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雜記原文及翻譯

　　導語：《獄中雜記》是清代文學家方苞的一篇散文。1711年（康熙五十年），方苞因《南山集》案牽連入獄。《南山集》為桐城人戴名世所著。戴名世在《南山集》的《與余生書》一文中提出寫歷史時應給明末幾個皇帝立“本紀”。以下是小編為大家分享的獄中雜記原文及翻譯，歡迎借鑒！

　　獄中雜記

　　方 苞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竇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社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尚稀，往歲多至日十數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遘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為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牗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窗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鍵，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席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啟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并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眾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皆輕系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

　　余曰：“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書吏、獄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茍之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導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為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系不稍寬，為標準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罹其毒。積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余同系朱翁、余生及在獄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械系入老監，號呼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訊之，眾言同，于是乎書。

　　余嘗就老胥而問焉：“彼于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余，且懲后也；不如此，則人有幸心。”主梏撲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傷，病間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為差？”曰：“無差，誰為多與者？”孟子曰：“術不可不慎。”信夫！

　　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于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即先刺心；否則四肢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即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然后得死。”惟大辟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其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即先折筋骨。每歲大決，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其傷于縛者，即幸留，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

　　部中老胥，家藏偽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增減要語，奉行者莫辨也。其上聞及移關諸部，猶未敢然。功令：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一二人立決；余經秋審，皆減等發配。獄詞上，中有立決者，行刑人先俟于門外。命下，遂縛以出，不羈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法應立決。獄具矣，胥某謂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術，曰：“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詞無易，但取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時潛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讞者；倘復請之，吾輩無生理矣。”胥某笑曰：“復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也，案末二人立決。主者口呿舌撟，終不敢詰。余在獄，猶見某姓，獄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

　　凡殺人，獄詞無謀、故者，經秋審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殺人，復以矜疑減等，隨遇赦。將出，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詳述之，意色揚揚，若自矜詡。噫！渫惡吏忍于鬻獄，無責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脫人于死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奸民久于獄，與胥卒表里，頗有奇羨。山陰李姓以殺人系獄，每歲致數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月，漠然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蓋以律非故殺，必久系，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復援赦減等謫戍，嘆曰：“吾不得復入此矣！”故例，謫戍者移順天府羈修候，時方冬停遣，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至再三，不得所請，悵然而出。

　　【譯文】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間，我（關押）在刑部監獄里，看見犯人死去而從墻洞里拖出去的，每天有三四個人。（獄中）有個原洪洞縣的知縣杜君，站起來說道：“這是瘟疫發作了呵。現在氣候正常，死的人還不多，往年（這時候）多到每天十多人。”我問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杜君說：“這種疾病很容易傳染，傳染上的人，即使是他的親屬，也不敢同他一起居住。而獄中有老監四座，每座老監有五間房子，看守們住在當中一間里，在房前的墻上開有窗戶，用來通光，屋頂也開有天窗，用來透氣。旁邊的四間牢房卻沒有開窗，可是關在里面的犯人經常有二百多人。每到傍晚便落了鎖，犯人的屎尿也都封閉在牢房里，同食物的氣味混在一起。再加上嚴冬時節貧窮的犯人在地上睡覺，等到春天地氣上升，很少有不生病的。監獄里有個老規矩，天亮了才開鎖，正當夜里，活人跟死人腳并腳頭靠頭地躺臥，沒有辦法避開，這就是很多人染病的原因。更值得奇怪的是，那些大強盜和犯案多次的賊，殺過人，案情重大的囚犯，精氣特別旺盛，染上這種病癥的十個當中沒有一兩個，有的即使染上了，隨即也就好了。那些接連死去的，都是因為罪輕被押以及被牽連的，被當作人證而不該受法律制裁的人。”

　　我說：“京城里有順天府的監獄，有五城兵馬御史衙門的監獄，為什么刑部衙門監獄里關押的犯人竟多到這種程度呢？”杜君說：“近年來的訴訟案件，（只要）案情稍微重一點，順天府、五城兵馬御史衙門就不敢專擅判決；再加上掌管京城九門守衛工作的步兵統領訪查、緝捕、檢舉、盤查出來的犯人，統統歸刑部監獄關押；而十四司的郎史、員外郎當中的那些喜歡多事的，以及官署內管文書的小吏、典獄官、看守們，都以關押的人越多越有利可圖，稍微有點牽連的，就一定用盡方法捉來。如果進了監獄，不管有罪無罪，一定給戴上腳鐐手銬，關在老監里，使（他們）痛苦得無法忍受了，然后就勸導他們去找保人，放他們出獄住在老監的外邊，估計他們家里擁有的財產作為勒索的標準，而得來的錢就由官和小吏瓜分了。中產以上的人家，都竭盡資財找保人（以求監外居住），家產少一點的，要求去掉刑具住到老監外面的板屋里，費用也要好幾十兩銀子。只有（那些）非常貧窮無依無靠的犯人，才戴上刑具關押，一點也不寬容，還把他們作為關押的標準來警告其余的犯人。有的同案被囚的人，犯罪情節嚴重的反而出來住在外面，而罪輕的、無罪的卻遭受那披枷戴鎖的痛苦。他們心里積聚著憂愁憤恨，睡眠飯食又違背常規，等到生了病，又沒有藥物治療，所以常常造成死亡。”和我同案被關押的朱老先生、姓余的書生及早在獄中的同官縣的僧某人，先后傳染上瘟疫死去，他們都是不應該受到重罰的。又有個姓什么的用不孝的罪名控告他的兒子，（他）左右的鄰居（受牽連）被戴上刑具關進老監，整夜大哭大叫直到天亮。我對這些事有感觸，就拿杜君的話普遍詢問獄中的人，大家說的都一樣，于是便寫了下來。

　　我曾經找一個老年管文書的小官詢問過這件事：“他們跟那些被處決、被捆綁的人，不是有什么仇恨，只不過希望得到一點財物而已；果真沒有，最后也就寬容寬容他們，這難道不是一種善行嗎？”回答說：“這是為了立下規矩以警告其余的犯人，而且也用來懲戒后來的人；不這樣，那就人人都會有僥幸的心理。”專管給犯人戴手銬、打板子的人也是這樣。跟我同案被捕用木制刑具拷打審問的有三個人：一個人給了二十兩銀子，（結果）骨頭受了點輕傷，病了一個多月；一個人給的（比他）多了一倍的銀子，（只）打傷了皮膚，二十天就傷愈了；一個人給（的是他）六倍的銀子，當天晚上走起路來就跟平時一樣。有人問他們道：“犯罪的人貧富不一樣，你們已經從各個犯人身上都得了錢財，又何必還要按出錢多少來分別對待呢？”（他們回答）說：“沒有差別，哪個肯多出錢呢？”孟子說過：“選擇職業不可以不慎重。”（這句話）真對啊！

　　凡是判了死罪的案件上奏（以后），劊子手就先等在牢房外面，支使他的同伙進去勒索財物，這叫做“斯羅”。家中富有的犯人，同伙就找他的親屬（談），對貧窮的犯人就當面告訴他。（對）其中受凌遲碎剮的，就說：“要是順從我，就先刺心臟；不然四肢砍完了，心還不會死。”（對）其中受絞刑的，就說：“要是順從我，開始一絞就能斷氣；不然絞三次（還要）加用別的刑具，然后才能死去。”只有對那些砍頭的，沒有什么好要挾的，但是還要留下他的腦袋做抵押品。因此，有錢的賄賂往往要花幾十兩甚至上百兩銀子，沒有錢的也要把自己的衣服賣光；一點財物沒有的，就按照說過的那樣來懲處他。負責捆綁犯人的也是這樣，（犯人）不能順從他的心愿，捆綁時就先折斷他的筋骨。每年秋天集中處決犯人時，勾著姓名立即執行的占判死罪囚犯的十分之三四，留著暫不執行的占十分之六七，都被捆綁到行刑的西市去等待命令。那些在捆綁時受了傷的，即使僥幸保留了性命，也要病上好幾個月才能痊愈，有的竟然成為殘廢。

　　刑部里（有個）老年管文書的小官，家里暗藏著偽造的印章，公文下發給各省，往往偷偷地更換它，增加或刪節那些重要的語句，奉命執行的人沒有誰能分辨真假。那些上奏給皇帝和送各部的公文，還不敢這樣做。（政府的）法令規定：大盜沒有殺人，以及另外的共同參與作案而人數多的案犯，只要主謀的一二人立即處決，其余的案犯經過秋天的大審，都減刑遣發到邊遠地方去服役。案文送上去，其中有立即處決的，劊子手就預先等侯在牢房門外。命令一下去，就（把死罪案犯）綁上押出來，一點時間也不拖延。有某姓兄弟二人，因為犯了把持公倉的大罪，依照法律應該立即處決。罪案已經判決了，管文書的某人告訴他們說：“給我一千兩銀子，我使你們活下去。”他們問他有什么辦法，他說：“這沒有什么困難，我另外準備一份奏章，判決詞不用改動，只不過拿兩個列在同案名單后面的單身漢而又沒有親戚的從犯替換你們的名字，等到案文加封上奏的時候偷偷地換一下罷了。”他的一個同事說：“這可以欺騙死去的犯人，卻不能欺騙主審官，如果他發現錯誤再上奏章請示，我們就活不成了。”管文書的某人笑著說：“（他）重新上奏請示，我們這些人固然活不成，但是主審官也要一個個罷官離開，他們不能拿這兩個人的性命來換掉他自己的官職，那么我們這些人也就始終沒有死的道理了。”他居然這樣辦了，同案名單中后面的兩名從犯馬上被處了死刑。主審官驚嚇得口張舌翹，但到底不敢追究。我在監獄里，還見過某姓兄弟倆，牢房中的犯人都指著說：“這兩個人就是用某人、某人換來他們的腦袋的。”

　　凡是殺人（的罪犯），如果審判書中沒有預謀、故意殺人罪名的，經過秋季的大審歸入情有可憐、其罪可疑一類，就可以免除死刑，官吏就借這個規定來鉆法律的空子。有個叫郭四的，總共殺過四次人，一次次歸入情有可憐、其罪可疑的一類，接著碰到了大赦。（他）即將出獄了，天天跟他的一伙人擺設酒席，盡情高歌到天亮。有人問他以往的事情，他就一樁樁一件件地詳細敘說，神情面色是那樣洋洋自得，好象是在自我夸耀。唉！貪官污吏忍心干貪贓枉法的事，不值得譴責；可是治獄之道黑暗，好官也多把讓死刑犯免去一死當做功德，卻不追究那些案件的真相，他們使好人蒙受冤枉，也厲害得很哪！

　　有些奸詐的人長期關在監獄里，同獄卒內外勾結，著實撈了些錢財。山陰縣有個姓李的，因殺人入獄，每年都撈到幾百兩銀子。康熙四十八年，因為大赦被釋放出來。在外面過了幾個月，（他感到）寂寞無聊沒有什么事可干，他的同鄉中有一個殺了人的，于是他就代替那個同鄉承擔殺人的罪名。原來按法律規定不是故意殺人就一定長期關押，終久沒有死罪。（康熙）五十一年，又遇大赦，又根據赦令減刑等待發配到邊外去戍守。（他）嘆息說：“我沒有機會再到這里來啦！”按照舊例，發配充軍的犯人要轉到順天府監獄關押，等候遣送。那時正好是冬天，停止遣送。姓李的寫呈文請求留在刑部獄中等到來年春天遣送，請求了好幾次，都沒有得到批準，他很失望地被轉送出去。

　　賞析：

　　“雜記”，是古代散文中一種雜文體，因事立義，記述見聞。該文是“雜記”名篇，材料繁富，錯綜復雜，人物眾多，作者善于選擇典型事例重點描寫，“雜”而有序，散中見整，中心突出。如用方苞提出的古文“義法”來衡量，繁富的材料就是“義”，即“言之有物”；井然有序的記敘就是“法”，即“言之有序”。文章記獄中事實，在觸目驚心的敘述中，間作冷峻深沉的議論。

　　全文可以分為五個部分。第一段，自開頭至“皆輕系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寫刑部獄中瘟疫流行情景，揭露造成瘟疫的根源；第二段，自“余日”至“于是乎書”，寫刑部獄中系囚之多的原因，揭露刑部獄官吏詐取錢財的罪惡；第三段，自“凡死刑獄上”至“信夫”，寫行刑者、主縛者、主梏撲者心狠手辣，揭穿刑部獄敲詐勒索的黑幕；第四段，自“部中老胥”至“人皆以為冥謫云”，寫胥吏放縱主犯，殘害無辜，主讞者不敢追究，揭露清代司法機構的黑暗與腐敗；第五段，自“凡殺人”至結尾，寫胥吏獄卒與罪犯奸徒勾結舞弊，揭露刑部獄成了殺人犯尋歡作樂牟取錢財的場所。

　　文中主要揭露了以下事實：

　　一、獄吏與獄卒的工資收入微薄。

　　獄吏每年只有工食銀六兩，按當時一般平民生活標準只夠四口之家一個月所用。這還是在冊的獄吏，而不在冊的就更低了，他們雖然收入這么低，但大多還通過各種關系，打通種種關節要來縣衙當差（獄吏一般是違法進來的，沒有通過科舉考試，無法保證文化素質）。他們主要是靠山吃山。

　　二、獄中瘟疫流行，死者相枕藉。

　　到了夜間，死了的和活著的人腳碰頭而躺著，無法轉動，這樣一來，瘟疫越傳染越多。犯案多次的大盜賊、殺人重囚，生命力旺盛，而且因有心理準備，心態平穩，很難被傳染。那些接踵并肩而死亡的，“皆輕系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都是因輕罪被囚的以及被牽連、被捉來當證人的那些沒有犯法的人。被牽連、被捉來當證人的的人是冤屈的，又加之擔心家里的親人，精神已經崩潰，免疫力快速下降，發生瘟疫，最容易被傳染。

　　三、無所不用其極的敲詐勒索與貪贓枉法。

　　為了增加敲詐錢財對象，獄吏們就想方設法株連，把與案件稍有牽連、沾點邊的人統統抓進來，“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導以取保”。他們把這些清白無辜的人折磨得“呼號達旦”無法忍受，接著誘勸傾家蕩產交納大筆保證金，一交來他們就私分，接著對貧窮無錢取保的人加倍折磨，以此警告不愿掏錢的人。結果是“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罹其毒，積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致死”。罪魁禍首只要有錢取保，反而逍遙獄外，而眾多涉案者和證人卻被活活折磨死了。

　　“有錢能使鬼推磨”，犯人同是被捆綁，如果沒錢賄賂，他們就在捆綁時把筋骨折斷，甚至造成終身殘廢。同是遭受板子、夾棍刑訊，但因賄賂錢數差別大，造成傷害的后果差別就也非常大：“一人予三十金，骨微傷，病間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因此，文中表現了老百姓“屈死不告狀”的心態。

　　四、對死刑犯進行偷梁換柱。

　　最讓作者震驚的是，只要肯掏大價錢，獄吏們連死刑犯也能偷梁換柱。有獄吏對判死罪的貪官說：“給我千金，我讓你活！”貪官問：“你用什么辦法讓我活？獄吏說：這事不難！在判決書封奏之前，我把同案犯中沒有親戚家人的單身漢的名字和你換換位置！”貪官問：“你就不怕事后上級發現？”獄吏說：“發現了肯定要處死我，但也要罷主管領導的官，他們舍不得頭上的烏紗帽，只能打掉牙齒肚里吞，暗暗叫苦而不敢聲張，我的性命自然就也保住了。”獄吏與獄卒們胡作非為，他們暴虐成性的囂張氣焰，一般人根本無法想象。

　　方苞通過自己在刑部獄中的所見所聞的大量事實，把獄吏與獄卒的殘酷無情、暴虐成性的面目展現在讀者面前，揭露了天子腳下的刑部獄的種種黑幕，百姓的橫遭逮捕、冤死獄中，以及獄吏的敲詐勒索、受賄枉法、草菅人命等事實，反映了封建君主專制國家的司法機構的腐敗與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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