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型家庭事跡材料

　　在我們平凡的日常里，要用到事跡材料的情況還是蠻多的，事跡材料有兩種用途：一是宣傳典型，二是評選先進。一起來參考事跡材料是怎么寫的吧，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學習型家庭事跡材料，歡迎閱讀與收藏。

學習型家庭事跡材料1

　　大家好！我叫xxx，是桃源縣興隆街鄉的副鄉長、婦聯主席。我匯報的題目是：《知識撐起半邊天》。

　　1998年，在中學當了十年教師的我通過公選，被組織上分配到桃源縣牯牛山鄉任婦聯主席。牯牛山鄉是桃源縣最偏僻、條件最艱苦的鄉鎮之一，盡管心里有一定的思想準備，但是到牯牛山后所見到的現實狀況，還是讓我感到暗暗吃驚：這里到處是連綿的大山，鄉政府機關就坐落在一片崇山峻嶺之中。入夜，不遠的山嶺上不時傳出陣陣猛獸的嚎叫，令人毛骨悚然。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有的村民竟一輩子沒到過縣城，有的沒見過百元面值的鈔票，更沒有見過汽車、電視。

　　看到這種情況，我心里感到既難過、又著急。特別是我身為鄉婦聯主席，全鄉近3000名婦女的代言人，看到姐妹們成天無所事事，心里更不是滋味。通過調查走訪，我了解到這里之所以貧窮落后，客觀上是連綿的群山阻斷了他們致富的道路，更主要的還是這里的群眾知識貧乏、信息閉塞，他們找不到出路，也看不到自己的落后。后來，我進一步了解到，這里的群眾大部分都是女同志當家，我想，如果能調動婦女的積極性，讓她們學知識、學文化，不就可以帶動若干個家庭學習科學文化知識，進而帶動全鄉的科技文化知識的普及嗎？不就可以幫助他們用知識改變命運，用科技擺脫愚昧與貧窮嗎？就在這時，縣婦聯發出號召，要求各鄉鎮創辦一所示范性的女子科技學校，對廣大婦女進行政策法規及科技實用技術的培訓。上級的號召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我決心借上級的東風，把牯牛山女子科技學校辦起來。然而，萬事開頭難！作為一名鄉鎮的婦聯主席，其實就是一個普通的辦事員，一無權，二無經費。場地、經費、師資、生源，樣樣都是擺在我面前的攔路虎。聽說我要辦什么女子科技學校，支持我的人有，說風涼話的人更多：有的說我想出風頭；有的說黃毛丫頭不知天高地厚，三天的熱情，折騰幾天就會煙消云散的，等等。面對種種困難和議論，我沒有打退堂鼓。沒有專用的教室，我就借用政府的會議室、學校的教室。沒有教材，我就自己動手刻鋼板油印。沒有老師，我就請鄉政府的干部職工、請朋友幫忙。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一切都是因陋就簡。為了動員姐妹們來上課，我在廣播里進行動員，利用群眾趕集到墟場上宣傳，讓群眾知道即將開辦的女子科技學校要學的內容，承諾不收分文費用。在鄉里當投遞員的丈夫也成了我的義務宣傳員，到村里挨家挨戶的進行發動。我還自己掏錢買來了筆記本、毛和一些資料。2002年初，牯牛山女子科技學校終于掛牌成立了！開學那天，政府會議室里擠滿了前來聽課的群眾，縣婦聯的領導也到場給我們鼓勁道賀。望著熱鬧的會場，看到自己的忙碌有了一個好的開端，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學校開課了，困難也接踵而來。由于沒有固定的場地，學校不得不一次次的搬家。政府開會時，我就把課堂搬到學校。學校開課了，我就把課堂搬到離政府不遠的冷家溪村村部。碰上村里有事，就把學校搬到比較寬敞的農民家的堂屋里。前前后后搬了七八次家。有人開玩笑說牯牛山女子科技學校快成抗日戰爭時打游擊的“抗大”了。師資力量也是一個問題。由于沒有經費，不可能聘請專職教師。女子科技學校的教師都是無償兼職。除了我自己帶頭上課，就請本鄉的干部職工幫忙。當地集鎮上有一個搞家電維修的師傅，愛好電腦，自然就成了我聘請的電腦教師。由于受傳統觀念和季節的影響，有的學員上了一兩次課后，就不參加學習了。為了讓更多的姐妹們到女子科技學校學習，我與丈夫一有空就到群眾家里家訪，宣傳學校開辦的意義、宣傳學科學文化知識的好處。女子科技學校的名聲越來越響，參加學習的`人也越來越多。最令我感動的是八十歲的楊老太太，家離鄉政府四、五里路，每逢學校開課的日子，她都早早地來到學校，大家打趣地問她：“楊大媽，您老想學點啥呀？”她總是笑著說：“年紀大了，也學不進去了，就當幫黃主任帶個頭！”每聽到這句話，我的心里就熱乎乎的。學校要吸引農村群眾，在內容安排上就必須結合群眾生產和生活的實際。年初，我們就上新品種、新技術課。到了八月份，就上油菜育苗、移栽及免深耕技術課。農忙時上廣播課，農閑時上政策法律課。課程種類繁多，有思想政治、畜牧防疫、電腦網絡、音樂欣賞、家庭教育、生殖保健、優生優育、婚姻家庭等等。只要是群眾需要的、健康向上的，我們都上，包括交誼舞、太極拳等活動課。為了讓學員聽得懂，學得進，我們盡量把所學的內容變成群眾明白易懂的語言，教師講課也盡量做到深入淺出、通俗直觀、富有趣味性。請大家看這是我們自己油印的教材（示意）。我給大家念一段其中的“十勸君”：

　　一勸諸君莫，自古害處多；

　　習以為常成癖好，從此以后惹災禍。

　　二勸諸君莫，場上是非多；

　　輸錢只為贏錢起，得好下場有幾個？

　　羅光明是牯牛山集鎮上家電維修師傅，也是我們學校的義務家電老師和電腦教師。由于他沒有上課的經驗，第一次上電腦課后，學員普遍反映盡是理論，聽不懂。什么“Windows”、?ffice”，群眾聽到耳朵里就是“溫狗屎”、“會餓死”。我和羅光明交換意見后，第二次上課時，他把電腦搬到教室，從鍵盤等實物講起，一步一步告訴群眾如何用，學員普遍反映好多了。學校條件雖然簡陋，但我還是建立了各項規章制度。我選了五位在群眾中有較高威信、又熱心公益的人組成了班委會，在反復征求干部群眾意見的基礎上，學校制定了切實可行的規章制度。規定學員上課要按時到校，上課認真聽講，保持課堂安靜，盡可能記筆記，課后要認真思考，勇于實踐；要求老師要認真備課，寫好講稿，注重科學性與趣味性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統一，并運用通俗的語言、生動的事例上好每堂課，盡可能讓學員學得輕松，學得實用。為了激發學員的積極性，檢驗學習效果。去年底，女子科技學校進行了知識競賽。這是一次不是考試的考試，競賽活動引來了四方八鄰。臺下是熙熙攘攘的觀眾，臺上是精心備戰的選手，有時為了一道題、一個答案，雙方選手和臺下的支持者都爭得面紅耳赤。臺上臺下都在共同唱一出學科技知識，用科技致富的大戲！在對知識競賽優勝者進行獎勵的同時，還針對全年學習的情況，設立了優秀學員獎、全勤獎、五好家庭、“雙學雙比”女能手以及老年人參與獎等。幾乎人人有獎，戶戶有紀念品，紀念品上還用油漆噴了學校的名字。雖然獎品和紀念品本身價值不高，但大家對這份沉甸甸的榮譽都倍感珍惜。

　　我和全家都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女子科技學校的工作中。多才多藝的丈夫不僅幫我動員群眾，還經常給群眾上課。有時學校因故改變時間和學習地點，丈夫就是學校的義務通訊員，到村里挨家挨戶的去通知。有的群眾帶著小孩來聽課，影響課堂秩序。8歲多的兒子就成了我的助手。兒子領著村里來的孩子們在外面做游戲、看電視，好讓大人們安心聽課。我自己既當校長，又當老師，還當學校勤雜工。燒開水，刻鋼板，油印資料，什么活兒都干。我知道，要做好一件事，就會有付出，有犧牲。有的學員聽了農村種植養植課后，提出想外出參觀學習。為了讓學員取到真經，我給要參觀的各個點逐一電話聯系，以便做好準備。原桃源氮肥廠內有一個個體食用菌廠辦得不錯，由于電話聯系不上，我讓丈夫特意往返120多公里，實地考察聯系后才定下來。外出參觀那天，我與丈夫租了一輛中巴車，凌晨三點就起床，一個一個接學員。直到晚上九點，才把學員又挨個送回家里。那天，我們一行包括14個姐妹，還有2名男學員，行程六百余里，縱貫桃源南北，參觀了熱市的黃姜苗木，楓樹的萬頭豬場、養牛示范基地、車湖垸的大棚蔬菜、漳江的黑豚養殖、花卉盆景、食用菌種植等種養基地。盡管忙碌了一整天，但看到每個學員都學有所獲，心里便覺得很值得。

學習型家庭事跡材料2

　　27年前，一個僅讀過5年小學的農家女子，在丈夫英年早逝后，以難以置信的堅強毅力，用她柔弱的雙肩，挑起沉重而艱難的家庭重擔，鐵心守寡20多年，養大了5個未成年的兒子，哺育出4個出類拔萃的大學生，其中一個赴美國留學，考上了博士，一個成為博士生導師、部級審計師。除老三因故綴學居家務農經商外，四個大學畢業的兒子都走上了為國效力的工作崗位。這個使人刮目相看的農村婦女，這位令人肅然起敬的母親，就是蝸居石門西北山區50年，如今已年屆花甲的徐蘭春大姐，熟悉她的年青人都親切地稱她為“徐媽媽”。

　　弱肩撐起一個破碎的家

　　徐蘭春原本有一個雖然比較清貧但卻溫馨的家。19歲那年，文弱俊朗的青年教員陳加夢闖進她的寂寞青春，成為入贅徐家的上門女婿。雖然丈夫每月僅有20多元薪水補貼家用，但因徐蘭春“手有一雙，嘴有一張”，做事麻利爽快，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條，小日子過得和和美美。結婚第三年，生下大寶兒隨母姓，起名徐連謨；隔兩年又添了二寶兒，隨父姓，取名陳秒謨。丈夫見妻子溫柔體貼、賢慧能干，生了兩個兒子后，還想再添一個女兒承歡膝下。那時計劃生育政策尚未提倡、落實，妻隨夫愿，不加節制，差不多每隔兩年生下一胎，到第5年還是個男孩時，丈夫陳加夢滿臉遺憾，很不情愿地“遇上紅燈剎車”，做了絕育手術。5個梯子墩兒般的活潑孩子雖然增添了不少生活樂趣，但卻給這個收入微薄的半邊農戶埋下了日后極端困難的危機。

　　天有不測風云，災難不幸降臨。在那個極“左”思潮泛濫，是非曲直難分的年月，性格耿直內向的丈夫陳加夢面對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日為教學操勞，夜為家庭費力，幾乎心力交瘁，加上在單位受到說不清、道不明的不公正待遇，精神受到難以承受的挫折和刺激，引發腦神經疾病，住院治療兩年，欠下一屁股債務，再也沒有走上教學講臺。粉碎“”的第二年初，趁妻子徐蘭春外出，哄走幾個不懂事的孩子，他狠心悄然自絕于人世。這一年，大孩子不滿10歲，小的不到3歲。突遇意想不到的家庭慘劇，33歲的徐蘭春當時如五雷轟頂，肝膽俱裂，幾次昏倒幾次醒。在極度悲痛中料理了丈夫的后事，手拉著5個幼小的孩子，她又從喪夫的悲痛中頑強地站起來，用她柔弱的肩頭撐起這個破碎的家，開始在茫茫苦海中掙扎、拼搏。

　　讓兒去圓自己失去的夢

　　徐蘭春1944年5月出生在石門縣太平鎮五里坪村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生下地父母就用一塊布包了3天沒給奶吃，幸好命大沒斷氣。父親重男輕女，10歲時才讓她發蒙讀一年級。生了5個女兒兩個兒子后，在她12歲時把她過接給了無兒無女的姑母和姑父。因為不是親生的骨肉又是個丫頭，一直受養父養母的虐待與岐視。晚上不準點煤油燈，上床睡覺不準穿衣；下雨上學給一把爛雨傘，風吹壞了還要挨打；一元多的鋼筆一期只準用一支，丟了壞了也不給買。總認為丫頭是賠錢貨，考取了完小不讓讀。她死磨活纏讀了3個多月20多里路的跑學，好不容易爭到養父母同意上完小讀寄宿的機會，遇上搞“三面紅旗”大辦農業、大煉鋼鐵，白天為修供銷社搬磚搞基建，晚上打起火把為敲鑼打鼓喊“吆吆喝”。別人考上初中高高興興地上學讀書去，自己15歲就失學了。從此回家生產“一丟三尺深”，斗大的字認不到一籮筐，成為她的終生遺憾。為了圓自己失去的讀書夢，她下定決心不讓自己的孩子走自己的老路成為“睜眼瞎”。

　　丈夫去世后，徐蘭春帶著5個孩子艱難度日。她丈夫去世的那一年，正處于中國發生巨大轉折的前夕，偏遠閉塞的石門西北山區仍然沿襲著“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經濟體制，農民還是“憑工分分糧食”，靠集體過日子。那時有勞力才有地位和收入。徐蘭春孩子多，家務重，不論怎樣拼命趕，底分總是上不去。甲等婦女勞力每天上工評8分，隊里欺她幼兒寡母只給評6分。一年干出頭，包括出肥加分總共不到3000分，每10分為一個工日，每個工日不到3毛錢，年終結算，除去分配的`3成正糧，7成雜糧，還超支倒找隊里180元。無論怎樣節儉，日子還是過得緊巴巴的。有人念她“兒多母苦”，勸她過接幾個兒子給別人，可她咬緊牙關，斷然回絕“豬養的豬愛，狗養的狗疼，日子過得還苦些，我決不把自己的孩子過接給別人。”母子同心，勤耕苦做。白天，母親在生產隊出工搞生產，兩個大些的兒子上學讀書；晚上，母子6人齊上陣，打的打火把，拿的拿電筒，在自留地里挖地翻田種飼料，養豬賣錢交學費。到1980年，5個兒子全上學，大的成績優秀考上石門一中，小的也發蒙上了一年級，開支越來越大，日子越過越難。鄰居親友又勸徐蘭春“只有挑起籮筐買谷的，哪有挑起籮筐買字的，哪么不叫大些兒子下學幫你搞生產，免得一個人在屋里為天難。”徐蘭春再一次給這些“好心”人一個斬釘截鐵幫硬：“養兒不讀書，好比養個豬，不學知識沒文化，哪么得翻身挖窮根？我再窮也要讓孩子們把書讀好。”就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下，在這種極端困境中，徐蘭春省吃儉用，始終堅持一心供孩子們上學讀書不動搖，直到4個兒子大學畢業走上工作崗位，她才在兒子的勸說下，找了個老伴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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