們這般幸運，在一個風云際會的時代里成為“當下”的記錄者，成為“歷史”的見證人? 我們是記者。顯然，我們不是作家、不是教師、不是評論家、更不是什么無冕之王…… 記者要做的事情，不是創作，不是教導讀者，不是對事物發表看法，我們要做的事情只是代替背后成千上萬的讀者，替他們選擇的對象發問或是探查一件讀者感興趣的事情，然后用旁觀者的身份、平靜的心態，客觀真實地寫出一份報道，回答讀者的困惑…… 做記者，幾乎每天要研究選題，寫作稿件，然后是每周，每年。
要做一個好記者，我的強烈感覺是，一定要有長跑的毅力和心理準備。
我們很多青年記者，包括我總是在詢問：怎樣成為一名好記者?怎樣寫出一篇好新聞?
我想，這一方面能證明我們對于新聞事業的激動與熱情，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們面臨最緊迫和焦慮的問題。
有時候我聽到一些“訣竅”，有人推薦我們閱讀一些范文，更多時候，我被告知：去做，去寫，去思考。然后告訴自己：我這一篇比上一篇寫得好。做新聞就像談戀愛，唯有實踐才能抵達幸福。
我還聽到一個關于閱讀的“訣竅”，那就是讀杰作，讀偉大的故事。好新聞就是一個好故事。好記者就是一個杰出的講故事的人。新聞與小說一樣，都是故事，它們之間的本質區別在于：新聞是真實的，小說是虛構的。那些偉大的故事會告訴我們，將故事講好是很值得驕傲的事……所有東西都要回歸到信仰。你相信什么，你就可能成為什么。
在通往信仰的道路上有無數條岔路，這時已不存在天賦、能力或者運氣的差別，關鍵在于你的選擇。你選擇了什么，你就可能成為什么。
篇三：關于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稿
2011年3月的某一天，一個叫黃宏成的臺灣人，回到老家福建南靖縣梅林鎮梅林村黃氏祖祠祭拜，讓人沒有想到的是，他和20多位黃氏后人，齊刷刷地匍匐于地，親吻腳下的土地足足12秒。讓人更沒想到的是，這只是黃先生親吻大陸30多個省和臺灣319個鄉鎮大地泥土的數百個12秒中的一個場景而已。
2012年，我成了一名駐臺灣記者。去往機場的路上，一眼望去，都是塵土飛揚的工地，有紅澄澄的、也有黃澄澄的，司機告訴我，那是紅壤和黃壤。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海那邊的水土，不知是否包容得下我這來自大陸廈門的小女生?
一下飛機，就直奔市區，蔓延的綠意，怎么也遮不住臺灣泥土的顏色，同樣的紅澄澄、同樣的黃澄澄，我一時間竟忘了自己方才曾在兩岸之間的起落。
“小姐你是從大陸來的哦，那你會唱‘起來’那首歌嗎?”臺灣司機這么一問，我才回過神來，有點迷茫地問，“‘起來’是什么歌?”弄了半天才搞懂原來他指的是《義勇軍進行曲》。
于是，在海的那一邊，我第一次唱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竟然是在出租車上，和一位司機大哥。
去年中秋，我去臺南麻豆采訪當地的文旦祖師爺——買郎宅郭家。初見郭老先生，他頭上戴著綠營選舉造勢的帽子，對我們的采訪極為抗拒。老人家連連擺手說：“不要采訪啦，你們大陸人來臺灣，賺錢的是你們，又不是我們。”我當即用閩南話回答：“阿伯，我就是在大陸吃到你們麻豆的文旦，才專程來采訪您的。”看得出來，我一開口，他很吃驚，“原來你們也會講臺語哦。”我告訴他，不只是我，在大陸還有兩千萬人，每天都說著和他一樣的閩南話。
原來在海的那一邊，有時只需要一段鄉音就能夠彌合那長長又深深的心隔。
在高雄左營，我們見到了祥和里里長劉德文，12年來他堅持著一項“特殊服務”，義務幫助轄區內的老兵將骨灰送回大陸。當航班抵達老兵故鄉時，他堅持骨灰盒必須先放地上一段時間，按他的說法叫“走地”，讓老兵可以第一時間腳踏家鄉的土地;他的服務專用袋，是喜慶的紅色袋子，用來安放老兵的骨灰盒，他說，對中國人來說，落葉歸根是喜事，這是中國人的倫理。
原來在海的那一邊，他們也會用心貼著土地，用夢裹著情誼，更會用回家的陪伴去消弭游子遠走的距離。
今年6月，大陸國臺辦主任張志軍訪臺，成為第一個到訪臺灣的大陸對臺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那天他前往拜訪高雄杉林區的一處木瓜果園，很多當地果農拿著各式各樣的小物件，熱情地向張志軍索取簽名。一位果農手里拿著寫有“張志軍”三個大字的斗笠愛不釋手，他說，他要把這頂斗笠帶回家掛到墻上，留作紀念。問他為什么，他說：“因為這位大陸高官說話很實在。”
原來在海的那一邊，在一樣土地上著笠耕作的人們，雖說誰都有誰的好惡喜厭，但誰也都有誰的鄉里鄉情。
那里的人，和我們說著一樣的語言;那片土地，和我們有著媽祖關公的文化傳承。但總有一些情境，還是敵不過可怕的政治操弄。我被一個司機在半路上丟下過，就因為我是大陸來的。一路走回，腳底仍舊是紅壤和黃壤的交合，這樣的遭遇，并沒有讓我模糊那片土地的顏色。因為，那片泥土有溫度，記者往往是第一個感知其人情冷暖的群體;因為，那片泥土有尺度，記者往往是第一個用其來丈量心與心距離的群體;因為，那片泥土有跨度，記者往往是第一個體驗超越分歧尋求共識的群體。
海的這一邊和那一邊，多少有著事實上的距離，但正如臺灣詩人向明所寫：銅墻的壁壘呵，終不敵親情的柔指，輕輕一推，就踉蹌地閃了過去……不是嗎?
現在是2014年的年末，我不知道，現在黃先生的吻，落在哪里;但我知道，半個世紀的風，無論隔著怎樣一灣海峽，揚起的都是同一把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