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學場與澳門文學批評話語介紹
引言
文學批評與文學創(chuàng)作互相激活，相互促進，批評對于文學場域自主性維護會產生巨大作用，而且文學批評本身也形成一種相對穩(wěn)定的生態(tài)結構，在應對文學的各種遭遇中進行自我完善。澳門文學作為典型的城市文學，不僅集結了自身歷史與身份表達訴求，而且也在類似區(qū)域文化空間有超越個案的方法意義。總的來說，報紙副刊、文學雜志、學術刊物、出版社、文學獎、年選等等，構成了澳門文學與批評的場域，受出版?zhèn)鞑l件制約，澳門文學批評對報紙副刊依賴極為鮮明，副刊也塑造批評的泛文化趨勢。新生代的加盟推動澳門文學批評實現(xiàn)代際轉換，他們作為新銳力量展現(xiàn)出批評的朝氣，尤其對文學主體性思考頗多，其實此問題是80年代澳門文學形象建構主題討論的延續(xù)。本文選擇批評空間結構、澳門日報副刊、代際互動與經驗變遷、主體性話語表達等角度展開場域分析。
澳門文學批評空間的基本結構
廖子馨曾談到出版不定期而導致《澳門筆匯》約稿之難，在獲得澳門文化局、澳門基金會贊助之后，情況稍好一點，但是約理論文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2005年10月出版的第三十期“文學評論”專號為例，編者在編出雜志之后深有感慨地說：
這一期是文學評論專題。
稿件齊集之后，套一句流行曲的話：讓我歡喜讓我憂。
先說憂吧。我原打算這些評論都以澳門的作品為對象，既可以展示一下本澳文學評論的實力，又可以展示一下當前澳門文學的進程。最后的結果是不盡如人意，雖然已有五篇的收獲。不過人總是貪心的，越多當然越好；而且這五篇中，三篇是談詩作，散文、小說的都欠奉，不能不算是個遺憾。文學繁榮離不開評論的繁榮，希望本地的評論隊伍能不斷壯大，成為澳門文學茁壯成長的堅強后盾，甚至前導。
再說歡喜。我很高興看到李展鵬和呂志鵬兩篇很有特色的評論。他們談的都不是文學，而是當代最流行的視像媒介：電影和漫畫。……①
在談詩的三篇文章中，其中黃文輝提交的又是碩士學位論文《穆旦詩學論》中的第三章②。從希望評論澳門的作品這一點說，至少這篇就不合編者的心意。此外，大陸學者古遠清和熊輝的文章應當不在約稿之列，因為評論對象是澳門作家，所以發(fā)表了。
《澳門筆匯》是澳門筆會的“會刊”，澳門筆會作為一個澳門民間文學社團，基本上“收編”了所有澳門老中青作家，因此“會刊”的權力性與重要性對于澳門文學來說不言而喻。雖然《澳門筆匯》受出版周期過長的困擾，但是她所提供的版面和純文學場域，是報紙副刊無法相提并論的。在澳門這樣一個商業(yè)化無孔不入的國際都市，《澳門筆匯》始終不刊登任何廣告，僅憑這一點就足以讓人肅然起敬。作為一個創(chuàng)刊至今已逾二十年的純文學期刊，雖然先后獲得澳門基金會、澳門文化局的財政資助，我們仍然可以看出有心人士為了維持這份刊物的生命付出了諸多心血。從當年那些向作者、讀者發(fā)出因出版延誤的致歉消息，我們不難理解其走過二十多年的艱難處境，《澳門現(xiàn)代詩刊》即是純文學期刊慘淡經營的有力旁證。這與內地由諸級作協(xié)機構供養(yǎng)“官方刊物”或“皇家刊物”的衣食無憂甚至“飛揚跋扈”相比，依附與寄生可能是文學不得不選擇的生存之道。不過，《澳門筆匯》又以自身的方式展示著獨特的驕傲：除了拒絕商業(yè)廣告的侵蝕之外，2001年擴版后采用A4紙張，不僅紙張考究，文本行距大，周邊大幅留白，更是體現(xiàn)出對作者本文的尊重③。這與見縫插針的報紙副刊形成微妙的互文關系。
不過值得憂慮的是，“回歸”之后，《澳門筆匯》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全力打造“澳門文學獎”這一文化品牌，批評文章刊登不斷減少，最近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二期都未刊批評文字，大概是意識到創(chuàng)作遠勝于空談，作家最有說服力的就是作品本身，而非華而不實的掌聲。文學獎作為推動文學發(fā)展的獎賞，積極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或許值得思考的是，這樣一種獎賞往往會受到外來權力場的制約。“知識生產的所有環(huán)節(jié)――從學院與研究單位的體制構成與管理、資金來源、學科設置、人事安排、成果評定，到發(fā)表審核的機制與標準等等―都是國家‘意識形態(tài)領域’工作的一部分。在這個意識上我們可以說，這個知識場域是‘他治性’（heteronomy）的。”④作為一個被資助的純文學刊物，即使是接受澳門基金會這樣一個致力于文化事業(yè)發(fā)展的機構，仍然難以避免意識形態(tài)化的價值認定，因此，它是否存在“被規(guī)訓”的可能？或者說，需要編輯同仁對自我規(guī)訓保持必要的警惕，不然就會導致刊物走向更為單一的發(fā)展道路。
《澳門日報》副刊與批評園地之開辟
其次，副刊改版造成批評文章刊載數(shù)量影響明顯。2007年，《澳門日報》對副刊進行全面改版，加大了“文化”的內容，相關文學作品解讀、現(xiàn)象批評的文章自然減少。作為澳門文學批評與研究文章的重要發(fā)表園地，“鏡海”從2007年開始每月推出四個專欄，分別是李觀鼎的“三余雜談”專欄、姚風的“姚風讀詩”專欄、區(qū)仲桃的“糖罐子”專欄和“澳門新生代寫作人大展”專欄（此專欄2008年開始由馬國明的“文筆聊民生”專欄代替）。這些專欄的設置使“鏡海”進一步“框框化”，編輯為了保證版面篇幅和專欄穩(wěn)定，留給其他不可預見的批評文章自然就會減少，時間一久，形成了少登批評文章的印象。
此外，澳門文學界面臨所謂“經典的焦慮”，雖然談詩歌必提“詩歌的基地”（何達）或“詩城”（云惟利），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還是缺乏在整個華語文學圈中有重大影響力的詩人詩作，特別是五月詩社的凄然謝幕，對于澳門文學自信心造成很大的困擾。近些年澳門與內地文化交流機會增多，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版圖里的位置依然處于邊緣，除了被推上文學代言人席位的幾位文化要人或與內地交往相對活躍的中青年作家，其他澳門作家知名度并不高，更談不上有經典作品流傳。因此，有本澳學者提出少空談多務實的口號，立足本地，面向世界，努力創(chuàng)造出既有澳門特色又有全球視野的作品。
李觀鼎曾經說90年代的批評隊伍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
比之于創(chuàng)作，澳門文學批評雖略嫌薄弱，卻也未遑多讓。持評而論，在澳門，涉足文學批評的人并不少，我們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單來：李成俊、李鵬翥、陶里、云惟利、胡曉風、韓牧、黃曉峰、鄭煒明、莊文永、廖子馨、汪春、張春P、穆凡中、周樹利、施議對、鄧景濱、凌鈍、懿靈、黃文輝、王和、緣源、齊思、林玉鳳、穆欣欣、馮傾城、胡國年、李觀鼎等，不下30人。他們之中的多數(shù)人，或許并非純粹意義上的批評家，但是他們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展開的詩評、文評、劇評，確乎對澳門文學創(chuàng)作產生著實際的影響。⑨
到我們今天統(tǒng)計《澳門日報》，發(fā)現(xiàn)這個隊伍已經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從2000年起，在副刊發(fā)表文學批評文章的作者主要有：
李成俊、李觀鼎、李鵬翥、陶里、施議對、朱壽桐、鄭煒明、鄧景濱、黃文輝、鄒家禮（寂然）、廖子馨、湯梅笑、莊文永、穆凡中、懿靈、鄧駿捷、姚風、龔剛、馮傾城、林玉鳳、呂志鵬、賀綾聲、陸奧雷（梅仲明）、盧杰樺、袁紹珊、紀修、陳浩星、譚俊瑩、陳志峰、阿歪、郭濟修等。隊伍談不上規(guī)模壯觀，但是梯隊齊整，特別是一批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秀作家、青年學者開始承擔澳門文學批評的重要任務，說明代際轉換景觀在本澳初步呈現(xiàn)。作者工作背景比較均衡，除副刊編輯之外，還有本澳各文化機構和科研院校。青年批評家基本上都接受過大學或大學以上的高等教育，受到良好的文學、美學、史學的教育和熏陶，并且還經歷過系統(tǒng)的科研訓練。他們與前行代、中生代批評家相比，主體參與意識表現(xiàn)得更加突出。
此外，從整個澳門文學學術視野來看，值得期待的作家、學者還有很多。像新生代作家寂然對小說的批評，黃文輝的詩歌批評，姚風的文本細讀，80后作家賀綾聲、陸奧雷的文化闡釋與反諷批評，他們表現(xiàn)出對學院派精髓的靈活啟用，對于克服長期以來澳門文學印象式弊病，以及以表揚為主的批評原則，無疑展現(xiàn)出立足于澳門的主體話語建構希望；而朱壽桐、鄭煒明、呂志鵬等人對澳門文學史的研究旨在對澳門文學實現(xiàn)自我表述，鑒于大陸所出的澳門文學史不盡如人意，因此他們現(xiàn)在從事的研究和以后即將要展開的工作所發(fā)出的本土聲音，無疑具有超越文學史重構的現(xiàn)實意義。
主體性話語與場域呈現(xiàn)
“回歸”以來的十多年中，澳門文學批評確實如李觀鼎所說，溫和性是批評話語的主調，文字充滿“良心，同情、關愛和真誠”15，即使在風和浪靜的'90年代，還圍繞新生代有無、文學主流等問題有過一些“不成氣候”（借寂然語）的討論，與當年相比，“說是”與“說好話”的批評顯得更有策略，學術話語運用掩蓋了主觀情緒，盡量從文本出發(fā)，立足于事實，因此更富于建設性。受副刊版面框框限制的天然條件無法改變，很多文章無法展開論述即宣告結束，表述的零碎化只能借助思想和靈感的火花來彌補。換句話說，由于澳門文學界不存在專業(yè)作家，文學作者基本都是出于對文學的自覺熱愛，“非生產性勞動”決定這種批評話語亦與名利無涉，可以說，澳門文學批評實際處于一種相對自在的狀態(tài)，用布爾迪厄的話來說，是文學場保持了自身的自主性。
盡管沒有顯性的批評話題，聯(lián)系本澳影響較大的文學活動，我們仍然可以看出批評話語強調對澳門命運的關懷和書寫。以澳門筆會和澳門基金會聯(lián)手打造的“澳門文學大獎”為例，只要我們細細品味獲獎作品，它們基本上都是通過澳門歷史與現(xiàn)實關懷主題而得到評委的認可。筆者注意到吳志良代表基金會在頒獎現(xiàn)場發(fā)表的幾次講話，“本土性”是前幾屆發(fā)言的核心。第二屆頒獎大會致辭主題是“發(fā)展澳門本土文學”：“澳門很小。放眼世界，我們沒有什么可以自負，但也不必自卑。澳門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傳統(tǒng)，澳門人有自己的人文關懷和獨特的濠江情懷，在澳門人口和社會結構趨向穩(wěn)定的今天，我們應該也更具條件來充分表現(xiàn)我們的能力和信心，自強不息，努力建立一個更具澳門特色的文學形象和文化意識，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明天。”在第五屆頒獎禮上，他在發(fā)言中總結，通過五屆十年的激勵推動，“我們可以覺察到本土文學創(chuàng)作的進步，也可以感受到本土人文素質的提升”。而隨著賭權開放，博彩集團根據(jù)經營承諾投資澳門基礎建設，澳門城市面貌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此也造成市民心態(tài)的失衡。他說：
迷茫的時代需要自省，需要反思。過去雖然沒有悲情，但并非心如止水。強烈的愛國愛澳情懷，早已滲透進澳門居民的血液里；如今雖然充滿激情，但也不乏理性溫情。在我們的骨子里，中華文化的基因還是平和理性的。在踏入新時代的今天，文學創(chuàng)作者為天生的公共知識分子，應該義不容辭地以其特有的敏銳而超脫的眼光觀察這個大時代各種各樣的場景，各式各樣的人物以及多姿多彩的生活，描繪世情，反映民聲，激勵先進，鞭撻時弊，創(chuàng)造更多的精神食糧，撫慰、感動、凈化我們的心靈，凝聚人心，匯集智慧，協(xié)助我們早日走出迷茫，平息一時的悲情和激情，回復往常平凡的生活。
吳志良先生在澳門文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講話某種意義上指引了澳門文學前進的方向。我們在前面談到，文學獎作為一種價值引導機制，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會起到鮮明的指揮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即是權力場以物質/精神的方式對文學場施加的控制。當然，在我們看來，澳門基金會一直努力的，是以相對超脫的姿態(tài)來做一些實際的文化事業(yè)，只是我們覺得這種無形的影響是一個饒有趣味的話題，將來若有機會可以進一步討論。 與此相關，本澳作家兼學人黃文輝一直比較關注澳門文學研究范式轉型和文化場域研究。余虹曾經這樣評價黃文輝的文學批評意義：“打破批評家個人話語的專制，不至于陷入虛無主義；在多元對話中保持謙和而自省的對話姿態(tài)，又不至于人云亦云；在反諷式的清除批評話語之刻板后，又不失內在的嚴肅。這便是黃文輝評論文字中最有價值的取向。長期以來，澳門文學批評趣味有余而理性不足，自信有余而反省不足，一得之見有余而視野拓展不足。在黃文輝的批評文字中，可以看到了澳門文學批評自我更新的希望。”19“千禧澳門文學研討會”之后，黃文輝對澳門文學研究進行反思，受葉維廉啟發(fā)，提出從整體視野與具體問題入手，促使澳門文學研究走向深入。
在黃文輝看來，理論的貧乏必然導致視野的狹窄，甚至陷入人情批評的模式，理論自覺不僅是理論的知識準備，還包括以理論為支撐的問題意識：“所謂缺乏理論的自覺，可以分兩方面說。一是本澳的所謂評論文章，往往只就個別文本作賞析性、讀后感的印象批評，很少從理論角度切入作深入分析，造成感性有余，深度不足，起捧場、鼓勵的作用多，起促進、提高的作用少。二是就‘澳門文學研究’這一課題而言，我們也還未有具體的理論準備，比如，‘澳門文學’的內涵是什么？其外延包括什么？‘澳門文學’研究的方向又可以有哪些？‘澳門文學’研究的意義又是什么？以至最基本的‘澳門文學’研究的切入點可有哪些？諸如此類的問題，其實是澳門文學研究踏上更高臺階所必須面對并予以回答的。”
同時，他在《胡悅胡閱――兼論澳門文學與報紙副刊之關系》中談到“文學場”對于澳門文學的制約作用：“按照布爾迪厄的理論，則我們在討論澳門文學的時候，便得考慮其發(fā)表的場合――報紙副刊，而討論報紙副刊的時候便得考慮出版它的報館，世上沒有完全中立的報紙，也沒有毫無立場的報館。澳門的文學作品主要發(fā)表在兩家報紙《澳門日報》及《華僑報》上，其中又以《澳門日報》為主力。這樣，澳門文學的風格便不得不受《澳門日報》、《華僑報》各自的‘權力關系、策略、利益’的影響，而《澳門日報》等報紙又具有鮮明的愛國立場，這是報館辦報方針，當然影響編輯選稿的標準，自然地也影響了發(fā)表在這些報紙副刊上的文章的內容。由此，則以下推論雖有點過于倉促的危險，但我也得先提出：由于澳門文學深深地植根和依賴于報紙副刊的扶持，所以報紙副刊既塑造了目前澳門文學的主體風格，又束縛了澳門文學風格往更多元化方向發(fā)展。”21由于外省研究的邊緣視野，我們很難體會到報館的實際運作機制，而本澳學者看起來又受“溫情”因素影響，不太可能有實際的研究。如果黃文輝等能克服內心的壓力，從這一方面展開深入研究，將會揭示出《澳門日報》以及整個澳門文學場的內在運行秘密。簡言之，建構澳門文學批評的主體性是深入持久的未竟之旅，需要各方力量積極參與，其中，主體自身經驗得到完整表達尤為重要。■
【注釋】
①編者：《編者的話》，載《澳門筆匯》第30期，澳門筆會，2005年10月。
②黃文輝：《穆旦詩學論》，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1年5月。
③《澳門筆匯》刊物編輯通常采取“作者版面空間專享”政策，即不論文章長短，結尾處的剩余版面不再安排其他作者的作品。即使只發(fā)表一首絕句，也會安排一頁版面。
④許紀霖、羅崗：《啟蒙的自我瓦解》，259頁，吉林出版集團2007年版。
⑤按：為了使統(tǒng)計本身更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我們選擇本澳及非本澳學者發(fā)表在《澳門日報》副刊并涉及澳門文學的文章作為統(tǒng)計對象，不含對大陸及其他地區(qū)文學的評論，因為有部分談論非本澳文學的作者身份無法準確厘定，比如殷國明先生發(fā)表的很多批評文章與澳門文學無關，這不符合我們前面討論“澳門文學”概念確立的基本范疇，也與《澳門筆匯》的認定原則沖突，因此暫時將其排除在外，但是并不代表這些文章就不重要。事實上，它們仍然會對讀者產生諸種影響。同時，個別年份與月份的報紙存在不全的情況，統(tǒng)計只是對現(xiàn)有報紙的基本情況登記，所以我們采集的數(shù)據(jù)不是《澳門日報》副刊批評文章的全面反映，而2007年至2009年專門統(tǒng)計“鏡海”，今后如有機會獲得更精確的數(shù)據(jù)，再另行修正。
⑨李觀鼎：《澳門文學評論選?序》（上編），2頁，澳門基金會1998出版。
⑩陶里：《澳門文學叢書概說》，見黃文輝、林玉鳳、鄒家禮編《澳門青年文學作品選》，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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