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掌吏部惡所言原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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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掌吏部惡所言原文翻譯

　　高拱，字肅卿，新鄭人。穆宗居裕邸，出閣請讀，拱與檢討陳以勤并為侍講。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高拱掌吏部惡所言原文翻譯，歡迎閱讀。

　　【高拱掌吏部惡所言原文】

　　陳以勤，字選甫，南充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久之，充裕王講官，遷修撰，進洗馬。時東宮位號未定，群小多構釁。世宗于父子素薄，王歲時不得燕見。常祿外例有給賜王亦不敢請積三歲邸中窘甚王左右以千金賄嚴世蕃世蕃喜以屬戶部得并給三歲資。然世蕃常自疑，一日屏人語以勤及高拱曰：“聞殿下近有惑志，謂家大人何？”拱故為謔語，以勤正色曰：“君安從受此言？”世蕃默然去。裕邸乃安。為講官九年，有羽翼功，而深自晦匿，王嘗書“忠貞”二字賜之。父喪除，還為侍讀學士，掌翰林院。穆宗即位，以勤自以潛邸舊臣，條上謹始十事。其言攬權、聽言尤切。詔嘉其忠懇。穆宗朝講希御，政無所裁決，近幸多緣內降得厚恩。以勤請勵精修政，帝心動，欲有所舉措，卒為內侍所阻，疏亦留中。

　　四年，條上時務因循之弊，請慎擢用。帝嘉之，下所司議。高拱掌吏部，惡所言侵己職，寢其奏，惟都察院議行贓吏一事而已。初，以勤之入閣也，徐階為首輔，而拱方向用，朝士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立無所比，亦無私人，競階與拱去，無訾及之者。及拱再入，與趙貞吉相軋，張居正復中構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而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為解，恐終不為諸人所容，力引疾求罷。遂進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賜敕馳傳歸，詔其子編修于陛侍行。后二年，拱被逐，倉皇出國門，嘆曰：“南充，哲人也。”以勤歸十年，年七十。復頒上方銀幣，命于陛馳歸賜之，且敕有司存問。又六年卒。贈太保，謚文端。

　　（選自《明史·陳以勤傳》，有刪節）

　　【高拱掌吏部惡所言翻譯】

　　陳以勤，字逸甫，南充人。嘉靖二十年考中進士。選任為庶吉士，授任為檢討。很久之后，充任裕王講官，升任修撰，晉升為洗馬。當耐，太子的位號還沒有確定，小人們多次制造事端。世宗對于父子之情一向很淡薄，裕王一年時間也難以被召見。正常的俸祿外，按照規矩還有供給賞賜，裕王也不敢請求。過了三年，府中很窘迫。裕王左右的人用一千金賄賂嚴世番，嚴世番高興，因此吩咐戶部，得以一起供給三年的財物。但是，嚴世番常暗自懷疑，一天使其他人回避后對陳以勤和高拱說：“聽說太子殿下近來疑心，他說過皇上父親什么嗎？”高拱故意用一些戲謔的話來回答，陳以勤聽后（對嚴世蕃）正色說：“你從哪里聽到這些話？”嚴世番默然離去，裕王府這才安定下來。陳以勤擔任講官九年，有輔助保護的功勞，卻深深藏匿自己，裕王曾經寫“忠貞”兩個字賜給他。父喪期滿服除，回來后仍擔任侍講學士，掌管翰林院。穆宗即位，陳以勤以太子舊臣的身份，分條呈上謹慎開始行政的十件事情。他陳述收攬權利、聽取諫言尤其懇切。

　　皇帝下詔嘉獎他的忠心誠懇。穆宗朝講很少駕臨，政事無法裁決，身旁受寵的人多因為宮內的降旨獲得厚恩。陳，勤請求皇上振奮精神、修明政教，皇帝內心觸動，想有所舉動，最終被內侍阻止，奏疏也留在宮中。四年分條呈上時政因循守舊的弊端，請求慎重提升任用。皇帝嘉獎他，下交有關部門商議。高拱掌管吏部，厭惡陳以勤說的侵害自己的職分，停止了他的奏疏不用，所用的只有都察院商議施行懲治贓官一事而已。起初，陳以勤入值內閣，徐階任首輔大臣，而高拱剛剛被任用，朝廷士大夫各有所依附，相互攻擊。陳以勤中立無所朋比，也不偏私某人，直到徐階和高拱離去，沒有詆毀他的人。到高拱再次入內閣，與趙貞吉相互傾軋，張居正又從中間構陷。陳以勤與高拱是舊罔僚，趙貞吉是他的同鄉，而張居正又是他舉薦的，揣度不能為他們調停，恐怕最終不會被眾人所容，極力稱痛請求罷免官職。于是，升任為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賞賜乘坐驛站快車還鄉，詔令他的兒子陳于陛擔任編修侍奉皇上出行。之后兩年，高拱被驅逐，倉皇出國都城門，慨嘆說：“陳以勤，是明哲保身的人啊。”陳以勤歸鄉十年，七十歲了。皇帝又送發宮廷中的銀幣，命令陳于陛快速回鄉賞賜他，并且敕令主管官員慰問。又過了六年，去世。追贈太保，謚號為文端。

　　【拓展延伸】

　　關于高拱的故事

　　嘉隆之際閣臣政見之分歧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首輔徐階推薦高拱入閣。趙文說：“新鄭一度入閣，以群輔搏首輔，有違做官之道，大失人望，是其一度入閣敗北的主要原因。”這種責難是表象之見、世俗之論，沒有觸及高徐之間的政見分歧。而政見政綱的分歧則是徐階逐高出閣的根本原因。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徐階代權奸嚴嵩為首輔，書三語懸于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又邀閣僚共同擬票曰：“事同眾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己則私，私則百弊生。”這個三語共票的政見政綱雖然關注的止是內閣運作，不涉及社會弊端的改革，但卻使徐階巧于收功，妙于收譽，大得人心，尤其“自是言者益發舒，無所避忌”，于是“論者翕然推階為名相焉”。在此，且不論三語中前二語毫無實際意義，僅就閣臣共票來說，也沒有真正的貫徹執行。如《嘉靖遺詔》這樣事關兩朝交替的政治文件，徐階秘密起草，不以語同列，自食其言“同眾則公”，大行其專私，從而挑起內閣風潮與政爭。

　　高拱通過對嘉靖中后期弊政的長期觀察思考，在入閣前一年，形成了自己鮮為人知的整頓改革、修舉實政的政見政綱。他在乙丑會試的程文中，闡述了通權達變、“合圓會通”的權變新論，提出“事以位移，則易事以當位；法以時遷，則更法以趨時”的嶄新命題，確立了改革變法的理論基礎。在入閣前夕，高拱又撰寫一道未上奏疏，闡述了當時存在的“壞法”、“黷貨”等八種頹習，提出革除八弊的救治方略和“修內攘外，足食足兵”的改革目標。這是其改革變法的綱領性文獻。此疏最后提出，君是出令者，臣是行令者；行之善與不善，則又“在于當事之臣焉”。透露了他對首輔徐階不思改革的不滿和分歧。

　　由于政見政綱的不同，高拱一入閣，便與徐階意頗相左，因之二人之間便發生了一系列的矛盾沖突。“閣臣入直西苑，自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事在閣。世皇諭閣臣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徐文貞竟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公（高拱）正色問文貞曰：‘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李（春芳）、郭（樸）兩公愿日輪一人諧閣中習故事。’文貞拂然不樂。”接著給事中胡應嘉有所受旨，劾高拱不忠二事，以此激怒皇上，欲逐高出閣。高亦上疏申辯。因皇上病重未加處理。徐階票擬令“拱供職如故”。未幾，世宗駕崩，圍繞遺詔問題，高徐政見沖突公開化、白熱化了。穆宗即位，“議登極賞軍事，公（拱）曰：‘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當事者竟如嘉靖事行，而司農苦不支。”當時“有言大臣某者，其人實有望，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違言者意，乃以揭請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故請上裁。今上即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群下賢否，而使上自裁，上或難于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竟請上裁。”高拱其人有懷即吐，“性素直率，圖議政體，即從旁可否，華亭積不能容”，“因百計逐之”。時因處分胡應嘉違制一事，徐階把科道言官及六卿之長論奏矛頭引向高拱，“凡二十八疏，大略保華亭之功，劾新鄭之罪，以為不可一日使處朝廷”。穆宗無奈批準高拱歸家養病。可見，政見分歧，是高拱一度被逐出閣的真正原因。

　　嘉隆之交，高徐政見分歧聚焦在《嘉靖遺詔》上。“帝崩，階草遺詔，夜召門生學士張居正謀之，不以語同列”，詔下，雖然“朝野號慟感激”，“而同列高拱、郭樸皆不樂”，[對遺詔提出了一些不同或反對意見。而趙文抓住高拱的所謂“揚言”，“徐公謗先帝，可斬也”，以時人海瑞、李贄、吳瑞登的言論為論據，對高大加批判抨擊。但是，非常可惜，這是移花接木、無的放矢的錯位抨擊。熟讀明史的趙教授不會不知道無論是萬斯同的《明史》或是張廷玉的《明史》，都明確記載“徐公謗先帝，可斬也”是郭樸之言，而非高拱之語。萬氏明史曰：“而同列高拱、郭樸皆不樂。樸曰：‘階公謗先帝，可斬也。’”張氏明史曰：“同列高拱、郭樸以階不與共謀，不樂。樸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大概趙教授不會把“樸”字誤讀為“拱”字吧？郭樸此語，萬、張明史均源于王世貞的《首輔傳》。王言：遺詔下，“同列皆惘惘若失，而樸尤椎，時語人‘徐公謗先帝，可斬也’。拱亦與相應和。”高拱與郭樸如何“相應和”？王、萬、張三人的史著均無下文，隱而不言。但是，時人郭正域則有其明確的記載：

　　（世皇）龍馭上賓，華亭公于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盡反先政。公（高拱）謂“語太峻”，與安陽公（郭樸）入室對食相向曰：“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于上前揚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先帝何？且醮事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為之，而皆為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略，而盡為先帝罪乎？詭隨于生前，而詆詈于身后，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矣。

　　徐階所擬遺詔，“以遺命盡反先政”，高拱、郭樸反對這種對先帝全盤否定的總體評價。郭言“徐公謗先帝，可斬也”，“謗先帝”確是事實，“可斬也”未免有些過激之嫌。而高則只說“語太峻”、“吾不忍也”，并非激憤之語；而且高對郭“相應和”的言論，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第一，肯定“先帝英主”，決非昏君庸主，歷史罪人；在位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意即有善，有不善，善政與弊政應該區別開來。第二，皇上三十歲登極，在其前“揚先帝之罪以示天下”，有傷父子之恩、改父之政，割裂嘉隆兩朝的政治聯系。第三，齋醮、土木之事，不全是先帝之罪，首輔徐階也有一份責任。新朝的舊首輔是推卸不掉對前朝弊政應負的責任的。第四，特別是“詭隨于生前，詆詈于身后”的準確概括，使兩朝首輔徐階大為惱火，但卻揭露了他對世宗生前死后言行作為的兩面人格。趙文既是對高新鄭否定遺詔的言行進行批判的，那為什么不針對上述高拱“相應和”的言論一一加以反駁呢？這是研究高拱否定遺詔決不應該遺忘和回避的極為重要的一段言論。

　　趙文還說：“嘉靖中晚期，明世宗大失君德，朝政一團黑暗”，徐階草詔，“糾正前朝政治違誤，昭雪冤假錯案”是“當行之事。”嘉靖四十五年，既有“中晚期”，必有“早期”與之相區別或對立。“中晚期”世宗所行是黑政惡政，請問“早期”呢？眾所周知，嘉靖早期的大禮議前后持續十九年，它是世宗以旁支繼統，建極創制，使其皇權具有合法性、正統性和至上性的政治基礎。而遺詔則徹底否定早期的大禮議，明言：“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恤錄，在系者即先釋放復職。”明史更是一語道破：“大禮大獄言事得罪諸臣悉牽復之。”這就充分證明遺詔平反先朝言事得罪之臣，是包括早期大禮得罪之臣在內的。趙文一方面堅持贊同遺詔否定早期的大禮議，認為大禮議是“政治違誤”，大禮得罪之臣是“冤假錯案”，應予“昭雪”；另一方面又把嘉靖“早期”和“中晚期”加以區別和對立，判定“中晚期”是黑政、惡政，諱言“早期”朝政是何種性質？這種自相矛盾的觀點是不能自圓其說的。從根本上說，趙文認為“早期”世宗欽定的大禮議亦是黑政、惡政，因此區分“中晚期”和“早期”不過是畫蛇添足、沒有任何實際價值和意義。高拱與徐階政治分歧的核心，就在于前者反對遺詔對早期大禮議的根本否定，對早期大禮得罪諸臣同其他言事得罪諸臣一樣平反昭雪，從而維護世宗早期欽定的大禮議這一嘉靖朝的政治基礎。高拱復出，堅決停行遺詔對大禮得罪諸臣的繼續平反，加官蔭子。疏言：

　　迨我先帝以神圣御極，駿烈鴻猷，昭揭宇宙。我皇上嗣登寶位，志隆繼述，所謂不改父之政，實本心也。而當時議事之臣，不以忠孝事君，務行私臆，乃假托詔旨，于凡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起用之，不次超擢，立至公卿；其已死者悉為贈官蔭子。夫大禮先帝親定，所以立萬世君臣父子之極也。獻皇尊號已正，《明倫大典》頒天下已久矣。而今于議禮得罪者悉從褒顯，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為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為心？皇上歲時祭獻何以對越二圣？則豈非欺誤皇上之甚者乎？至于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豈無一人當其罪者？而乃不論有罪無罪，賢與不肖，但系先帝所去，悉褒顯之，則無乃以仇視先帝歟！則無乃以反商政待皇上歟！……臣獨痛夫人臣歸過先帝，反其所為，以行己之私臆既多時矣，宜亦有明之者矣。

　　疏上，穆宗批示：

　　大禮，皇考圣斷，可垂萬世，諫者本屬有罪；其他諫言被遣諸臣，亦豈皆無罪者？乃今不加甄別，盡行恤錄，何以仰慰在天之靈？……以后敢有借例市恩，歸過先帝者，重罪不饒。

　　穆宗和高拱都認為，大禮得罪者絕對不應平反，大獄及其他建言得罪諸臣亦要甄別區處。這樣才能區分世宗所行的善政與弊政，才能堅持世宗一以貫之的治國路線和政治基礎。田澍先生對此疏的“政治意義”和“獨特作用”作了高度評價：“高拱被穆宗重用后，充分肯定了世宗欽定的大禮議，旗幟鮮明地堅持世宗朝的政治路線，使隆慶朝在震蕩中得以調適，完成了與嘉靖朝的理性對接。這是高拱對隆慶政治的重要貢獻，也是高拱在隆慶朝政治中有所建樹的基點。”這一觀點是極有見地和確當的。而趙文卻極力堅持遺詔認定的早期大禮議是“政治違誤”，對大禮得罪諸臣應該悉加恤錄贈官；極力反對高拱維護世宗早期欽定的大禮議，停行遺詔對大禮得罪諸臣的繼續平反昭雪。這就充分表明趙文所謂的“早期”同“中晚期”一樣，世宗所行均為黑政惡政。把“早期”排除在遺詔之外，足見其思維和邏輯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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