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論原文及譯文

時間：2023-06-30 08:30:38 靈古籍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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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辨奸論原文及譯文

　　在平平淡淡的學習中，大家都經常接觸到文言文吧？文言文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漢語書面語言組成的文章，“五四”運動以前漢民族所使用的語言。要一起來學習文言文嗎？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關于辨奸論原文及譯文，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原文】

　　辨奸論

　　作者：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①。月暈而風②，礎潤而雨③，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④，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⑤。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⑥：“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⑦：“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⑧，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⑨，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⑩，僅得中主⑾，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⑿，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⒀，非德宗之鄙暗⒁，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⒂。

　　今有人⒃，口誦孔老之言⒄，身履夷齊之行⒅，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⒆;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⒇，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21)，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愿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注釋】

　　①見微而知著:微,小,指苗頭、跡象;著，明顯。

　　②月暈(yün)：指環繞月球的彩色光環或通過月球的白色光帶。歷來群眾有“日暈三更雨，月暈午時風”的諺語。

　　③礎：柱子下的石墩。潤：潮濕。

　　④理勢：中國哲學術語。理，法則;勢，發展趨勢。

　　⑤奪：侵奪。這里有“影響”的意思。

　　⑥山巨源見王衍：山巨源，山濤，字巨源，西晉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西)人，喜老、莊學說，為“竹林七賢”之一。曾任吏部尚書、太子少傅、右仆射等職。《晉書·王衍傳》、《資治通鑒·晉紀四》所記，王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嘆久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這樣)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⑦郭汾陽見盧杞：郭汾陽，郭子儀，華州鄭縣(今陜西華縣)人，唐肅宗時，因平定安祿山、史思明叛亂，升中書令，后又進封汾陽郡王，故稱之為郭汾陽。唐德宗即位，尊為尚父。《新唐書·盧杞傳》：“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xǐng，不屏bǐng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幾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后得權，吾族無類矣!’”

　　⑧王衍：字夷甫，瑯玡臨沂(今屬山東)人。以談老、莊為事，義理若有不安，隨即更改，世號“口中雌

　　黃”。晉惠帝時居宰輔之位，周旋諸王之間，唯求自全之計。東海王司馬越死，眾推其為元帥，全軍為石勒所破，被殺。

　　⑨忮(zhì)：忌恨，嫉妒。

　　⑩惠帝：著名白癡皇帝司馬衷，某年全國鬧饑荒，官員上報災情，稱百姓“無粟米充饑”，餓死無數。他出千古經典語錄：“百姓無粟米充饑，何不食肉糜?”。

　　⑾中主：平庸的君主。

　　⑿盧杞：唐滑州人，字子良。貌陋，好口辯。德宗時為宰相，專權自恣，搜刮無度，怨聲滿天下。

　　⒀眩：通“炫”，迷惑，炫耀。

　　⒁德宗：即李適(kuò)，唐代皇帝，代宗子。

　　⒂容：或許。

　　⒃今有人：影射王安石。

　　⒄孔、老：孔子和老子。

　　⒅夷齊：伯夷、叔齊，商朝人，兩兄弟，互相讓帝位，后周滅商，兩人恥食周粟，隱居首陽

　　山，吃野菜，餓死在山里。古人奉之為高尚守節的典范。

　　⒆顏淵：孔子的弟子顏回，字子淵，故稱顏淵，樂道安貧，以德行著稱，后世儒家尊為“復圣”。孟軻：字子輿，戰國時期鄒國人。即孟子，繼承孔子學說，兼言仁義。認為人性本善，強調養心、存心等內心修養工夫，為宋代理學家心性說之本。宋元以后，地位日尊。

　　⒇臣虜：奴隸。

　　(21)慝(tè)：邪惡。

　　【譯文】

　　情有它必定要達到的地步，道理有它本該如此的規律。只有天下那些心境靜穆的人，才能夠從微小的跡象中預知日后顯著的結果。月亮四周出現光環，預示天要刮風;柱石回潮濕潤，表示天要下雨;這是人人都知道的。至于世間人事的變化，情理形勢的因果關系，它的抽象渺茫而難以理解，千變萬化而不可預測，又怎么能與天地陰陽的變化相比呢?而即使賢能的人對此也有不知道的，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為愛好和憎惡擾亂了他心中的主見，而利害得失又左右著他的行動啊。

　　從前山濤見到王衍，說：“日后給天下百姓帶來災難的，一定是這個人!”汾陽王郭子儀見到盧杞，說：“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孫就要被殺光了!”從今天來說，其中的道理固然可以預見一些。依我看來，王衍的為人，不論是容貌還是談吐，固然有有利于欺世盜名的條件，然而他不妒忌、不污，追隨大流。假如晉朝不是惠帝當政，只要有一個中等才能的君主，即使有成百上千個王衍，又怎么能擾亂天下呢?象盧杞那樣的奸臣，固然足以使國家敗亡，然而此人不學無術，容貌不足以打動別人，言談不足以影響社會，如果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又怎能受到重用呢?從這一點來說，山濤和郭子儀對王衍和盧杞的預料，也或許有不完全正確的地方。

　　現在有人嘴里吟誦著孔子和老子的話，身體力行伯夷、叔齊的清高行為，收羅了一批追求名聲的讀書人和郁郁不得志的人，相互勾結制造輿論，私下里互相標榜，自以為是顏回、孟子再世，但實際上陰險兇狠，與一般的人志趣不同。這真是把王衍、盧杞集合于一身了，他釀成的災禍難道能夠說得完嗎?臉上臟了不忘洗臉，衣服臟了不忘洗衣，這是人之常情。現在卻不是這樣，他穿著罪犯的衣服，吃豬狗般的食物，頭發象囚犯，面孔象家里死了人，卻大談《詩》、《書》，這難道合乎情理嗎?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惡的，豎刁、易牙、開方就是這種人。這個人借助最崇高的名聲，來掩蓋還沒有暴露的禍患，雖然有愿意治理好國家的皇帝，和敬重賢才的宰相，還是會推舉、任用這個人的。這樣，他是天下的禍患就必定無疑了，而決非僅僅王衍、盧杞等人可比。

　　孫子說：“善于用兵的人，沒有顯赫的功勛。”假如這個人沒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話說錯了，而這個人就會發出不遇明主的慨嘆，誰又能夠知道災禍會達到這種地步呢?不然的話，天下將蒙受他的禍害，而我也將獲得有遠見的名聲，那可就太可悲了!

　　創作背景

　　1069年，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對。保守派為打擊王安石，傳出了這篇文章，并署名為已死去的蘇洵，借以顯示作者早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就“見微知著”，預見到他得志必為奸。《辨奸論》是否是蘇洵所作，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文章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萬事均可“見微而知著”，預測規律，作為理論基礎。然后以山巨源預見王衍、郭子儀預見盧杞為例證，類比王安石“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的行為”不近人情“，進而推導出王安石得志必為奸臣、為害國家的結論。這種以人的生活習慣和個別缺點來判斷其政治品質的邏輯，是非常錯誤的。這種影射咒罵、攻擊人身的寫作手段也是非常低劣的。

　　作品鑒賞

　　把《辨奸論》全文連貫起來看，在寫作目的上，作者確有所指，而所指的具體人物，作者又未點明。我們也沒有必要進行煩瑣考證。僅就立意謀篇上來說，本文確屬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見微知著”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輕視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積累而成的。“防微杜漸”早就是古人奉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吳楚材所說：“見微知著，可為千古觀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處在于謀篇。文章開始先將天象和人事進行比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難掌握，并說明這是由于“好惡”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結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著，又通過歷史上山濤、郭子儀對王衍、盧杞的評論，說明了山、郭二人的評論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這就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鋪墊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傾注全力發泄的部分，將“今有人”的種種表現盡情地加以刻畫，一氣呵成，有如飛瀑狂泄，其筆鋒之犀利，論證之嚴謹，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而在結尾處，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態度。

　　作者在批評“有的人”時，把生活習慣（如不修邊幅）也作為攻擊的口實，未免失之偏頗了。但是，這點微疵并不足以影響本文的成就。

　　《辨奸論》旨在詆毀王安石，竭力反對“新黨”，拋開其本旨，有二點與當今相類：

　　其一，作者謂王安石“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論。但陰賊險狠如王盧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鮮，這是此論給予后人的啟迪之一，須警惕而“辨”。否則，其禍輕則殺身，重則禍國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種“不近人情”的現象：“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然而這一看來違反常情的情況，在1957年夏之后，屢見于囹圄。這是悲劇，當然，古人是無從預料這種悲劇的。

　　《辨奸論》作者認為，事情皆有一定的規律，只要能夠仔細觀察并把握規律，就能見微知著，因此人們可以通過觀察行為而在禍亂發生之前就發現作亂的奸臣。歷來有人認為這篇文章的本意暗中批判王安石，也有人認為此文并非蘇洵所作，未有定論。

　　《辨奸論》著重分析了一些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從中得出了“見微知著”的結論，給讀者提出了如何識人的參考意見。這也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

　　相關閱讀

　　《辨奸論》作者尚有爭議。舊說以為是蘇洵為了譏諷王安石的“不近人情”而作，后經清人考證，又定為宋人邵伯溫假托蘇洵之名的偽作。

　　蘇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號老泉，漢族，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學家，與其子蘇軾、蘇轍合稱“三蘇”，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蘇洵長于散文，尤擅政論，議論明暢，筆勢雄健，有《嘉祐集》傳世。

　　邵伯溫，（1057年—1134年）字子文，洛陽人，邵雍之子。生于1057年（宋仁宗嘉祐二年），卒于1134年（高宗紹興四年），年七十八歲。1090年左右（元佑中），因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1094年（紹圣初），章惇為相。敦曾師雍，欲引用伯溫。伯溫百計避免。徽宗即位，因日食求言，他上書言事，語極懇至。因此更為小人所忌，出監華州西岳廟。后主管耀州三白渠公事，聞童貫為宣撫，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卒于利路轉運副使。伯溫所著書，有易辨惑、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均《宋史本傳》并傳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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