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錯論原文賞析及翻譯

晁錯論原文賞析及翻譯1

　　晁錯論

　　宋代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茍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無故而發(fā)大難之端；吾發(fā)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zé)，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并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沖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沖，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fā)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wù)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zé)o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譯文

　　天下的禍患，最不能挽回的，莫過于表面上社會安定沒有禍亂，而實際上卻存在著不安定因素。消極地看著禍亂發(fā)生卻不去想方設(shè)法對付，那么恐怕禍亂就會發(fā)展到無可挽回的地步。起來堅決地制止它，又擔心天下人已經(jīng)習(xí)慣于這種安定的表象卻不相信我。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杰人物，才能夠挺身而出為國家安定而冒天下之大不韙，以求得成就偉大的功業(yè)。這本來就不是能夠在短時間內(nèi)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企圖追求名利的人所能做到的。國家安定平靜，無緣無故地觸發(fā)巨大的禍患的導(dǎo)火線。我觸發(fā)了它，我又能制止它，然后才能有力地說服天下人。禍亂發(fā)生卻想躲躲閃閃地避開它，讓別人去承擔平定它的責(zé)任，那么天下人的責(zé)難，必定要集中到我的身上。

　　從前晁錯殫精竭慮效忠漢室，建議景帝削弱山東諸侯各國的實力。于是山東諸侯各國共同起兵，借著殺晁錯的名義。可是景帝沒有洞察到他們的用心，就把晁錯殺了來說服他們退兵。天下人都為晁錯因盡忠而遭殺身之禍而痛心，卻不明白其中部分原因卻是晁錯自己造成的。

　　自古以來凡是做大事業(yè)的人，不僅有出類拔萃的才能，也一定有堅韌不拔的意志。從前大禹治水，鑿開龍門，疏通黃河，使洪水東流入海。當他的整個工程尚未最后完成時，可能也時有決堤、漫堤等可怕的禍患發(fā)生，只是他事先就預(yù)料到會這樣，禍患發(fā)生時就不驚慌失措而能從容地治理它，所以能夠最終取得成功。

　　七國那樣強大，卻突然想削弱它，他們起來叛亂難道值得奇怪嗎？晁錯不在這個時候豁出自己的性命，為天下人承受抵擋大難從而控制吳、楚等國的命運，卻居然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想讓景帝御駕親征平定叛亂而自己留守京城。再說那挑起七國之亂的是誰呢？自己想贏得那個美名，又怎么能躲避這場患難呢？拿親自帶兵平定叛亂的極其危險，與留守京城的極其安全相比，自己是個引發(fā)禍亂的主謀，選擇最安全的事情去做，卻把最危險的事情留給皇帝去做，這就是讓忠臣義士憤怒不平的原因啊。在這個時候，即使沒有袁盎，晁錯也不可能免于殺身之禍。為什么呢？自己想要留守京城，卻叫皇帝御駕親征，按情理來說，皇帝本來已經(jīng)覺得這是勉為其難的事情，但又不好反對他的建議，這樣正好給袁盎以進讒言的機會，使他的目的能夠得逞。假若吳、楚等七國叛亂時，晁錯豁出性命承擔這一危險的平叛重擔，夜以繼日像淬火磨刀似的訓(xùn)練軍隊，向東邊嚴陣以待，讓自己的君主不至于受到煩憂，那么皇帝就會充分依靠他而不覺得七國叛亂有什么可怕。縱使有一百個袁盎，能有機可乘離間他們君臣嗎？

　　唉！世上的君子如果想要建立偉大的功業(yè)，那就不要考慮保全性命的計策。假如晁錯自己親自帶兵去討伐吳、楚等七國，不一定就不會成功。只因他一心想保全自身，而惹得皇帝不高興，奸臣正好趁此鉆了空子。晁錯企圖保全自己的性命，正是他招致殺身之禍的原因啊！

　　注釋

　　晁錯：前200年—前154年，潁川今河南禹州人，是西漢文帝時的'智囊人物。主張重農(nóng)貴粟，力倡削弱諸候，更定法令，招致王侯權(quán)貴忌恨。漢景帝四年（前154年），吳、楚等七國以“討晁錯以清君側(cè)”為名，發(fā)動叛亂，晁錯因此被殺。

　　患：禍患。

　　為：治理，消除。

　　治平：政治清明，社會安定

　　其：代詞，指禍患。

　　所：處所。這里指解決問題的措施。

　　狃（niǔ）：習(xí)慣。

　　不吾信：不相信我。

　　惟：只有。

　　出身：挺身而出。

　　犯：冒著。

　　以：而，表順接。

　　固：原本。

　　期（jī）月：一個月。這里泛指短時期

　　端：開頭，開始。

　　發(fā)：觸發(fā)。

　　收：制止。

　　然后有辭于天下：然后才能有力地說服天下人。

　　循循焉：緩慢的樣子。循循，徐徐。焉，……的樣子。

　　去：逃避

　　昔者晁錯盡忠為漢：從前晁錯殫精竭慮效忠漢朝。昔者，從前。

　　山東：指崤山以東。

　　并起：一同起兵叛亂。

　　以誅錯為名：以誅殺晁錯作為名義。以······為，把······作為。

　　而天子不以察，以錯為之說：但漢景帝沒有洞察到起兵的諸侯的用心，把晁錯殺了來說服他們退兵。

　　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天下人都為晁錯因盡忠而遭受殺身之禍而悲痛，卻不明白其中一部分是晁錯自己造成的。以，因為。取，招致。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自古以來能夠成就偉大功績的人，不僅僅要有超凡出眾的才能，也一定有堅韌不拔的意志。

　　之：用在主、謂語之間，取消句子的獨立性，無實義。

　　龍門：今陜西韓城東北，是黃河奔流最湍急處。

　　大河：指黃河。

　　方：當。

　　蓋亦有潰冒沖突可畏之患：可能也有決堤、漫堤等可怕的禍患。

　　是以：所以，因此。

　　夫：句首發(fā)語詞。

　　驟：突然。

　　其為變，豈足怪哉：他們起來叛亂，難道值得奇怪嗎？足，值得。

　　乃：竟然。

　　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想讓皇帝御駕親征平定叛亂，而自己留守京城。

　　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自己想求得這個美名，怎么能逃避這場患難呢？安，怎么。

　　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這是忠臣義士之所以憤怒不平的原因啊。

　　雖：即使。

　　何者：為什么呢？

　　以情而言：按照情理來說。以，按照。

　　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皇帝本來已經(jīng)覺得這是勉為其難的事情，但又不好反對他的建議。

　　使：假若。

　　淬礪：鍛煉磨礪。引申為沖鋒陷陣，發(fā)憤圖強。

　　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即使有一百個袁盎，能有機可乘離間他們君臣嗎？

　　嗟夫：感嘆詞，唉。

　　則無務(wù)為自全之計：就不要考慮保全性命的計策。務(wù)，從事。

　　隙：空隙，空子。

　　乃其所以自禍歟：正是他招致殺身之禍的原因啊！歟，語氣助詞，表感嘆。

　　賞析

　　蘇軾在其人物史論中寫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穎深刻，高遠幽邃。治國之策，行事之則；愛民之心，嫉惡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別出新見，發(fā)人之所未見，啟人之所未思。晁錯曾提出“削藩”建議，后被漢景帝所殺。“晁錯之死，人多嘆息”，蘇軾卻翻空出奇，以獨特的視角，一家之言，闡述了晁錯受禍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應(yīng)“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功”的主張。

　　文章開篇為泛泛概說：“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起句看似虛寫，實則卻在暗說漢景帝時國泰民安中隱含著的諸侯之患。接著，作者便圍繞“患”字，從“坐”、“起”兩方面進行分說。“坐觀其變”而不對禍患采取措施，那么禍患便會蔓延得無可救藥；“起而強為之”而不等待時機，則夭F也同樣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說的“起而強為之”，暗指晃錯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結(jié)止上兩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為，以此而暗與晃錯柑比。用“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茍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寫出歷史上的失敗者、又具體落實在晁錯身上，暗含著對晃錯失敗原因的評論。這兩句堪稱全篇關(guān)鍵之處，是作者論說的中心。在此處，它還有承上啟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上承“起而強為之”;“茍以求名者”，下啟“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幾句，暗寫景帝時的“七國之亂”；“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幾句，又虛寫七國起兵后晁錯的態(tài)度。因此，首段雖沒直接點出晃錯，但卻句句在寫晃錯。抽象中有具體，虛寫里含實寫，虛實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論述高屋建扳，又讓文章排宕開閨，具有一種滔滔的氣勢。

　　第二段，丈章在前面基礎(chǔ)上較而易舉地由抽象而具體，由隱而顯。由歷史的抽象概說，過渡到具體的史事論述。西漢社會諸侯的割據(jù)勢力嚴重威脅著封建的中央集權(quán)、晃錯繼賈誼之后，屢次建議景帝“削藩”。他說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嘔，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漢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現(xiàn)了“七國之亂”。后來因讒言晁錯被殺，后代之人多悲嘆晃錯的盡忠而蒙害。但蘇軾這里卻一反傳統(tǒng)老調(diào)，認為晃錯獲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從而使文章蹊徑獨辟、不同凡響。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緊扣史事，另一方面卻把筆觸拉開，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介的觀點。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鑿龍門、決江河和潰冒沖突來舉例論證，提出“事至而不懼”、“徐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責(zé)晁錯的臨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體，這一段議論變得豐富，行文也變得曲折。這一段通過有力的論說鞭辟近里地闡述了晃錯取禍的原因。“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蘇軾認為“削藩”應(yīng)該逐步進行，徐為之所”，而不應(yīng)“驟削之”，驟削則必然導(dǎo)致“七國之亂”，這便是“無故而發(fā)大難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卻于此時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業(yè)，但晃錯不在此時捐身，力擋大難，擊潰七國，反而臨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責(zé)”，那么“天下之禍”自然便集中在晁錯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議之事、所立之淪雖與前文相近，但觀點與史事卻逐漸由隱而顯、由暗而明。文章的氣勢也慢慢由弱而強、由平易而近洶涌。緊接著，作者又連用了兩個反問句，把文章的氣勢推向了的頂峰。“且夫發(fā)七國之難者，誰乎？”是誰引發(fā)出七國之難而又臨危而逃了選擇最安全的處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這是忠義之士所憤惋之人，既使無袁盎的讒一也不會幸免十禍。這樣的結(jié)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這兩個問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現(xiàn)出汪洋懲肆的特征。然而蘇軾并不就此擱筆，他用兩個條件再從反面假設(shè)晁錯，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遠廣闊。“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這是假設(shè)晃錯不臨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這是假設(shè)晃錯不使人主自將。那么即使有一百個袁盎也不能使晃錯獲禍。

　　最后一段，文章的氣勢漸漸平緩，在感嘆歷史之時，再一次指出臨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錯取禍的原因，從而增重了題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時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積貧積弱，作者思治，故此論實為有感而發(fā)。起首議論雄深渾徽，有很強的針對性。全篇文章由虛而實，由實而氣勢滔滔，由氣勢滔滔而漸漸平緩，把舒緩與緊湊有機地融為一體。

　　創(chuàng)作背景

　　《晁錯論》為蘇軾在宋仁宗嘉佑五年至六年（1060—1061年）寫就并呈與朝廷的文章之一。《晁錯論》的具體寫作時間有兩種說法：其一認為本文寫于宋仁宗嘉佑五年，是在制科考試前所上二十五篇《進論》之一；另一種說法認為該作品寫于嘉祐六年，是蘇軾在制科考試中的一篇應(yīng)試文章。

晁錯論原文賞析及翻譯2

　　原文：

　　論貴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

　　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

　　今海內(nèi)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zāi)數(shù)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

　　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nóng)也。

　　民貧，則奸邪生。

　　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nóng)，不農(nóng)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xiāng)輕家，民如鳥獸。

　　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

　　饑之于食，不待甘旨；

　　饑寒至身，不顧廉恥。

　　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

　　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明主知其然也，故務(wù)民于農(nóng)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

　　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

　　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nèi)而無饑寒之患。

　　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xiāng)，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

　　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

　　數(shù)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

　　一日弗得而饑寒至。

　　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

　　今農(nóng)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

　　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

　　春不得避風(fēng)塵，夏不得避署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

　　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yǎng)孤長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復(fù)被水旱之災(zāi)，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

　　當具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

　　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

　　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

　　無農(nóng)夫之苦，有阡陌之得。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

　　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

　　此商人所以兼并農(nóng)人，農(nóng)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

　　尊農(nóng)夫，農(nóng)夫已貧賤矣。

　　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

　　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wù)，莫若使民務(wù)農(nóng)而已矣。

　　欲民務(wù)農(nóng)，在于貴粟；

　　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

　　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如此，富人有爵，農(nóng)民有錢，粟有所渫。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

　　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余、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nóng)功。

　　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fù)卒三人。

　　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fù)卒。

　　神農(nóng)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

　　”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wù)。

　　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fù)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

　　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

　　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

　　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

　　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

　　竊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

　　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

　　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nóng)民租。

　　如此，德澤加于萬民，民俞勤農(nóng)。

　　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

　　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譯文：

　　在圣明的君王統(tǒng)治下，百姓不挨餓受凍，這并非是因為君王能親自種糧食給他們吃，織布匹給他們穿，而是由于他能給人民開辟財源。所以盡管唐堯、夏禹之時有過九年的水災(zāi)，商湯之時有過七年的旱災(zāi)，但國內(nèi)沒有被遺棄和瘦得不成樣子的人，這是因為貯藏積蓄的東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準備。現(xiàn)在全國統(tǒng)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亞于湯、禹之時，又沒有連年的水旱災(zāi)害，但積蓄卻不如湯、禹之時，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還有潛力，百姓還有余力，能長谷物的土地還沒全部開墾，山林湖沼的資源尚未完全開發(fā)，游手好閑之徒還沒全都回鄉(xiāng)務(wù)農(nóng)。

　　百姓生活貧困了，就會去做邪惡的事。貧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務(wù)農(nóng)，不從事農(nóng)業(yè)就不能在一個地方定居下來，不能定居就會離開鄉(xiāng)土，輕視家園，像鳥獸一樣四處奔散。這樣的話，國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墻，深險的護城河，嚴厲的法令，殘酷的刑罰，還是不能禁止他們。受凍的人對衣服，不要求輕暖；挨餓的人對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饑寒到了身上，就顧不上廉恥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兩頓飯就要挨餓，整年不做衣服穿就會受凍。那么，肚子餓了沒飯吃，身上冷了無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兒子，國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賢明的君主懂得這個道理，所以讓人民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減輕他們的賦稅，大量貯備糧食，以便充實倉庫，防備水旱災(zāi)荒，因此也就能夠擁有人民。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辦法來管理他們，他們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不管東南西北。珠玉金銀這些東西，餓了不能當飯吃，冷了不能當衣穿；然而人們還是看重它，這是因為君主需要它的緣故。珠玉金銀這些物品，輕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國而無饑寒的威脅。這就會使臣子輕易地背棄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隨便地離開家鄉(xiāng)，盜賊受到了鼓勵，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攜帶的財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節(jié)里成長，收獲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時間內(nèi)可以成事。幾石重的糧食，一般人拿不動它，也不為奸邪的人所貪圖；可是這些東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餓受凍。因此，賢明的君主重視五谷而輕視金玉。

　　現(xiàn)在農(nóng)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可以參加勞作的不少于二人，能夠耕種的土地不超過百畝，百畝的收成，不超過百石。他們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獲，冬天儲藏，還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勞役；春天不能避風(fēng)塵，夏天不能避署熱，秋天不能避陰雨，冬天不能避寒凍，一年四季，沒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際往來，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撫養(yǎng)孤老，養(yǎng)育幼兒，一切費用都要從農(nóng)業(yè)收入中開支。農(nóng)民如此辛苦，還要遭受水旱災(zāi)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斂，隨時攤派，早晨發(fā)命令，晚上就要交納。交賦稅的時候，有糧食的人，半價賤賣后完稅；沒有糧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債納稅；于是就出現(xiàn)了賣田地房屋、賣妻子兒女來還債的事情。而那些商人們，大的囤積貨物，獲取加倍的利息；小的開設(shè)店鋪，販賣貨物，用特殊手段獲取利益。他們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貨物的機會，所賣物品的價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養(yǎng)蠶織布，穿的必定是華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沒有農(nóng)夫的勞苦，卻占有非常豐厚的利潤。依仗自己富厚的錢財，與王侯接交，勢力超過官吏，憑借資產(chǎn)相互傾軋；他們遨游各地，車乘絡(luò)繹不絕，乘著堅固的車，趕著壯實的馬，腳穿絲鞋，身披綢衣。這就是商人兼并農(nóng)民土地，農(nóng)民流亡在外的原因。當今雖然法律輕視商人，而商人實際上已經(jīng)富貴了；法律尊重農(nóng)民，而農(nóng)民事實上卻已貧賤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輕賤的；一般官吏所鄙視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惡顛倒，在這種情況下，要想使國家富裕，法令實施，那是不可能的。

　　當今的迫切任務(wù)，沒有比使人民務(wù)農(nóng)更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從事農(nóng)業(yè)，關(guān)鍵在于抬高糧價；抬高糧價的辦法，在于讓百姓拿糧食來求賞或免罰。現(xiàn)在應(yīng)該號召天下百姓交糧給政府，納糧的可以封爵，或贖罪；這樣，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農(nóng)民就可以得到錢財，糧食就不會囤積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納糧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產(chǎn)業(yè)的人。從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貨物來供政府用，那么貧苦百姓所擔負的賦稅就可以減輕，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補不足的，法令一頒布百姓就能夠得益。依順百姓心愿，有三個好處：一是君主需要的東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賦稅減少，三是鼓勵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按現(xiàn)行法令，民間能輸送一匹戰(zhàn)馬的，就可以免去三個人的兵役。戰(zhàn)馬是國家戰(zhàn)備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農(nóng)氏曾教導(dǎo)說：“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墻，有百步之寬貯滿沸水的護城河，上百萬全副武裝的.兵士，然而沒有糧食，那是守不住的。”這樣看來，糧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資財，是國家最根本的政務(wù)。現(xiàn)在讓百姓交糧買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個人的兵役，這與一匹戰(zhàn)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遠了。賜封爵位，是皇上專有的權(quán)力，只要一開口，就可以無窮無盡地封給別人；糧食，是百姓種出來的，生長在土地中而不會缺乏。能夠封爵與贖罪，是人們十分向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獻納糧食，用于邊塞，以此換取爵位或贖罪，那么不用三年，邊地糧食必定會多起來。

　　陛下降恩，讓天下人輸送糧食去邊塞，以授給爵位，這是對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lián)鷳n邊塞駐軍的糧食不夠吃，所以讓天下的屯糧崐大批流入邊塞。如果邊塞積糧足夠使用五年，就可以讓百姓向內(nèi)地各郡縣輸送糧食了；如果郡縣積糧足夠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隨時下詔書，不收農(nóng)民的土地稅。這樣，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萬民，百姓就會更積極地投身農(nóng)業(yè)生 產(chǎn)，天下就會十分富庶安樂了。

　　注釋：

　　（1）食（sì）之：給他們吃。 “食”作動詞用。

　　（2）衣（yì）之：給他們穿。 “衣”作動詞用。

　　（3）道：途徑。

　　（4）捐瘠（jí）：被遺棄和瘦弱的人。 捐，拋棄； 瘠，瘦。

　　（5）不避：不讓，不次于。

　　（6）地著（zhù）：定居一地。《漢書·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顏師古注：“地著，謂安土也。”

　　（7）廩（lǐn）：米倉。

　　（8）牧：養(yǎng)，引申為統(tǒng)治、管理。

　　（9）石：重量單位。漢制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10）弗勝：不能勝任，指拿不動。

　　（11）長（zhǎng）：養(yǎng)育。

　　（12）政：同“征”。虐：清代王念孫認為當作“賦”。

　　（13）改：王念孫認為原本作“得”。

　　（14）倍稱（chèn）之息：加倍的利息。 稱，相等，相當。

　　（15）賈（gǔ）：商人。

　　（16）奇贏：以特殊的手段獲得更大的利潤。

　　（17）阡陌（qiān mò）之得：指田地的收獲。 阡陌，田間小路，此代田地。

　　（18）乘堅策肥：乘堅車，策肥馬。 策，用鞭子趕馬。

　　（19）履絲曳（yè）縞（gǎo）：腳穿絲鞋，身披綢衣。 曳，拖著。縞，一種精致潔白的絲織品。

　　（20）乖迕（wǔ）：相違背。

　　（21）縣官：漢代對官府的通稱。

　　（22）拜爵：封爵位。

　　（23）渫（xiè）：散出。

　　（24）損：減。

　　（25）車騎馬：指戰(zhàn)馬。

　　（26）大用：最需要的東西。

　　（27）五大夫：漢代的一種爵位，在侯以下二十級中屬第九級。凡納粟四千石，即可封賜。

　　（28）擅：專有。

　　賞析：

　　全文通過正反兩方面的連論說了重農(nóng)貴粟對于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決定性意義。作者在說明問題時運用古今對比，農(nóng)夫與富商大賈的對比，法令與實際情況的對比，使他的主張得到更鮮明的表現(xiàn)，讓統(tǒng)治者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其中特別是對農(nóng)民現(xiàn)實生活的貧困窮苦的描寫，揭露性很強。

　　所謂“谷賤傷農(nóng)”，意思就是說，糧食太便宜了，就會挫傷農(nóng)民種糧食的積極性，導(dǎo)致產(chǎn)量減少，這對國家的長治久安是有很大影響的。因為我國在歷史上一直就是一個農(nóng)業(yè)國，所以歷代的統(tǒng)治者都很重視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問題。晁錯認為蓄積多，則民心穩(wěn)，統(tǒng)治穩(wěn)固；而要增加蓄積，必須想辦法使農(nóng)民盡心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但現(xiàn)狀是農(nóng)民忙活了一年，到頭來卻只有很少的收益，為了應(yīng)付各種賦斂，有的甚至“賣田宅，鬻子孫”；而商人無農(nóng)民之勞，卻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這種差距不可能使農(nóng)民安心于農(nóng)業(yè)，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務(wù)農(nóng)，在于貴粟”的觀點。他的觀點對于扭轉(zhuǎn)“谷賤傷農(nóng)”的狀況是有好處的，對現(xiàn)代社會解決“三農(nóng)”（指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農(nóng)民）問題，也是有借鑒意義的，但他尊崇傳統(tǒng)的“重農(nóng)抑商”政策，對待商業(yè)和商人也有一些偏頗和不公正之處，讀者閱讀時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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