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晨詣超師院讀禪經》原文及翻譯賞析
此首詩為詩人被貶永州時所作，約寫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當時，住永州龍興寺。龍興寺在城南，住持僧為重巽，坐禪于龍興寺凈土院，與往在龍興寺西廂的相鄰。詩中所說“超師院”的“院”是指凈土院；“超師”是指重巽。由于重巽是楚之南的“善言佛者”，故稱其為“超師”。于永州好佛求其道，主要是拜重巽為師，或請其講“佛道”，或到凈土院讀佛經。
宗元在一個腐朽衰敗的時代，身為統治階級的一員，客觀上受到無數打擊，主觀上又受到儒、釋、道“三教調和”思想的限制，結果才不得施展政治抱負，貶斥終身，壯志未酬，走完了悲劇的一生。他像當時大多數有志于積極用世的封建知識分子一樣，在社會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觀念上堅信儒家學說，以實現堯、舜、“之道”為奮斗的最終目的；同時又在佛教盛行的唐代崇信佛教，主張“統合儒釋”（《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游河朔序》）。不過，他的崇信佛教，與愚妄地佞佛逃世不同，與以信佛寓“獨善之志”也不同。他是把佛教與諸子學說并列看待，想從中找出積極有益的內容作為濟世的手段，以實現“輔時及物”的理想。不幸的是他沒有也不可能如愿，由于自身思想上的主觀唯心主義因素和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學傾向，最終落入了佛教唯心主義的泥沼。特別是在他遭貶永州之后，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前途無望，更促使他到佛教中去尋求寧靜與解脫，其時佛教對他的消極影響就更明顯了。
這首詩寫的是詩人到超師院讀佛經的感受，其主要內容是：清晨早起，他到住地附近一個名叫超的僧人（師）的寺院里去讀佛經，有所感而寫下這首五古詩，既表達了他壯志未已而身遭貶謫，欲于佛經中尋求治世之道的心境，又流露出尋求一種超越塵世，流連于沖淡寧靜的閑適佳境的復雜心情。
頭四句總說“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人把研讀佛典安排在一天中最寶貴的時刻。“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清晨早起，空氣清新，以井水漱牙可以清心，又彈冠振衣拂去灰塵，身心內外俱為清凈方可讀經。可見用心之虔誠，充分表現了詩人對佛教的傾心和崇信，其沉溺之深溢于言表，不啻教徒沐浴更衣以拜佛祖。“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貝葉書簡稱貝書，佛經之泛稱。古印度人多用貝多羅樹葉經水漚后代紙，用以寫佛經，故名。一個“讀”字，是全詩內容的綱領；一個“閑”字，是全詩抒情的主調。詩人貶居永州，官職雖名曰“永州司員外置同正員”，但只是個“閑官”而已。閑人閑官閑地，無政事之煩擾，亦無名利得失之拘牽，正是難得清閑，正好信步讀經。就讀經來說，閑而不閑；就處境而言，不閑而閑，其復雜心情曲曲傳出。
中間四句承上文“讀”字而來，正面寫讀“經”的感想。這里有兩層意思：前二句“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是說書中真意不去領悟，妄誕之言世所追逐。詩人以自身崇信佛學的正確態度諷喻世俗之佞佛，即對于佛經中的真正本意全然不去領悟，而對于書中一切迷信荒誕的事跡卻又盡力追求而津津樂道。正如詩人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所批評的那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蕩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集》卷二五）言下之意正好表明自己佛經的正確態度和對佛經的深刻理解。后二句轉寫對待佛經的正確態度。“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意思是說：佛家遺言值得深思，修養本性怎能圓熟？“冀可”是希望能夠的意思。言佛教教義艱深，必須深入鉆研思考，如果只用修持本性去精通它，是不可能達到精審圓滿的目的的。言下之意是說：愚妄地佞佛不足取，只有它于變革社會有益的內容才算真有所得。這反映了詩人對佛教教義及其社會作用的主觀的特殊理解。對此，詩人也有批評說：“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柳宗元集》卷二五）聯系詩人在對待佛教問題上與的辯論就更清楚了。辟佛，是熱心張揚“道統”的儒學家，主張對僧侶“人其人，火其書”；而柳宗元卻認為在佛教教義中包含著與儒家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內容，否定“天命”的主宰。詩人自以為對佛教的精義和作用已有深刻的領會，殊不知結果不是他利用佛教以濟世，而是佛教利用他作了宣傳宗教唯心主義和宗教迷信的工具；而他自己最終也陷入了佛教識破塵緣、超脫苦的消極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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