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篇小說，是著名作家路遙的成名作。原載《收獲》1982年第三期，獲1981——1982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小說以改革時期陜北高原的城鄉生活為時空背景，描寫了高中畢業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離開土地，再離開土地，再回到土地這樣人生的變化過程構成了其故事構架。高加林同農村姑娘劉巧珍，城市姑娘黃亞萍之間的感情糾葛構成了故事發展的矛盾，也正是體現那種艱難選擇的悲劇。

　　簡介

　　回到土地

　　主人公是高加林，他高中畢業回到村里后當上了民辦小學的教師，很滿足這個既能體現他的才能而又對他充滿希望的職業，但是好景不長，他就被有權有勢的大隊書記高明樓的兒子頂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當他失意無奈，甚至有些絕望的時候，善良美麗的農村姑娘劉巧珍闖進了他的生活，劉巧珍雖然沒有文化，但是卻真心真意地愛上了高加林這個“文化人”，她的愛質樸純真，她以她的那種充滿激情而又實際的作法表白了她的熾烈的愛。而實際上她所得到的愛從一開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對于高加林來說只是在他失意時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當機遇再次降臨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終于抓住了這次機會，重新回到了城市。

　　離開土地

　　城市生活給了高加林大顯身手的機會，又讓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學黃亞萍。與巧珍相比，黃亞萍無疑是位現代女性，她開朗活潑，卻又任性專橫，她對高加林的愛熾烈大膽又有一種征服欲。高加林的確與她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他們有相同的知識背景，又有許多感興趣的話題，當他們倆口若懸河、侃侃而談時，高加林已經進入了一種艱難的選擇之中。當高加林隱隱地有了這種想法時，他的念頭很快便被另一種感情壓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親切可愛的臉龐，想起了巧珍那種無私而溫柔的愛。當巧珍帶著狗皮褥子來看他時，巧珍去縣城看了好幾次加林，加林都有事下鄉采訪了，終于有一次他倆有機會見面了，加林看到日思夜想的巧珍，心情很是激動，巧珍看他的被褥那么單薄，就說下次去給他帶去她自己鋪的狗皮褥子，高加林一下子不高興了，因為城里人沒有人用狗皮褥子，而且那狗皮褥子跟他生活的環境一點都不相稱，他怕被別人笑話，而當巧珍給他講的都是些家長里短的小事的時候，他一下子覺得很失落，他跟黃亞萍談論的都是時事政治、國家大事!那才是他想要的，他的遠大抱負。這種反差讓高加林很是糾結。他的那種難以言說的復雜的感情一下子表現了出來。在經過反復考慮后，他接受了黃亞萍的愛，可同時意味著這種選擇會無情地傷害巧珍，當他委婉地對巧珍表達了他的這種選擇后，巧珍含淚接受了，但她卻并沒有過多地責怪高加林，反而更擔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勸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淚水卻在她臉上刷刷地淌著。

　　回到土地

　　但是好夢難圓，高加林通過關系得到城內工作這件事終于被人告發了，他要面對的是重新回到生他養他的那片土地，他所有的理想和抱負如同過眼云煙難以挽留了。難以承受的是這份打擊更難以面對的是生他養他的那片土地，(他本以為村里人都等著看他的笑話呢!可他萬萬沒想到，當他灰頭土臉地出現在家鄉人面前的時候，家鄉人給他的是各種安慰的話語，他感動的不知說什么了，只是拿出他隨身帶著的煙散給鄉親們。而此時他也得知巧珍已嫁作他人婦，即便如此，她依然去求她姐姐的公公，村支書——高明樓，求他給高加林安排去教學，因為據說家鄉的那所學校因為學生增多要新添一個老師，德順爺爺感慨地說道：“多好的娃娃啊!”此時的高加林已經泣不成聲，趴在熱情的鄉土上大聲痛苦......)他褪去了驕傲，認清了現實，接受了德順爺爺的一番話，而后懊悔的撲倒在了地上。

　　關于作者

　　路遙(1949-1992)，原名王衛國，1949年12月3日生于陜西榆林市清澗縣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因家貧7歲即過繼給延川縣農村的伯父。曾在延川縣立中學學習，1969年回鄉務農。其間做過許多臨時性工作，并在農村一小學教書一年。1973年進入延安大學中文系學習，開始文學創作。大學畢業后，任《陜西文藝》(今為《延河》)編輯。1980年發表《驚心動魄的一幕》，獲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82年發表中篇小說《人生》，獲第二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88年完成百萬字長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于1991年獲茅盾文學獎。路遙的小說多為農村題材，描寫農村和城市之間發生的人和事。路遙和柳青、陳忠實同為黃土文學流派作家，作品有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1980年，獲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人生》(第二屆全國優秀中篇小獎)、小說《姐姐》、《風雪臘梅》等，以及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1991年，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其全部作品收集在《路遙文集》五卷。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時20分，路遙因病醫治無效在西安逝世，年僅42歲。

　　書評

　　事實上，高加林對土地逃離與回歸的人生歷程，正揭示出路遙對鄉土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個體生命的兩難抉擇。在守望土地、生命接近自然性存有野性美的同時，也要承受來自惡劣自然環境、封建陳規陋習和城市人高傲所帶來的深重痛苦和屈辱。悲苦不僅來自物質層面，更主要來自個性壓抑、理想受阻和精神苦悶。寄身城市，固然生活環境大為改善，為實現個人理想提供了廣闊天地，但也根容易滋生克南媽式的小市民心理、黃亞萍式的極端利已主義、張克南式的人格萎縮，讓人倍感精神家園的雙重失落。當巧珍第一次到縣城去見高加林，“一進加林的辦公室，巧珍就向加林的懷里撲來。加林趕忙把她推開，說：‘這不是在莊稼地里，我的領導就在隔壁……你先坐椅子上，我給你倒一杯水。’他說著就去取水林”。這里所揭示的城市環境對個體生命的壓抑扭曲，既是高加林的個人心理感受，也代表城市人作為群體，時時遭受生存環境和文明制度對個體生命的異化和弱化。[4]

　　真正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必然是貫徹著作家的審美理想的。《人生》的審美理想并不在于為當代農村青年指出一條鋪滿鮮花的人生坦途，描繪一個令人神往的燦爛前景，或展示出人生荊棘叢生的坎坷之路。《人生》的審美理想主要表現在，作者通過高加林和劉巧珍的愛情悲劇，給人一種痛惜感，充送著一種對于變革現實的熱烈的期待和深情呼喚——要避免像高加林和劉巧珍那樣的生活悲劇重演，要在文明與愚昧的沖突中正視民族文化心理的衍變。高加林所具備的，正是劉巧珍所沒有的：劉巧珍所有的，又正是高加林所不具備的。這是一個合理與不合理緊密交織在一起的矛盾，一個現在還無法解決但將來必然要解決的矛盾。這是一場極其復雜的令人思緒紛壇的人生悲劇，但在復雜的悲劇表象下卻隱約地透出生活的某種確定性。悲劇所具有的審美屬性，正是《人生》具有持久藝術魅力的原因之一。

　　馬云：路遙對我的影響最大。18歲時，我是蹬三輪車的零工，是《人生》改變了我的人生。

　　賈樟柯：讀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是個上中學的孩子。這么多年我看過很多作品，都對我的電影創作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對我影響最大的反而是這本《人生》，它讓我開始對社會有了新的認識，開始思考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