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叢失實原文及翻譯

　　卷八·談叢失實

　　后山陳無己著《談叢》六卷，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失于不考究，多爽其實，漫析數端于此。

　　其一云：“呂許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及西軍罷，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呂既老，大事猶問，遂請出大臣行三邊，既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陜西，宿此院，相見云云。”按呂公罷相，詔有同議大事之旨，公辭，乃慶歷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時，莒公自在外，英公拜樞密使而中輟，后二年莒方復入，安有五人同時之事？

　　其二云：“杜正獻、丁文簡為河東宣撫，任布之子上書歷詆執政，至云至于臣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杜戲丁曰：‘賢郎亦要牢籠。’丁深銜之。其后二公同在zf，蘇子美進奏事作，杜避嫌不預，丁論以深文，子美坐廢為民，杜亦罷去。一言之謔，貽禍如此。”按杜公以執政使河東時，丁以學士為副。慶歷四年十一月進奏獄起，杜在相位，五年正月罷，至五月，丁公方從翰林參知政事，安有深文論子美之說？且杜公重厚，當無以人父子為謔之理，丁公長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賢士大夫哉？

　　其三云：“張乖崖自成都召為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作，求補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賂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按張兩知成都，其初還朝為戶部使、中丞，始知杭州。是時，丁方在侍從；其后自蜀知癉州，丁為三司使，豈有如前所書之事？

　　其四云：“乖崖在陳，聞晉公逐萊公，知禍必及己，乃延三大戶與之博，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污，晉公聞之，亦不害也。”按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卒，后五年當天禧四年，寇公方罷相，旋坐貶，豈有所謂乖崖自污之事？

　　茲四者所系不細，乃誕漫如此。蓋前輩不家藏國史，好事者肆意飾說為美聽，疑若可信，故誤人紀述。后山之書，必傳于后世，懼詒千載之惑，予是以辨之。

　　譯文

　　詩人陳師道，字無己，號后士居士，著有《 談叢》  六卷，文字高超簡潔有力，然而他所記載本朝的大事，失誤在于不考證核實，大多不合事實，在這里可以隨便分析幾條。

　　第一條說：“許國公呂夷簡厭惡韓琦、富弼，范仲淹三公，想要罷他們的官而不能夠。等到對西夏的戰爭結束，朝廷在樞密院（專掌軍政，稱西府）和中書門下（政事堂，掌管政務，稱東府）全都任用三公及莒國公宋庫、英國公夏妹，這都是呂許公的二政敵。呂已經老了，朝廷大事還征求他的意見。他就請求朝廷派出大臣宣撫河北、河東、陜西等邊界。建議被批準后，朝廷就按次序令赴邊的大臣在樞密院宿夜。范公奉派出使陜西，夜宿此院，與其他四人相見。”按呂公罷相后，雖然皇上下詔令他與在位大臣同議大事，他卻推辭了，那是仁宗慶歷三年三月間。到九月他就退休了。到慶歷四年七月，富、范才奉派為宣撫使。再說三公進入東西二府掌政時，莒公自在外地，英公雖曾授樞密使卻中止未成，兩年后才重新進入西府，哪里有五個人同時在二府之事呢？

　　第二條是：“杜衍（謚號正獻）、丁度（謚號文簡）任河東宣撫使時，任布的兒子上書朝廷一一詆毀歷屆執政大臣，甚至說至于臣父，也是出于機遇被朝廷重用，意思是說連他父親也不是靠德才被選拔上去的。聽到這件事，杜對丁開玩笑說：“你對令郎也要好好籠絡（意思是免得他上書朝廷說毀你無德無才）。”丁就特別恨他。以后杜、丁二公同在朝廷執政，杜衍的女婿蘇舜欽（字子美）當時任集賢殿校理、監進奏院。他遭人誣陷的事件發生后，杜為避開嫌疑，不參預此事的處理，丁卻盡量苛刻地引用法律條文，給蘇定罪。結果，子美因此罷官為民，杜也因此罷官。一句玩笑，留下這么大的災禍。按杜公以執政大臣身份為河東宣撫使時，丁以學士身份為副使；慶歷四年十一月進奏院事件興起大獄，杜尚在相位上，到慶歷五年正月罷官，直到五月，丁公才從翰林學士提拔為參知政事，執掌大權，哪能有深文論子美一說？再說杜公為人穩重、敦厚。應當沒有拿別人父子開玩笑之理。丁公也是位長者，哪肯為一句話記仇來陷害朝廷中的正人賢臣呢？

　　第三條是：“張泳（號乖崖）自成都被召回朝中任參知政事。到京都后腦瘡發病。他就要求到外地做官，于是在做杭州的長官時病好了。皇上派宮中內侍去探訪他，還說將要召他回京。晉國公丁謂用白金賄賂這個使者，使者回到宮中，對皇上謊說張腦瘡如故，皇上就不召他了。”按張兩次做成都長官，第一次回朝任戶部使、中垂后，才做杭州長官。這時，丁正擔任侍從；以后，張從四川調任異州（今南京市）長官時，丁正任三司使，豈能發生前面所記述的那種事？

　　第四條是說：“張乖崖在陳州為官時，聽說晉國公丁謂將萊國公寇準從朝廷中排擠出去，知道災禍肯定要波及自己，于是就將當地三個殷實大戶召來一起賭搏，他用彩散子一具贏了在座所有釣人以后，便用底的錢買房置地，作為歸老林下的打算，實際上是以這件不光彩的事給自己抹灰。丁晉公聽說這件字，也就不害他了。”按張公在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任陳州〔  今河南省淮陽市）長官，祥符八年去世。五年后正當真宗天禧四年，寇公才罷相，立即因事被貶，豈能有所謂乖崖自污之事？

　　這四條所關系的事情不小，卻荒誕隨意到這種地步。原因在于前輩們不可能家藏國家修的正史。喜歡多事的人便任意添油加醋編成故事，使人當成可信的真事、所以給記述的人造成失誤。后山的書，必定會流傳后世，恐怕這種記述會留下千載的疑惑，我因此作了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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