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社會學課件

　　發展社會學在過去被簡單地等同于現代化理論，繼而，現代化理論的目標因發展中國家既有的社會結構、文化傳統、利益集團而被扭曲，發展社會學的發展因此也跟著陷入困境。接下來小編為你帶來發展社會學課件，希望對你有幫助。

　　現在，發展社會學本身需要通過話語分析來予以重新界定。從知識社會學視角評述發展社會學的演變、發展困境和發展的一般趨勢和當前趨勢，表明發展社會學并沒有“終結”，而是被低估了。

　　關鍵詞：發展社會學；發展趨勢；話語分析

　　一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自己特定的對象。這在自然科學中是十分明顯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都有著各自十分確切的對象。然而，當我們談到發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時，我們馬上會有幾分猶疑，這是因為，作為它上一級學科的社會學目前正處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之中。自19世紀以來，雖然社會學成為標準意義上的學科已近200年，但是，它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缺乏一個占統治地位的中心理論。在塔爾科特·帕森斯以前，雖有韋伯和涂爾干對社會學學科化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從學科演進角度來看，他們的工作也還只是些嘗試性的綜合。在他倆之后，帕森斯是現代社會學的真正奠基性人物，正是他使得社會學成為孔德意義上的社會物理學。他的一般行動系統理論(generaltheory of action system)多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現代社會的重要參照。然而不幸的是，帕森斯的貢獻要么沒有被人認識到，要么就是被人誤解了，所以，在他之后的研究者們，基本上沒有領會到帕森斯嘗試為社會學奠定起像物理學意義上的基礎理論的企圖。結果，帕氏之后的社會學發展狀況基本上可以用“群雄逐鹿”四個字來形容，各種理論流派橫行，各個社會學家互不買賬，爭先創立自己的門派，新功能主義、符號互動論、沖突論、現象學、常人方法學此起彼伏。既然作為發展社會學上一級學科的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如此混亂，那么，到了發展社會學這里，如何界定其研究對象，也成了比較令人頭疼的事。

　　正因為存在上述這種混亂局面，很多研究者索性將現代化等同于發展社會學。也就是說，將發展社會學研究等同于現代化研究。從20世紀60年代到2l世紀的今天，現代化理論仍是發展社會學的主流話語。在目前關于發展社會學的介紹中，不管怎樣批駁現代化理論，都顯得極其無力，這是因為對現代化作批判的批判理論大多也是以現代化理論作為話語基礎的。這種情況表明，現代化已經成為了一種普遍的意識形態。

　　發展的現實已經表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努力基本上是以失敗而告終的。非洲、拉丁美洲、亞洲部分國家的貧困日益加深了。在過去，我們可以看到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展早期出現的殖民掠奪、人奴販賣、殖民戰爭(比如20世紀兩次大戰)等人類危機。近期而言，邊緣國家(地區)出現了普遍性的能源缺乏、貧困化、環境污染等等問題。就貧困來說，據聯合國《1998年人類發展報告》，在1997年，富裕國家的人口僅占全球人口的兩成，卻消費掉全球八成六的商品和勞務；而最貧困的兩成人口則只享受到全球1.3％的消費。據Gtovanni Arnghi測算，在1980－1988年，拉丁美洲(包括巴西)的平均GNP指標下降了46％(如果排除巴西則為54％)，中東和北非則下降了27％(其中土耳其和埃及則為31％)，西非和東非下降了60％，南亞下降了10％，東南亞下降了35％(其中印尼和菲律賓則為50％)。就環境污染來說，20世紀60－70年代，在低、中收入地區開始工業化的時候，美國、日本等發達地區開始把污染性工業向外轉移，歐、美、日等地區的污染性工業份額持續減少，拉美和亞洲等低、中收入國家的污染性工業份額逐漸上升。

　　以上現實體現了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意味著現代化理論的目標被扭曲了；二是說明發展社會學處在危機之中；三是表明認清發展社會學發展趨勢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可以從歷史過程幫助我們看到這門學科的產生過程：問題是如何提出來的?困境在哪里?如何從困境中突圍?

　　二

　　1950年，經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茨(S.Kuznets)提議，在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中創立了一個經濟增長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成立之后，組織了一系列的學術活動，并創辦了名為《經濟發展與文化變遷》這個刊物。當時的主編是由研究發展中國家的著名學者霍塞利茲(B.F.Hoselitz)擔任。依托這個刊物，1951年5月，該雜志社舉辦了一個學術討論會，與會學者討論了貧困、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并且首先使用“現代化”一詞來描述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特征。1960年，各國學者云集日本箱根，參加了名為“現代日本”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這個會議第一次系統、認真地討論了現代化問題，為現代化論題確定了一個大體認同的8項基本標準：(1)人口比較高度地集中于城市，整個社會越來越以城市為中心；(2)使用非生物能源的程度比較高，商品流通廣泛，服務設施增加；(3)社會成員在廣大的空間內相互作用，廣泛參與經濟和政治事務；(4)村社和代代相傳的社會群體普遍解體，導致個人有更大的社會流動性，個人在社會的行為具有更廣泛和多種不同的范圍；(5)全面推廣文化知識及隨之而來的個人對其周圍環境傳播的世俗的和越來越科學化的傾向；(6)廣大和深入的大眾交流網絡；(7)政府、商業、工業等大規模社會機構的存在及這些機構中日益增多的官僚組織；(8)在一個大的民眾團體控制下，各大民眾團體加強統一(即國家)，這些單位之間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加(即公共關系)。

　　應該說，上述標準是綜合性的、社會性的。然而這些標準后來被人誤用了。因為后來者越來越傾向于用數字去說明現代化。比如，美國學者列維(M.J.Levy)在《現代化的后來者和幸存者》一書中將現代化標準定義為非生物能源與生物能源的比率。他認為，比率越高，則現代化程度越高。20世紀70年代，另一位美國學者英克爾斯(Alex Inkeles)給出了度量現代化的10個標準：(1)人均國民生產總值3000美元以上；(2)農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低于12％－15％；(3)服務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45％以上；(4)非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重在70％以上；(5)識字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6)大學入學率在10％－15％以上；(7)每名醫生服務人數在1000人以下；(8)平均壽命在70歲以上；(9)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在50％以上；(10)人口自然增長率在1％以下。

　　社會發展是綜合性、社會性的，如果單純用數字來界定發展，很可能產生為數字而數字的做法。我們知道，社會不可能純粹依靠邏輯計算而活，還有文化、價值、情感、情緒、社會結構這些重要東西。所以，越到后來，現代化理論似乎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從戰后發展中國家的表現來看，追求GDP效應超過了現代化的其他目標。一味追求經濟發展產生了很多惡果，比如貧困、環境污染、人權缺失等問題。

　　三

　　上述表明，現代化理論目標被極大地扭曲了，即以數字來呈現發展狀況。然而數字的增長并不能解決發展問題，因為數字并不一定能說明現代化使誰受益了，使誰受損了。實際上，用數字來表明發展狀況，往往會被發展中國家的優勢群體利用，因為這些群體往往是制定國家發展計劃的主導者，他們采納的發展理念、統計方法往往是非整體性、非社會性、生產性的，即一味追求經濟發展，喜歡用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表示發展速度，對投資的重視勝過對分配正義的重視。

　　對我們來說，現代化理論目標被扭曲這一事實引出了兩個實質性問題：我們如何判斷發展社會學所處的境況?我們如何界定發展社會學?

　　第一個問題：目前，發展社會學到底處于一個什么樣的發展境況之中?發展是“終結”了，還是被“低估”了呢?這個認識困境是針對現代化理論越來越意識形態化而提出來的。因為與現代化理論相關的關鍵詞：比如現代性(moder－nity)、現代化(modernization)、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西方化(westernization)這些詞匯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另一方面，一些新詞匯越來越有取代上述關鍵詞的趨勢。廣為人知的新詞匯有：全球化(globalization)、區域化(region－alization)、本地化(10calization)、文化多樣性(culture diver－sity)。新詞匯的涌現意味著什么呢?它們意味著現代化不是唯一值得追求和羨慕的對象了。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變化，一個根本的原因還在于現實本身，聯合國的十年發展計劃基本上以失敗告終，原先的縮小南北差距的美好愿望基本上已經幻滅，南北之間的鴻溝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就連亞洲四小虎等“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IEs)在1997年金融危機面前也僅是個“紙老虎”。總之，人們從現代化理論能幫助發展中國家進步、發展的迷思中走了出來。

　　由于對現代化理論失去了信任，發展社會學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已經存在身份認同危機了。然而，人們的行動必須要有理論框架來指導，沒有指導的行動是沒有目標的行動，沒有目標的行動自然也就不構成為行動了，而僅是一種刺激反應式的行為。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恰當的發展理論，發展中國家可能更容易陷入萬劫不復之中。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對于發展社會學而言，的確存在著需要“拯救”的要求。也正因為如此，發展社會學既面臨著“終結”的危機，也面臨著發展的“契機”。

　　第二個問題，如何界定發展社會學。我們認為，要拯救發展社會學，需要用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去矯正現存的發展理論。所以，我們給發展社會學下的定義是，發展社會學是一門用社會學的觀點、方法去矯正發展理論的學問。這樣一個定義包括以下幾層意思：(1)發展理論有一定問題；(2)解決發展理論的問題需要運用社會學知識，更確切地說應該是用到“社會理論”的.知識；(3)發展理論的發展是有希望的，發展并沒有“終結”。

　　現代化理論是西方的產物，它的產生有著它自己的土壤。比如西方現代化理論是以三個革命為背景的。西方世界先后經歷了工業革命(英國)、民主革命(法國)、教育革命(美國)。這三個革命協同宗教運動改革，最終在西方發達國家建立起了一個公民宗教式的現代社會。如果站在西方的立場上看現代化理論，現代化理論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要把現代化理論這件“黃袍”加在發展中國家這個“病人”上，就可能會出煩。

　　因此，以現代化理論為標志的發展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水土不服”的確是一種危機。不過這種危機絕非到了使發展“終結”的程度，因為新的趨勢、新的方法已經有利于我們來拯救它了。接下來，我們將剖析發展理論的產生過程，通過這個過程，我們認識到，發展不是終結了，而很可能是被低估了。

　　四

　　為了進一步澄清這種可能性，我們必須認識發展理論的框架、維度、過程和要素，以及必須了解發展的實施主體都可能是哪些，這些主體之間的斗爭與發展觀念之間有何關系。換句話說，發展社會學之所以能帶有社會學的意涵，就是因為它堅持認為，發展是一種社會性建構，只有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才能看清發展的含義、發展的行動者等實質性內容。

　　首先，發展在社會發展的各個時期有不同的含義。在19世紀末期，發展的含義主要是工業化或者是趕上工業化。正如馬克思所說：“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這是“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進入到20世紀上半葉，發展完全被等同于工業化，被等同于經濟發展。隨著系統理論在社會科學各學科的推進，帕森斯等理論家意識到經濟系統如果沒有文化、法律、政治諸系統的支持，經濟系統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在20世紀50年代，現代化在帕森斯一般行動系統理論影響下成為一種普世性學說。由于現代化理論的繁盛之地在美國，美國文化的色彩主要是進化論的、實用主義的，所以，現代化理論的色彩主要是進化主義的。很顯然，現代化理論的經驗基礎主要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當這種理論被原封不動地搬到不發達國家時，就出現了困境。因此又有了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它們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心一外圍結構理論背景下，都主張民族國家的自主發展。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本通過跨國企業等新形式仍牢牢地控制了利潤的中心國家流向趨勢。結果出現了兩種現象：一是出現了依附理論的變態形式，即“不發展的發展”的主張，二是出現了一些所謂的“第4世界”，即發達國家不愿管，跨國公司不愿去投資的地方。在依附理論之后，則是綜合發展觀和新自由主義的興起。綜合發展觀強調實質理性和以人為目的的發展。新自由主義強調通過經濟結構改革、去管制、私有化等措施發展經濟。兩者都有一定問題，前者對發展中國家人民來說，是空洞的囈語，后者則是為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集團打開了通過剝奪公共財產以“致富”的方便之門。在它們之后的發展觀是一種激進主義的批判觀，認為發展帶來的只是災難，帶來的是極權主義的泛濫。很明顯，整個過程表明，當現實改變后，理論視角相應變化，其中的發展意涵也跟著變換了。

　　其次，我們來審視發展理論的一般方法。通過發展含義的變遷，我們可以看到，發展視角是在不停地改變的。因此，發展理論的研究者們日益覺得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審視某個發展理論的重要性。Pieterse提出了任何一個發展理論都可能存在七個維度。這七個維度主要是指，任何一個發展理論產生于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政治背景，它有一定的因果關系假設，以某種知識論為基礎進行理論構筑，以某類群體為訴求，以及有對將來發展的預測。

　　比如我們可以通過這七個維度去審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本著作。在這本書里，Max Weber關心的問題是，雖然中國、古埃及、印度都不缺少理性，然而，為什么資本主義獨獨在西方世界得到發展，并蔚為大觀。We－ber試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起源之間建立因果關系。知識論是建構主義的，方法論則是理解主義方法論。在代表方面則是新教徒，新教徒成為資本家是為了上帝的榮耀，是為了獲得救贖。在圖像方面，則是韋伯勾勒的資本家形象，以及富蘭克林所說的資本家精神。另外，韋伯在這本書里還刻畫了人將來的“鐵籠”這樣一種比較陰郁的命運。

　　當然，通過這七個維度去認識某個理論，并不意味著涵擴了整個理論的內涵，這只是出于分析比較的需要，采取的是一種韋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ideal type)式的分析方法。

　　第三，發展理論其實是國際政治經濟斗爭的表現。上面關于發展理論的幾個維度其實可以從實踐斗爭導致理論上的轉換來理解。這個轉換的一般過程是：實踐→研究→政策→意識形態→圖像→理論→意識形態→政策→實踐→理論→意識形態→圖像→政策…。從轉換的具體過程來看，發展理論的具體形態既與全球霸權均勢相關，也與發展領域的行動者相關。從19世紀到20世紀80年代的近200年間，發展理論的具體形態是隨世界霸權均勢變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殖民人類學是與英帝國的擴展始終關聯在一起的，美國在工業化追趕階段也把它們視為發展的主要指導理論，但當美國處于霸權地位時，結構功能主義甚至成了官方哲學。隨著民族國家的紛紛獨立，不結盟運動和77國集團的先后成立，新馬克思主義成為它們去殖民化的主要話語。進入到20世紀80年代，全球化和NIEs成為發展的主要現象，一方面，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成為發達國家的制定政策的主要基礎，另一方面，在NIEs地區，越來越強調國民能力和國家發展問的關系。

　　一個社會的發展始終要由一些行動者去推動。發展理論的具體形態會受到這些行動者的強烈影響，因為這些行動者其實是一些利益關涉者(stakeholder)。在制度層面上看，國家、國際金融機構、聯合國系統、市民社會有不同的取向，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主要著眼于經濟，容易受到各自系統內利益集團的影響。聯合國系統和市民社會通過超政府性組織(如WHO、ILO等)、非政府組織人民的利益(如NGO等)去行動，它們以政治科學、人類學、社會學、生態學以及性別研究為學科基礎，追求更加綜合性的發展戰略，并以社會為出發點和著眼點。

　　五

　　通過前面知識上的準備，我們現在可以歸納一下發展社會學的趨勢。首先是關于發展理論的一般趨勢。

　　這是從發展理論的一般性特征變化來說的。從現代化理論以來的一段時間里，發展理論由帕森斯意義上的宏大理論(grand theories)向默頓意義上的中層理論、加芬克爾意義上的常人方法學、舒茨意義上的現象學社會學轉向，更多從經驗上注意微觀上的行動和制度。在知識論上從結構主義向建構主義轉換。在方法論表現上不再是粗暴的決定論，而是闡釋學。在現實立場上逐漸摒棄霸權化、單一性、歐洲中心主義等取向，轉而承認分化、多元、多中心。

　　再具體來看一下發展理論的當前趨勢。發展理論的當前趨勢已經克服過去盛行的宏大理論、部分性理論，越來越強調分化、反思性、學科的交叉性趨勢，由民族國家主導發展轉向國家、社會、市場共同引導發展，注重文化多樣性和社會多樣性，尤其注重性別平等、環境正義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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