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為史上最年輕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之后沒幾天，17歲的巴基斯坦女孩馬拉拉·優(yōu)素福扎伊的自傳簡體中文版即將出版。這本名為《我是馬拉拉》的自傳，由馬拉拉和英國知名戰(zhàn)地記者克里斯蒂娜·拉姆合著，還原了她的傳奇經(jīng)歷。

　　我來自一個午夜建立的國家。而我在生死邊緣徘徊的時刻，剛過正午。

　　一年前，我離家去學校，沒承想，再也沒能回去。我被塔利班分子開槍擊中，失去意識，然后就被帶離了我的國家——巴基斯坦。有些人說我永遠都不可能返回故鄉(xiāng)了，但我堅信，總有一天，我一定會回去的，沒有人愿意離開自己心愛的祖國。

　　現(xiàn)在，每天清晨，當我睜開雙眼，都期盼著能回到自己的舊房間，屋里滿地都是衣服，架子上擺滿了我獲得的獎狀。事實上，我身在一個離我的故鄉(xiāng)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有五個小時時差的國家。巴基斯坦與之相比，像是落后了幾個世紀。這里的便利條件遠超你的想象：擰開每個水龍頭都有自來水流出，冷熱水可以自由選擇;無論白天或黑夜，只需按一下按鈕，燈光就會亮起，不需要點油燈;有燃氣可以直接煮食物，而不用先去市場買煤氣。這里的一切都非常現(xiàn)代化，甚至只要打開包裝袋，就有熟食可以吃。

　　我站在窗邊，能看到外面的高樓大廈。長長的公路上車水馬龍、井然有序。樹木和草地都被修剪得很整齊，還有平坦的人行道供路人行走。閉上眼睛，有那么一瞬間，我仿佛回到了我的故鄉(xiāng)——有白雪皚皚的高山、綠意盎然的原野，還有碧藍的河水。一想到斯瓦特的人民，我就會愉快地微笑。我仿佛又回到了學校，和我的老師、同學們在一起，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在一起，開心地說說笑笑，仿佛從未離開過。

　　然后，我猛然醒悟，我是在伯明翰，在英國。

　　2012年10月9日星期二，那天發(fā)生的事情，改變了一切。那天原本要大考，對學生們來說算不上太美好的日子。但和大多數(shù)同學不一樣，我號稱“小書蟲”，感覺考試并不是什么難事。

　　那天早上，我們一如既往地搭著被漆得五顏六色、噴著廢氣的三輪車——每輛車上只能搭載五六個女生——來到狹窄泥濘的哈吉巴巴路。自從塔利班控制該地區(qū)以后，我們的學校不能再有任何標志。隔著伐木場的白墻，銅質的大門上沒有任何裝飾——不能讓外界看出圍墻里的狀況。

　　對女孩子們來說，這道門就像是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門，引領我們前往屬于我們自己的世界。

　　這所學校是我出生前父親創(chuàng)建的，我們頭頂?shù)膲ι鲜怯眉t白兩色顏料漆的“胡沙爾學校”。我15歲，上九年級，每周有6天要來學校上課，和同學們一起背誦化學公式或學習烏爾都語;用英文格言，諸如“欲速則不達”等寫故事;或是畫人體血液循環(huán)圖——我的大多數(shù)同學都想成為醫(yī)生。實在很難想象，會有人把這樣的事當成一種威脅。然而，在學校的圍墻外，縈繞著明戈拉(斯瓦特的主要城鎮(zhèn))的不只有嘈雜和瘋狂，還有很多像塔利班分子那樣認為女孩不應接受教育的人。

　　這天早晨，和往常沒什么兩樣。不過，因為要考試，我們可以九點去上學，比平時晚一個小時。

　　學校離我家不遠，以前我都是走路上學。但自從2011年開始，我就跟著其他女生一起搭人力車上學，再搭校車回家，因為母親不敢讓我獨自上路。我們一年到頭都被人威脅，這些威脅信息有些刊登在報紙上，有些是其他人轉來的傳單或小紙條。母親很擔心我，但塔利班分子從來沒有特別針對過小女孩，相對而言，我更擔心他們會針對我的父親，因為父親總是發(fā)表反對他們的言論。2011年8月，我父親的好友，也是他抗爭暴權的同盟扎西德·汗在去祈禱的路上臉部中槍。我知道所有人都在勸我父親：“小心點，否則下一個就是你了!”

　　我們家門口的街道狹窄，校車無法開進去，所以我每次都在小溪邊下車，翻過一道上鎖的鐵柵門，然后再走一段階梯，才能到家。我總覺得要是有人攻擊我，一定是在階梯上。和我父親一樣，我總是愛幻想。有時候在課堂上，我的心思就會不知不覺地飄走。我想象在回家的路上，有人從臺階上跳下來朝我開槍。我想象自己的反應：也許我會脫下鞋子，朝他扔過去，但我又覺得如果那樣做的話，我和恐怖分子也沒有什么區(qū)別。最好還是向他祈求好了。“好吧，如果你想開槍就開吧。不過，在此之前，請先聽我說幾句話。你這么做是不對的，我不是針對你，我只是希望每個女孩都可以去上學而已。”

　　我并不害怕，但我也開始在每晚臨睡前檢查門鎖好了沒有，也開始向真主禱告，詢問人死后會怎樣。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無話不談，我們住在同一條街上，從小學開始就是好朋友。我們分享彼此的一切，比如賈斯汀·比伯的歌、電影《暮光之城》，還有最好的亮膚面霜。莫妮巴的夢想是成為一名時裝設計師，但她知道她的家人絕對不會同意，所以她告訴別人她想成為一名醫(yī)生。在我們的國家，女孩們即便能外出工作，也很少能從事除醫(yī)生或教師以外的職業(yè)。而我不同，我從未隱瞞自己想當醫(yī)生、發(fā)明家或政治家的念頭。莫妮巴似乎總能未卜先知，可我總是安慰她：“別擔心，塔利班從沒有針對過一個小女孩!”

　　當校車來的時候，我們跑下樓梯。其他女孩在出門之前，都會把面紗蒙好，然后爬上校車的后方。那是一輛白色的豐田卡車，車廂里平行擺放著三條長椅，兩條在車的兩側，一條在車中央。那天，車上擠著二十個女生和三個老師。我坐在左側，莫妮巴和另外一個低年級的女孩夏希雅·拉姆贊分別坐在我的兩邊。當時，我們懷里抱著考試資料，書包放在腳旁。

　　那之后發(fā)生的事情，我都記不大清楚了，我只記得當時車里的空氣又熱又黏，與往年比，天氣涼得晚，只有遙遠的興都庫什山頂覆蓋了一層薄薄的白雪。車子座位后面沒有窗戶，兩邊蓋著厚厚的塑料布，時不時會被風吹開一溜小縫。塑料布黃黃的，上面滿是塵土，沒法看到外面。我們只能從車廂后面看見一線藍天和一抹太陽。那天的太陽就像是個黃色球體，飄浮在漫天風沙之中。

　　我只記得，校車一如既往地在路上架設的檢查崗處右轉行駛，然后經(jīng)過廢棄的板球場。然后，我就什么也不記得了。

　　在我做過的夢里，我被開槍擊中時，我的父親也在車上，他也被擊中了……周圍擠滿了人，我正到處尋找父親。

　　而事實是，校車突然被截停了。在我們的左手邊，是長滿雜草的希爾·穆罕默德·汗的墓園，他是斯瓦特第一任經(jīng)濟部長。在我們的右手邊，是個零食加工廠。我們停在離檢查點不到兩百米的地方。

　　我們看不到前方，但有個留著大胡子、穿著淺色衣服的年輕男子站在車身前方，揮手示意讓車子停下。

　　“這是胡沙爾學校的車嗎?”他問司機。學校的名字就寫在車身上，我仿佛能聽見烏斯曼大哥在喃喃自語：“這是什么蠢問題。”他回答：“是的。”

　　“我需要其中幾個孩子的信息。”男人說。

　　“你得去學校辦公室。”烏斯曼大哥說。

　　他說話的時候，另一個穿著白色上衣的男人走到車后面。

　　“你看，又是記者要來采訪你了!”莫妮巴說。自從我開始跟著父親在幾個活動上發(fā)言，為女孩子爭取接受教育的權利，抗議塔利班分子試圖讓女性穿遮面長袍后，便常有記者來采訪我，甚至還有些外國人，但從來沒有人像這樣把我攔在路邊。

　　那個男人戴著一頂寬檐帽，用手帕蒙住口鼻，看上去就像是得了流感一樣。他一躍跳上車廂，向我們走過來。

　　“誰是馬拉拉?”他用命令式的口氣問道。

　　沒有人開口說話，但有幾個女生望向我。我是唯一一個沒有把臉蒙起來的女孩。

　　這時候，他舉起一把黑色手槍。后來我才知道，那是一把柯爾特45型自動手槍。幾個女孩子開始尖叫起來。后來莫妮巴告訴我，當時我死死地抓著她的手。

　　我的朋友告訴我，那個男人開了三槍，一槍接著一槍，第一槍射穿了我的左眼眶，子彈從我的左耳射出。我倒在莫妮巴身上，鮮血從我的左耳噴涌而出。另外兩發(fā)子彈擊中了我旁邊的女孩——有一槍打中夏希雅的左手，還有一槍從卡內·利茲雅的左肩射穿進入她的右上臂。

　　后來朋友們告訴我，槍手開槍時手在發(fā)抖。

　　當我們終于到達醫(yī)院時，我的長發(fā)已被鮮血浸濕，莫妮巴的腿上也全是鮮血。

　　誰是馬拉拉?

　　我是馬拉拉。

　　而這，就是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