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審申請書（通用16篇）
現今社會公眾的追求意識不斷提升，申請書應用范圍廣泛，申請書是我們提出請求時使用的一種文書。我們該怎么寫申請書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再審申請書，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再審申請書 篇1
再審申請人：
被申請人：
原審其他當事人(若有)：
再審申請人因 一案，不服 人民法院 年 月 日作出的 民 ( )字第 號民事判決、裁定(或調解)，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幾項或多項(或二百零一條)之規定，現提出申請再審。
申請再審請求：
事實與理由：
此致
xxx人民法院
再審申請人：
年 月 日
再審申請書 篇2
再審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上訴人）：XXX
再審被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被上訴人）：XXXXXX
因與XXX民間借貸糾紛一案，不服德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德州中院）于20xx年7月18日作出的（20xx）德中民一終字第65號民事判決，向貴院申請再審。再審請求：
1、撤銷德州中院（20xx）德中民一終字第65號民事判決書，駁回再審被申請人的訴訟請求；
2、本案產生的一審、二審和再審訴訟費用全部由再審被申請人承擔。
事實和理由：
一、《民事訴訟法》第179條第1款第（十二）項規定“原判決、裁定遺漏或者超出訴訟請求的；”應當再審。德州中院作出的二審判決超出了上訴請求事項。
二、《民事訴訟法》第179條第1款第（四）項規定“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未經質證的；”應當再審。鑒定人沒有出庭接受質詢，鑒定結論未經質證，不應采納。
再審申請書 篇3
申請人：
被申請人：
申請人因不服河南省南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xx年1月11日（20xx）南民一終字第801號民事判決，現依法申請再審。
請求事項：
一、依法撤銷內鄉縣人民法院（20xx）內法民初字第37號民事判決和和南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xx）南民一終字第801號民事判決，重新審理，公正判決。
二、駁回被申請人原訴訟請求。
三、依法判決訴訟費用由被申請人承擔。
事實和理由：
一、原一、二審判決事實不清，所采信的證據自相矛盾。
請注意原一、二審判決所認定的以下事件：
（一）20XX年3月11日
劉金龍向周曉申出具收條一張：“收條，今收到周曉申現金貳拾伍萬元（250000元）。劉金龍，20XX年3月11日。”
（二）20XX年7月至9月
原一審中，張玉香（周曉申之妻）出庭證實：20XX年7月至9月份多次找劉金龍索要借款25萬元；
（三）20XX年9月12日
原二審中，周曉申提交股份協議一份：“股份協議，今收到周曉申現金叁拾伍萬元，占豪門洗浴股份50%，劉金龍占50%，投資30萬元？劉金龍，20XX年9月12日。”
（四）20XX年11月份
原一審中，劉天柱、尹建中到庭證實：其同原告周曉申于20XX年11月份到鄭州問被告劉金龍索要25萬元借款。
從以上事件我們不難發現其中的矛盾和有違常理之處：如果認定第（一）項中，也即本案所爭訟的25元為借款性質，那么第（二）項似乎也符合常理，但在第（一）、（二）項事件的背景下，又發生了第（三）項事件，也即在周曉申在明知劉金龍欠其25萬元錢款，而且經其妻子張玉香多次索要未果的情況下，仍然向劉金龍支付35萬元，作為合伙出資。這些違背常理之處不得不讓人懷疑上述事件的真實性。另外，再加上第（四）項事件，周曉申于第（三）項事件之后繼續向劉金龍索要本案爭訟25萬元借款！
這四項事件之間相互矛盾，違背常理，實在難以自圓其說！基于此，我們不難認定，將本案所爭訟25萬元認定為借款，于事實嚴重不符。
二、本案應為合伙糾紛性質，申請人有新證據足以推翻原審判決錯誤認定。
事實上，申請人與被申請人于20XX年合伙經營“豪門洗浴人家”，本案所爭訟25萬元，正是被申請人的合伙出資款。關于該事實，申請人在（20xx）南民一終字第801號民事判決作出后，有證人段芳明、趙利剛的證言證實。
同時，被申請人在原二審中提交的20XX年9月12日的“股份協議”，其內容進一步印證了被申請人與申請人之間合伙關系存續的事實。
唯有如此，整個案件才能自圓其說，也即將前述中的第（一）項事件中，即本案爭訟的25萬元認定為被申請人的合伙出資而非借款，才會合情合理地發生第（三）項當中，被申請人后續為合伙增加出資35萬元的事實。而對第（二）項和第（四）項事件，鑒于其與第（一）、（三）項事件的相互矛盾，申請人也就有充分的理由去懷疑張玉香、劉天柱以及尹建中證人證言的真實性。
三、原審判決判令申請人支付利息，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
申請再審人申請再審人：曹冠男，女，1986年2月27日出生，漢族，居民，住黑龍江省富錦市七星農墾社區C區18委97號。聯系電話：XXXXXXXX。被申請人：被申請人：內蒙古寧城縣汐子中心衛生院，住所地寧城縣汐子鎮汐子村。聯系電話：法定代表人張貴江，院長。
申請再審人因與被申請人醫療損害賠償糾紛一案，不服寧城縣人民法院20xx年7月29日（20xx）寧民初字第02968號民事判決書、赤峰市中級人民法院20xx年12月5日（20xx）赤民三終字第364號民事判決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第（六）項［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的規定，現提出再審申請。
再審申請請求：再審申請請求：
1、依法撤銷寧城縣人民法院20xx年7月29日（20xx）寧民初字第02968號民事判決書、赤峰市中級人民法院20xx年12月5日（20xx）赤民三終字第364號民事判決書，發回重審或改判；
2、依法判令被申請人支付申請再審人20xx年12月1日至20xx年7月發生的醫療費用、誤工、陪護、住宿、通信、交通等費用、預計繼續進行治療可能發生的費用及精神損害賠償金、殘疾生活補助費共計1175886.63元。
3、依法判令被申請人承擔本案一、二審訴訟費用。
事實和理由：事實和理由：申請再審人在一審、一、申請再審人在一審、二審訴訟過程中提供的新證據足以證明華東政法大學日作出的華政法醫［20xx］［20xx］病鑒字第司法鑒定中心于20xx年11月30日作出的華政法醫［20xx］病鑒字第086號法醫臨床司法鑒定書以及寧城縣人民法院（20xx）號民事判決書、司法鑒定書以及寧城縣人民法院（20xx）寧民初字第00599號民事判決書、赤峰市中級人民法院（20xx）中級人民法院（20xx）赤民二終字第237號民事判決書和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號民事裁定書關于申請再審人的病情屬醫療終結，院（20xx）內民申字第1381號民事裁定書關于申請再審人的病情“屬醫療終結，無20xx）法繼續治療”的事實認定是錯誤的，應通過審判監督程序對上述判決、裁定進行糾法繼續治療”的事實認定是錯誤的，應通過審判監督程序對上述判決、正后再對本案進行處理，正后再對本案進行處理，一、二審法院仍以上述錯誤的判決裁定為本案判決的依據明顯違反法律規定。明顯違反法律規定。本案在一、二審審理過程中，申請再審人提供了以下證據。
再審申請書 篇4
申請人：xx娛樂有限公司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xxx聯系電話：xxxxx
被申請人：xxxxx股份有限公司xx市xx支公司
住所地：xxxxx
法定代表人：xxxx聯系電話：xxxxx
申請人因財產保險合同糾紛一案，不服xx市中級人民法院x民二終字第號民事判決，現依法申請再審。
請求事項：
一、依法撤銷一、二審法院的錯誤判決，重新審理，公正判決。
二、由貴院提審或指定xx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外的中級人民法院重審。
三、依法判決訴訟費用由被申請人承擔。
事實與理由：
原判決對于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在財產保險綜合險合同中約定的“固定資產的保險價值是出險時的重置價值”中“重置價值”的理解和認定有誤。
一、申請人與被申請人簽訂的財產保險綜合險合同是定值保險合同
正如原審法院所認可的，申請人與被申請人簽訂的保險合同，即財產保險綜合險條款第十條規定“固定資產的保險價值是出險時的重置價值。”這項約定是確定保險價值(計算方式)的一種形式，雖沒有具體數額的約定，但可以視為對保險價值已經作出約定，故應當被認定為定值保險合同。
對于定值保險合同，一旦保險事故發生，則保險人只要按照雙方約定的保險價值或保險價值的確定方式進行賠償即可。雖然這有可能造成保險價值高于保險標的實際價值，出現“以舊換新”的局面，在表面上違背財產保險的“補償原則”，但是這是保險雙方意思自治的體現，應當予以尊重。同時，20xx年12月9日向社會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保險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第二十六條規定：“當事人根據保險法第四十條的規定，在合同中約定了保險價值與保險金額的，保險人以約定的保險價值高于保險標的的實際價值為由不承擔保險責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對于保險金額或保險價值大大高于保險標的的實際價值的，保險人也可以按照我國《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以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為由，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保險合同。按照約定的計算方式對保險標的進行理賠，實際上并沒有超出保險金額，不可能使貴司從中額外獲益，更不會違反等價有償原則。
二、原審法院對于“重置價值”的理解和認定均存在一定的偏差，直接導致判決結果的相對不公，侵犯了申請人的合法權益
在本案中，對“重置價值”可以有至少以下兩種理解。一種理解是指在估價時點重新建造或購置與保險標的完全相同或基本類似的全新狀態下的物品所花費的全部費用。另一種理解是指購置或構建與保險標的出險時相同狀況的財產所需要的金額，可以簡單理解為重置價值減去折舊費。
申請人認為，采納上述第一種理解更符合本案實際。
1、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在20xx年4月14日給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出具的《關于解釋保險價值和重置價值問題的復函》中明確指出：重置價值是指投保人和保險人約定以重新購置或重新建造保險標的所需支付的全部費用作為保險標的的保險價值，并據以確定保險金額。
同時，中保財險公司xx省分公司編印的《財產保險綜合險條款解釋》對財產保險綜合險條款第十條的解釋是：“按照重置價值確定，重置價值即重新購置或重建某項財產所需支付的全部費用。”
即為重新購置或重新建造，那么就必然意味著是將保險標的恢復到全新狀態時的情形，而非出險時的情形。我們也可以從上面論述中看出，無論是監管機構還是保險公司本身，都認可并允許被保險人以超過當時市價的財產重置價值作為保險金額，允許“以舊換新”。
2、《保險法》第四十條規定：“保險標的的保險價值，可以由投保人和保險人約定并在合同中載明，也可以按照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標的的實際價值確定。”若按照上述第二種理解，那么所謂的“按照重置價值確定”，無非是對《保險法》第四十條“按照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標的的實際價值確定”的另外一種表達。“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標的的實際價值”顯然比“出險時的重置價值”意義明確、特定，作為應當由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審批的有關保險價值的條款，用一種有爭議的表達代替是顯然沒有必要，而且是違反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簽訂保險合同時的真實意思表示的。
3、《保險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對于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應當作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上述兩種理解都不違背“重置價值”的字面意思，但顯然是第一種解釋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故應當依法采納第一種理解方式。
4、經申請人向中保財險公司xx省分公司及xx市分公司財險部工作人員求證，保險領域及實際理賠中對“重置價值”的理解確指重新建造或購置與保險標的完全相同或基本類似的全新狀態下的物品所花費的全部費用。而且，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xx省分公司曾與3月中下旬下發內部文件，要求轄區各分公司“吸取在冰凍災害中大量超額理賠的教訓”，“對于固定資產按原值、原值加成或其它方式(估價)投保的財產保險，不得約定按重建重置價值賠償。”這也從另一角度說明保險公司之前在理賠時對“重置價值”的態度與第一種解釋吻合。因為若按照第二種解釋，“重置價值”是指保險標的出險時的“實際價值”，那么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xx省分公司上述文件就是要求所轄個分公司不得約定“按照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標的的實際價值”確定賠償額，這顯然與《保險法》第四十條規定相違背。
但是，由于保險公司工作人員稱該份材料屬于內部文件，不便外傳，故申請人無法取得該份文件的書面文檔。
5、鑒于我國目前的法律法規及監管部門都沒有對“重置價值”做出權威、明確的解釋，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在原審訴訟程序中提出的證據和觀點也都不能分別完全、充分、必然地支持各自對于“重置價值”所作出的理解和解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三條的規定：“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分別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于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并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
綜上，對“重置價值”作出上述第一種解釋，是符合保險雙方當事人簽訂保險合同時的真實意思表示，且較為合理的；也可以較好地平衡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的利益，保護保險活動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同時，還可以切實貫徹《保險法》、《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立法精神，維護法制權威。
因此，本案中，雙方當事人約定的“重置價值”顯然是指在估價時點重新建造或購置與保險標的完全相同或基本類似的全新狀態下的物品所花費的全部費用。而原審法院無視當事人之前的約定，錯誤理解和認定“重置價值”的含義，侵害了申請人的合法權益。
基于上述理由，為維護申請人的合法權益，特向xx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請，懇請省高院依法再審，予以改判。
此致。
xx省高級人民法院
申請人：xxx娛樂有限公司
20xx年4月8日
再審申請書 篇5
申請人（原審原告、上訴人）：
名稱：梁梓彬
姓別：男
民族：漢
身份證號碼：
地址：
電話：
被申請人（原審被告、被上訴人）：
名稱：
申請人梁梓彬對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xx年8月31日作出的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20xx）粵高法行終字第125號》行政判決不服，認為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判決不但是引用的法律有誤，更是特意混淆黑白、掩蓋客觀事實、并在“法庭調查”中存在違法操作等以達到對被申請人的違法行為進行縱容包庇目的，嚴重損害法律法規的權威與尊嚴，并有新的法律依據、證據與相關類似案例作為再審申請的支持，因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請求事項：
1. 請求撤消《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xx）佛中法行初字第28號行政判決書》的枉法判決。
2. 請求撤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20xx）粵高法行終字第125號》的枉法判決。
3. 請求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實，依法改判，判定被被申請人不作為與瀆職、判令被申請人依法履行法定職責。
4. 所有訴訟費由被告所承擔。
事實和理由：
因廣東省公安廳與佛山市公安局張貼公告要求舉報消防隱患，并重獎舉報的勇夫。申請人于20xx年11月2日到桂城街道綜治信訪維穩辦要求面見到基層接訪的區領導進行信訪投訴，并在《區領導接訪登記表》上寫上反映主要問題與要求，其中第二點就是以本地粵語方言所寫的“基業花園分左我地公共財產，請提供詳細清單”，并得到平洲街道領導介紹是吳姓區領導在親自接訪。
根據《信訪條例》第十七條“有關機關對采用口頭形式提出的投訴請求，應當記錄信訪人的姓名(名稱)、住址和請求、事實、理由。”列明可以進行口頭形式的投訴信訪，因此雖然申請人因文化水平問題采用了本地粵語方言填寫投訴內容，但并不會影響相關領導對于申請人的原意“投訴基業花園業主委員會違法平分廣大業主公共財產是貪污行為，并要求提供基業花園業主委員會相關開支的詳細清單”的理解，何況申請人面對所有在場的接訪領導說明是舉報基業花園業主委員會貪污，導致基業花園的消防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導致六千多人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并說到只要能解決了貪污問題就能解決基業花園的消防問題。而且說明舉報基業花園業主委員會成員不上班拿工資的是貪污行為，漫長的投訴過程中申請人向包括區領導在內的所有人員詳細說明了基業花園的相關情況并當場列舉各類證據，全過程都有相關工作人員現場作出筆錄記載并得到受理。
20xx年1月4日申請人收到桂城街道綜治信訪維穩辦的書面答復《關于梁梓彬同志信訪事項的答復》，雖然在答復中的第一點消防問題中說明“來訪人反映的情況屬實”，但在第二點“關于基業花園業主委員會財務賬目問題”中答復“來訪人反映業主委員會財務賬目問題，要求向居民公開賬目，并提供詳細清單等事項，根據《佛山市南海區桂城街道平洲三山花園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議事規則》第26條規定：‘同一物業管理區域內，有20%以上業主書面提議進行財務審計的，應該進行財務審計，審計費用由全體業主公擔。’建議來訪人可聯同20%以上對小區公共收利收支情況存在疑問的基業花園業主向桂城房管所書面提議，由此責成三山基業花園第二屆業主委員會進行財務審計”為由對申請人進行推諉、敷衍、拖延，而且只是在于審計而不是公開財務詳細清單。
申請人對于《關于梁梓彬同志信訪事項的答復》第二點答復不服當場要求再次面見到基層接訪的區領導，在《區領導接訪登記表》第一點上寫明“答復不滿意”與第三點以以本地粵語方言所寫的“業主委員會亂使錢”，并得到了南海區人大副主任關建國親自接訪，申請人當場詢問南海區人大副主任關建國：“面見區領導信訪得到的答復如要進行政復議，是應該向南海區政府申請行政復議還是應該向佛山市政府申請行政復議”，并得到南海區人大副主任關建國親口答復：應向南海區政府申請行政復議不屬于佛山人民市政府受理范圍。申請人當面向南海區人大副主任關建國與在場的所有領導投訴桂城街道綜治信訪維穩辦的書面答復《關于梁梓彬同志信訪事項的答復》是對于基業花園業主委員會的貪污行為進行縱容與包庇，是特意的自訂“門檻”防止舉報貪污及腐敗，是明顯的不作為與瀆職，并且說明基業花園業主委員會成員不上班拿工資是貪污行為，但政府卻不依法處理基業花園業主委會員的違法行為，同時還舉證《關于從基業花園公共收益中支付改造基業花園門禁及道閘系統材料費用的建議》說明基業花園業主委員會的其他違法行為。南海區人大副主任關建國親口明確認說明南海區人民政府受理了申請人的行政復議，全過程中也有相關工作人員現場作出筆錄記載，所以并不影響申請人因文字表達能力不高導致對于申請人信訪投訴內容理解上的問題。依據《信訪條例》第十七條后款“有關機關對采用口頭形式提出的投訴請求，應當記錄信訪人的姓名（名稱）、住址和請求、事實、理由。”與《行政復議法》第十一條：“申請人申請行政復議，可以書面申請，也可以口頭申請；口頭申請的，行政復議機關應當當場記錄申請人的基本情況、行政復議請求、申請行政復議的主要事實、理由和時間。”可見申請人以口頭形式提出行政復議是有法律依據的合法行為。
再審申請書 篇6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甲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乙
再審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xx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再審申請人因人身保險合同糾紛一案，不服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XX)浙甬民二終字第某某號民事判決，特向貴院提出再審申請。
申請再審事由：
1、申請人的再審申請符合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
2、申請人的再審申請符合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六)項之規定，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
再審請求事項：
撤銷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XX)浙甬民二終字第某某號民事判決，判令再審被申請人賠償再審申請人意外傷害保險金某某元。
事實與理由:
第一、依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
1、二審判決認定申請人已收到保險合同條款缺乏證據證明，且與相關證據相矛盾。
20XX年2月13日，乙與再審被申請人簽訂第二份意外傷害保險合同。一審判決認為，該保險合同為卡折式，集保險合同條款、保險單、保險費收據于一體，再審申請人提供的該保險合同第四聯(即保險單正本兼保險費收據聯)背面即為保險條款的內容，據此可認定再審申請人已收到該保險合同的相關保險條款。二審判決對此亦予確認。再審申請人認為上述認定缺乏證據證明，理由如下：
首先，據證人李某陳述，再審被申請人的保險代理人謝某在向乙推銷保險時“沒有出示過保險條款，沒有說過保險條款的內容”。可見，乙及李某在合同訂立當天根本沒見過保險合同條款。
其次，即便是在謝某的證言里也找不到她將保險合同條款交給乙的內容。考慮到謝某是再審被申請人的保險代理人，她所作的證言應當不會損害再審被申請人的利益。盡管她與再審被申請人有利害關系，但其陳述中包含的沒有將保險條款交給乙的內容應當是可信的。
再次，再審被申請人無法舉證證明向再審申請人提供過保險條款，哪怕是第一次訂立保險合同時提供過條款的證據也無法提供，依法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
繼而，即使進行推定，現有證據也不必然能夠推定出再審申請人已經收到保險合同條款。只要仔細查看再審被申請人提供的保險合同原件，就不難發現第四聯與保險合同條款之間有明顯的粘貼與裝訂痕跡，說明第四聯曾經與其他文件(可能是再審被申請人主張的保險合同條款，也可能不是)裝訂在一起，但不能得出再審被申請人已經將這些文件與保險單一起交給再審申請人的結論。由于現有保險公司的運作特點是保險公司聘用保險代理人推銷保險(本案即屬于該模式)，考慮到在司法實務中，往往存在著保險代理人并未將完整的條款在銷售時交給客戶的情形，因此不能排除謝某由于業務素質不高或者為了便于推銷保險故意隱瞞合同條款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再審申請人申請理賠時將第四聯原件交予謝某后，謝某再將第四聯粘貼在保險合同條款上的可能性。
綜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保險人履行明確說明義務的前提是其向投保人出示、交付完整的保險合同條款，如果連這一物質載體也沒有，憑空何談說明?因此，二審判決的上述推定完全沒有事實基礎，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依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六)項之規定，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
1、二審判決認定再審被申請人已經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顯然違反了保險法的相關規定，并與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的意見相沖突。
《保險法》規定的保險人對免責條款的明確說明義務主要分提示義務和說明義務兩層含義。
①提示義務指在對免責條款的設置上，保險人要在投保單、保險單等保險憑證上達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這就要求保險人對免責條款內容本身作顯著標志(如字體加粗、加大、相異顏色等)，對全部免責條款及對條款的說明內容集中單獨印刷，并對此附有“投保人聲明”，或附有單獨制作的“投保人聲明書”。
觀本案，保險單“聲明”欄中的文字未作任何字體加粗、加大等顯著化處理，將其與“投保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欄的文字相比較，在印刷上毫無區別之處，根本不能達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反觀“保險期間”、“保險金額”、“免賠額”、“給付比例”、“保險費”欄相關內容的字體倒是作了加黑、加大處理。顯然在制訂格式合同文本時，再審申請人的利益與再審被申請人的利益就是不對等的。再審被申請人一味追求自身的利益，破壞了合同的利益平衡，在這種理念的影響下，再審申請人的利益自然得不到重視。
而對于免責條款內容的提示，也僅僅是對“責任免除”這四個字作了加黑處理，并未對其下列舉的具體免責情形進行加黑處理，也就是說沒有對免責條款內容本身作出顯著提示。況且，在對“保險責任”和“索賠須知”8個字也做同樣加黑處理后，“責任免除”、“保險責任”、“索賠須知”三者的具體內容從印刷上觀察毫無二致，均未采取任何顯著標示，無法使免責條款部分的內容突出地顯示出來，一般人根本不會留意，自然也就達不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既然免責條款未作提示，也不能引起投保人的注意，依法不產生效力。再審被申請人自然不能援引該條款拒絕理賠。
②針對免責條款的說明義務，一般要求保險人對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釋，以使投保人明了該條款的真實含義和法律后果。或者由投保人在“投保人聲明”或單獨制作的“投保人聲明書”上簽字確認并同時表示對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已明了。
觀本案，再審被申請人從未通過任何方式向乙做出過針對免責條款的任何說明。而免責條款本身不能證明再審被申請人履行了說明義務。在此情況下，不能僅憑乙在“聲明”欄的一個簽名就冒然認定再審被申請人已經履行說明義務(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已經對此做了明確的表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保險合同章條文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XX年版，第110頁)；尤其考慮簽名具有當事人確認保險合同成立的效力，更加不能賦予其額外的含義。
2、二審判決認定乙平時以肇事的電動三輪車作為交通工具不能對抗合同約定的免責事由，明顯與保險法的立法精神背道而馳。
保險合同作為最大誠信合同，誠信是它的靈魂所在。乙與再審被申請人訂立合同的時間分別為20XX年1月7日和20XX年2月13日。乙購買涉案電動三輪車的時間是20XX年2月17日。購買第二份保險時，乙已經使用電動三輪車將近一年時間，根據村委會的證明可以證實乙和謝某平時聯系密切，而謝某在庭審中也承認自己和乙很早就認識。結合李某的證言也證實謝某不僅知道乙使用無牌電動三輪車，而且承諾騎車出事故是可以獲得理賠的。這一系列的證據已經構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可以證明再審被申請人對乙駕駛無牌電動三輪車的事實是明知的。既然明知乙長期無證駕駛，且電動三輪車是她必不可少的謀生工具，那么再審被申請人就應當預見到保險事故發生的可能性，應及時明確告知乙相應后果，并采取相應減損措施，這是再審被申請人的法定義務。但再審被申請人放棄通過增加保費或解除合同等措施來控制風險，長期默認被保險人的無證駕駛行為，應當視為再審被申請人放棄了合同解除權及免責抗辯權，構成棄權。而再審被申請人向乙承諾騎車發生事故可以獲得理賠，待事故發生后又拒絕理賠，又違背了保險合同的最大誠信原則，構成反言。基于棄權和禁止反言原則，保險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3、本案中被保險人的死亡是多種原因力共同作用下的結果。無證駕駛并不必然直接導致被保險人死亡，可以適用比例因果關系進行賠付。
首先，《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乙與王某的交通違法行為和過錯均與事故發生有因果關系，其中乙的違法行為和過錯作用較大，王晨的違法行為和過錯作用較小。可見，導致乙死亡是事故雙方共同作用的結果，區別只是作用力大小不同而已。
其次，乙的違法過錯行為包括：1、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駕駛；2、所駕機動車未經登記；3、上道路時未確認安全；4、操控不當。可見，無證駕駛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不是唯一的原因。而無證駕駛免責條款的本意是：無證駕駛是導致保險事故發生并造成被保險人死亡的唯一原因時，保險人方可免責。
再次，依據交通事故詢問筆錄，可以證實事發當時天氣狀況惡劣、地形復雜、王某疲勞駕駛等這些因素也是引起事故發生的誘因。
依據公平原則，對多個原因造成保險事故的損失，應確定承保原因與非承保原因對損害造成的原因力的比例，判斷承保原因對損害所起作用的比例大小，進而確定保險人的保險責任。從本案看，既有被保險人無證駕駛的行為，又有被保險人未確認安全操控不當的行為，期間還有事故另一方過錯行為的介入。三者中，無證駕駛是除外責任，后兩者是保險責任。保險事故由于多種原因(既有保險責任又有除外責任)造成損失的情況下，再審被申請人應當賠償損失，至少也應當承擔屬于保險責任部分的損失。
4、再審被申請人不能主張適當減輕明確說明義務的標準。
雖然本案因乙兩次簽訂同類保險合同，但不可以適當減輕再審被申請人的說明義務標準。
首先，減輕不等于免除。能否“適當減輕”應當考慮保險人之前是否有過履行說明義務的情節。現有的證據無法證明再審被申請人在簽訂第一次合同時履行了說明義務。
其次，“適當減輕”不應適用于保險人事先明知被保險人正處于免責條件中的情況。原因是降低說明義務的標準應當適用于保險人不知被保險人有違反免責條款約定的狀態下，保險人主觀上應當是善意的、不知情的，否則會助長保險人逃避責任的風氣。
5、通過本案折射出的現實困境并參照類似判例的精神，再審申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得到保護。
本案的電動三輪車是嚴格按照《電動三輪自行車通用技術條件》(浙江省地方標準db33/t344-XX)生產，可以合法銷售，也未被現行法律法規所禁止。該車雖被交管部門定性為機動車，卻未實行牌證照管理且事實上也不能夠取得機動車駕駛證和行駛證。駕駛該車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即被定性為無證駕駛，即便投保也得不到理賠。出于對被保險人及受益人的保護，各地法院作出的類似判決或將無證駕駛行為納入行政管理范疇，或將電動車有實行牌證照管理并事實上能夠取得機動車駕駛證和行駛證的舉證責任交由保險人承擔，均依法判決保險人承擔賠償責任。本案再審申請人甲父母雙亡，乙系甲外公，年邁體弱，老伴早已過世，且兩人生活條件極其貧困，甚至無力繳納訴訟費用。司法應當在個案中體現出對人性的關懷。
綜上所述，再審申請人依法向貴院提請再審，請求撤銷二審判決，重新審理本案，公正判決，維護再審申請人的合法權益。
此致
xxx省高級人民法院
再審申請人：甲、乙
申請人：年 月 日
再審申請書 篇7
申請再審人：XXX(一、二審訴訟地位)，性別，20XX年XX月XX日出生，X族，職業，住所(戶籍地，現居住地與戶籍地不一致的，同時寫明現居住地，以下同)。(當事人是法人或其他組織的，應列明全稱、住所地及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負責人姓名和職務，以下同。)
通信地址：XX省XX市(縣)XX區(鄉)XX街(鎮)XX號，郵政編碼；手機、辦電、宅電。
法定(或指定、委托)代理人：XXX(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或與當事人有近親屬關系的委托代理人的，在此括號內注明與當事人的關系)，性別，職業(或工作單位和職務)及住所。委托代理人是律師的只寫明姓名、單位、職業。通信地址等聯系方式的寫法與申請再審人寫法相同。
被申請人：XXX(一、二審訴訟地位)，基本情況、通信地址等聯系方式的寫法與申請再審人寫法相同。
原審XX：〔注：原審其他當事人按原審訴訟地位表述，例如，一審終審的，列為“原審原告”、“原審被告”等；二審終審的，列為“二審上訴人(一審原告)”、“二審被上訴人(一審被告)”等。當事人基本情況、通信地址等聯系方式的寫法與申請再審人寫法相同。〕
原審法院及案號：一審X縣(市、區)人民法院，(20XX)X民初字第X號；二審XXX市中級人民法院，(20XX)X民一終字第X號。(經再審的同樣列明)
申請再審人XXX與被申請人XXX因XX糾紛一案，不服XX中級人民法院于X年X月X日作出的X號已生效民事判決(裁定、調解書)，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請求事項
1、撤銷原判第X項，依法改判……
2、……(逐項列明具體請求)。
申請法定事由
1、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
2、……(以民訴法第一百七十九條一、二款規定的事由為依據，將認為符合的事由逐項列明。)
事實及理由
1、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第X項。……〔闡明新的證據名稱、證明內容及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第X項的理由〕。
2、……(本部分要與申請法定事由部分一一對應，將能夠說明事由成立的理由、事實和證據情況簡明扼要條理清晰地逐條闡明。)
綜上，申請再審人認為申請人的申請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X款第X項之規定，特申請對本案再審。
此致
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申請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再審申請書 篇8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被上訴人）
委托代理人：
再審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上訴人）
法定代表人：
再審被申請人（一審第三人、二審上訴人）
再審申請人楊XX因訴再審被申請人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房屋行政登記一案，不服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蚌行終字第00041號行政裁定書，現依據《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二條和第六十三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十二條，申請再審。
再審請求：
1、依法撤銷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蚌行終字第00041號行政裁定。
2、依法撤銷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2011年11月17日頒發的房地權證蚌私字第353637號房地產權證。
3、判決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承擔一、二及再審訴訟費用。
事實和理由：
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于2011年11月17日頒發給再審被申請人王XX位于蚌埠市燕山路109號1棟1單元3號的“房地權證蚌私字第353637號”房地產權證，將屬于再審申請人楊XX的合法財產登記在第三人名下，該行為嚴重侵犯了再審申請人的合法財產權益，故行政訴訟至人民法院要求依法撤銷其錯誤的行政登記行為，后蚌山區人民法院行政判決[（2012）蚌山行初字第00018號]支持了再審申請人的訴訟請求。再審被申請人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王XX皆不服該行政判決，上述至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行政裁定[（2012）蚌行終字第00041號]以因單位內部分配的房屋而引發的糾紛，不屬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圍為由，駁回再審申請人楊XX的訴訟請求，并撤銷蚌山區人民法院（2012）蚌山行初字第00018號行政判決。
（一）原裁定適用法律錯誤。
原裁定適用法律、法規確有錯誤且足以影響裁判公正。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蚌行終字第00041號行政裁定駁回起訴的理由，在于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房地產案件受理問題的通知》（法發〔1992〕38號）第三項規定：“因單位內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騰房等房地產糾紛”。
首先，本案的訴爭并非行政裁定書中所稱“因單位內部分配的房屋而引發的糾紛”，而在于頒發房產證的行政登記行為是否具備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糾紛。訴訟標的具體為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于2011年11月17日頒發給再審被申請人王XX房產證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具備合法性和合理性，其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是否充分。在本案的一審中，作為原告方的再審申請人所提出的訴訟請求也是撤銷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頒發的蚌私字第353637號房地產權證。一審蚌山區人民法院作出了合法的判決，而二審的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釋的適用上斷章取義，剝奪再審申請人楊XX的合法訴權。若不作出頒證行為，純粹單位內部的分配房屋糾紛，方屬于該解釋第三項的適用范圍。其次，第三項的適用有其前置條件：“凡不符合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有關起訴條件的”，本案中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已經對王XX作出頒發房產證的具體行政行為，已經對再審申請人楊XX的財產利益產生實質影響，其當然有權利要求國家司法機關予以裁決。再者，同樣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房地產案件受理問題的通知》（法發〔1992〕38號）第二項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門就有關土地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處理決定不服，或對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門就房地產問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本案中作為政府主管部門的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給王XX所頒發的是房地產權證，依據該司法解釋也應享有相應的訴權，并非全部被駁回。最后，從法的效力位階和新法優于舊法的規則從發，《行政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8號）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依法保護行政訴訟當事人訴權的意見》（法發〔2009〕54號）的法律效力高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房地產案件受理問題的通知》（法發〔1992〕38號），不應機械適用后者，理應依法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訴權。
綜上，本案的訴爭不是表面的分房、騰房或建房糾紛，乃是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作出的頒發房產證的行政登記錯誤糾紛，再審申請人一審中正是針對該行政登記行為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提出訴訟，依據《行政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8號），理應擁有起訴的權利，二審適用法律錯誤，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二）頒發房地權證的具體行政行為欠缺合法性與合理性
1、頒發房產證的具體行政行為已經對再審申請人楊XX的財產權利產生重大的實質影響，已經喪失該房產的法律處分權。
該房產是蚌埠市鑄鍛廠分配給再審申請人的職工宿舍，自1988年居住達二十多年，長期且持續、不間斷地為其占有、使用和支配，根據《物權法》第二百四十五條，該占有狀態本身就是受法律保護的合法利益。1998年，再審申請人與蚌埠市鑄鍛廠之間履行了該房產的過戶手續，所在單位蚌埠市鑄鍛廠亦已承認再審申請人對該房屋的合法財產權利。蚌埠市鑄鍛廠破產之后，其留守處的原始房產登記，亦能證明20多年來再審申請人對其一直擁有合法的財產權利，戶口登記簿和身份證等也表明為其法定居住地。2011年11月17日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將該房產登記在王XX名下，并頒發了房地權證。頒發房產證的行政登記行為已經對楊XX的財產權利產生實質影響，其房產權利基于該行政登記行為已經喪失，在法律上王XX擁有該房產的處分權。作為利益受損的行政相對人，再審申請人當然有權利對其行政登記行為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要求司法機關予以裁決，該行政登記有瑕疵的理應撤銷。
2、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給王XX頒證的具體行政行為存在重大瑕疵。
民事案件普通程序庭審筆錄（蚌山區人民法院民一庭）證明王XX已經自認2011年其與留守處趙南京篡改爭議房產原始登記底根。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自認（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行政上訴狀”）在作出給王XX頒發房產證的具體行政行為時，出賣給王XX訴爭房屋的“蚌埠市工業商貿系統改制企業留守處”并未得到“蚌埠市工業商貿國有資產管理改革辦公室”的房產處分的授權，而依據蚌埠市政府的相關文件后者享有處分權。王XX也自認2012年3月2日“蚌埠市工業商貿國有資產管理改革辦公室”方授權留守處辦理產權手續。而王XX所持有的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于2011年11月17日頒發的房產證，留守處并未得到房產處分權人的授權。出賣人無權處分，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仍以頒證，該具體行政行為存在重大瑕疵。事后的授權并不能彌補其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的缺陷，在法律上事后的證據不能作為證明具體行政行為作出當時具備合法性的證據使用。依據《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應撤銷給王XX所頒發的房地權證。
（三）原審行政裁定實質上剝奪了再審申請人的訴權。
再審申請人楊XX原系蚌埠市鑄鍛廠工人，1980年進入該廠工作，1988年該單位將位于蚌埠市燕山路109號1棟1—1—3號房屋分配給楊XX，并于1998年6月9日向蚌埠市鑄鍛廠行政科交納該房屋的過戶費。25年以來再審申請人一直居住至今，并由其一直交納房租費和水電費，再審申請人楊XX的身份證和戶口簿等身份信息也以該房屋為居住地。2003年蚌埠市鑄鍛廠破產注銷，其后移交蚌埠市鑄鍛廠留守處的原始房產登記信息中仍以再審申請人楊XX為該房屋權利人（2011年7月12日楊XX于留守處查詢，并由留守處出示蓋章的原始登記信息），原蚌埠市鑄鍛廠負責單位房產管理的行政科長李振遠也出具了證人證言。但2011年7月15日，蚌埠市鑄鍛廠留守處的該房產的登記信息由再審申請人楊XX被篡改為再審被申請人王XX（上述事實可查證民事庭審判的筆錄，王XX的自認），并由王XX作為購房人向蚌埠市鑄鍛廠留守處、蚌埠市工業商貿系統改制企業留守處申請購買該房屋。后由蚌埠市鑄鍛廠留守處和蚌埠市工業商貿系統改制企業留守處，將房屋賣給王XX。2011年11月17日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向王XX頒發該房產的“房地權證蚌私字第353637號”房地產權證，該房產登記在第三人名下嚴重侵害了再審申請人楊XX的合法財產權益。
2012年3月7日王XX起訴再審申請人楊XX至蚌埠市蚌山區人民法院，要求房屋騰退，蚌山區人民法院判決（2012）蚌山民一初字第00134號，駁回王XX房屋騰退的訴訟請求。
再審申請人楊XX于2012年5月30日向蚌山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人民法院撤銷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給頒發的王XX房地權證蚌私字第353637號房地產權證。蚌山區人民法院認定蚌埠市鑄鍛廠留守處和蚌埠市工業商貿系統改制企業留守處出售該房產沒有合法依據，依據蚌埠市相關政府文件能夠出售該房產的為上述二者的上一級機構“蚌埠市工業商貿國有資產管理改革辦公室”。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在轉讓方無權處分該房屋資產情況下，為王XX辦理過戶手續并頒發房產證的具體行政行為主要證據不足，8月23日蚌山區人民法院判決撤銷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頒發給的王XX房地權證蚌私字第353637號房地產權證。
再審被申請人皆不服該行政判決上訴后，2012年11月1日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行政裁定（2012）蚌行終字第00041號，裁定撤銷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區人民法院（2012）蚌山行初字第00018號行政判決，認定再審申請人與再審被申請人之間的糾紛，不屬于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圍，駁回起訴。雖然楊XX與王XX的騰房糾紛，蚌埠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已經查清事實并作出民事判決；雖然針對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存在瑕疵的行政登記行為，蚌埠區人民法院已經就該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和據以作出該行政行為的證據是否充分予以裁決。但是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行政裁定（2012）蚌行終字第00041號使一切回歸原點，該終局裁定產生堪憂的后果包括：對蚌埠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在該案件中的行政登記行為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司法機關無權審查與裁決，而行政相對人的財產利益更無法得以司法救濟。王XX持有房產證，房子卻由楊XX實際占有，單位已破產清算，二人之間的房產糾紛不可能以司法渠道妥為處理，法律權利與事實權利將永遠分割。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蚌行終字第00041號行政裁定實質上剝奪了再審申請人的訴權。
綜上，請求人民法院予以再審，依照事實和法律撤銷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蚌行終字第00041號行政裁定，維護再審申請人的合法權益。
此致
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
再審申請人：xx
申請日期：
再審申請書 篇9
申請再審人(一審被告、二審上訴人)：xxx，女
被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被上訴人)：xxx，男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xxx，男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xxx，男
申請再審人xxx與被申請人xxx等人因民間借貸糾紛一案，不服山東省濟南市歷下區人民法院于20xx年5月25日作出的(20xx)歷商初字第402號民事判決書的內容和20xx年11月4日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xx)濟民四商終字第323號民事判決書的判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之規定，向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一、再審請求
1、請求貴院依法撤銷濟南市歷下區人民法院(20xx)歷商初字第402號民事判決書第一項以及第二項；
2、請求貴院依法撤銷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所做的(20xx)濟民四商終字第323號民事判決書的內容；
3、請求貴院依法改判或發回重審，支持申請再審人王德敏無需承擔償還債務的主張；
4、請求貴院判決一審、二審、再審費用由被申請人承擔。
二、申請事由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二項：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第六項：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第二款：對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定的情形，或者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特申請再審。
三、具體事實和理由
1、申請事由一：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二項，具體理由如下：
申請再審人xxx對被申請人xxx所借的個人債務不應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四十一條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時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指出，夫妻共同債務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因日常生活所負的債務；因生產經營活動所負的債務；夫妻一方或雙方治療疾病所負的債務；因撫養子女所負的債務；因贍養有贍養義務的老人所負的債務；其他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的債務。
申請再審人xxx與被申請人xxx20xx年起開始分居，對其債務不知曉，借款沒有用于家庭生活，也未用于上述法律規定的范圍之內，因此對于其借款不能夠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應屬于xxx的個人債務，申請再審人xxx不應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2、申請事由二：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六項，具體理由如下：
被申請人xxx與被申請人xxx之間的債務屬于高額債務。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取締地下的錢莊及打擊高額行為的通知》的規定：“民間個人借貸利率由借貸雙方協商確定，但雙方協商的利率不得超過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金融機構同期、同檔次貸款利率(不含浮動)的4倍。超過上述標準的，應界定為高利借貸行為。”據申請再審人xxx在一審、二審中提交的證據可以證明再審被申請人xxx與再審被申請人xxx之間債務存在高額行為。被申請人xxx已償還的債務是屬于本金還是利息界定不明，剩余款項極大可能是高額利息，這是不受法律保護的。
綜上所述，申請再審人xxx不應該承擔被申請人xxx與被申請人xxx之間的高額債務償還責任，懇請貴院依法再審，糾正錯誤，維護申請再審人的合法權益。
此致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申請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再審申請書 篇10
再審申請人：
再審被申請人：
申請再審的請求：
1、撤銷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大民一終字第號民事判決書，駁回再審被申請人A的全部訴訟請求。
2、再審申請人的上訴及申訴費用由再審被申請人承擔。
再審事實與理由首先，原審法院與二審法院查明的事實有重大錯誤。再審申請人不是轎車所有人，該車所有人為再審被申請人。
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普蘭店人民法院下達的普刑初字第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認定轎車所有人為再審被申請人，且該車因發生交通事故所得賠償支付給被申請人。
但二審法院對此事實視而不見，強行認定：再審申請人允許再審被申請人B購買的車輛登記在自己的名下，從登記生效的這一刻起，再審申請人與該車的權利義務不可分割。權利與義務統一，利益與風險共享是我國民法的基本原則。哪有法院判車輛所有人只承擔義務，不享有權利的這是二審法院錯誤之一。
其次，對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主體的認定，盡管我國法律尚無統一規定，但從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中可以解讀：對肇事車輛的運行起控制支配作用、享有運行利益并符合交通事故侵權構成要件者才是賠償義務主體。按照二審法院認定的“登記生效之日起，再審申請人與該車權利義務不可分割”，那么被盜車輛肇事的賠償義務主體，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為何只認定是駕駛被盜機動肇事者而不認定是該車登記者還有在沒辦理機動車買賣過戶登記的手續，買方駕車肇事案，最高人民法院為何只認定買方為賠償義務主體，而不認定登記的機動車車主為賠償義務主體原因只有一個，賠償義務主體應是具有對肇事車輛運行起支配作用，享有運行利益，而不能簡單認定登記的車主。故二審法院認定再審申請人為賠償義務主體是錯誤的。
再次，二審判決程序違法，沒有通知對本案負有主要賠償責任的主體到庭，違反民事訴訟法程序規定。
綜上，再審申請人特提起申請，請求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79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立案再審，并依法改判支持再審申請人的請求。
此致
XX省高級人民法院
再審申請人：xxx
申請日期：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再審申請書 篇11
申請人。
身份證號：XX，聯系電話：XX
訴訟代理人：
聯系電話：XX
被申請人
身份證號：XX，聯系電話：XX
申請人不服梅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xx)梅中法民二終字第1XX號民事判決，申請再審。
請求事項：
一、請求撤銷梅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xx)梅中法民二終字第1XX號民事判決；
二、改判維持興寧市人民法院(20xx)梅興法民二初字第XX號民事判決；
三、判令被申請人承擔本案原一審、二審及再審的訴訟費。
事實與理由：
申請人三月梅與被申請人袁某紅是同胞姐妹。20xx年3月，申請人三月梅以35萬元的價格購得位于興寧市XX路XX街XX號的一棟樓房(含涉案的第四層樓房)，當時未辦理房地產權證。20xx年5月10日，申請人三月梅的丈夫鐘某某(二人于1987年間登記結婚，鐘某某20xx年7月去世)和被申請人袁某紅訂立了《訂購房屋合同》，約定鐘某某將位于興寧市XX路XX街XX號的第四層賣給被申請人袁某紅，定價95000元，裝修費11xx8元，合計共106xx8元；被申請人袁某紅先付給鐘某某20000元作為定金，到20xx年9月再付30000元，剩余56xx8元應在20xx年xx月底前付清所有房款，否則鐘某某有權收回房屋；被申請人袁某紅付清房款后，雙方去公證處簽買賣方公證字據，由此產生的費用由被申請人袁某紅負責。合同簽訂后，被申請人袁某紅按約定于20xx年5月11日支付了購房定金20000元，20xx年xx月3日支付了購房款30000元，20xx年8月xx日通過廣東省農村信用社存款轉賬10000元給申請人三月梅與鐘某某的女兒鐘某興。房屋已于20xx年5月11日交付給被申請人袁某紅使用至今。但在20xx年5月，被申請人袁某紅以所購房屋被開發商進行了抵押貸款，存在被銀行處置的風險為由要求退房，于是在申請人三月梅和被申請人袁某紅共同的親戚的見證下解除了合同，雙方當場撕毀了購房合同，并達成口頭合約：1.被申請人袁某紅對上述第四樓房屋所付的房款轉為申請人三月梅的借款，并由其支付同年同期一年定期銀行利息；2.被申請人袁某紅購買的房屋以出租方式由被申請人袁某紅繼續使用，租金扣除上述的利息后，被申請人袁某紅每月支付房租200元。雙方自20xx年6月開始按上述口頭合約履行雙方義務，被申請人袁某紅依約交付房租至20xx年xx月，此后房租未再交付。
20xx年4月，申請人三月梅通過法院訴訟并經法院生效的判決后，通過法院強制執行，于20xx年6月20日由其繳納稅款取得位于興寧市興城高華路二橫街7號(第4-6層)的房屋所有權證(粵房地權證興字第310002XXXX號)。被申請人袁某紅見此情況遂提出要繼續購買上述樓房的第四樓，且拒絕繳納房租、水費、電費，由此雙方產生矛盾。
本案經興寧市人民法院審理并作出了(20xx)梅興法民二初字第XX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
一、解除申請人三月梅與被申請人袁某紅之間的房屋租賃合同；
二、被申請人袁某紅應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將租賃房屋交付給申請人三月梅；
三、被申請人袁某紅應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申請人支付自20xx年1月起至20xx年xx止(共計24個月)的房租4800元。
本案受理費75元由被申請人袁某紅負擔。被申請人袁某紅不服該判決向梅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該院作出了(20xx)梅中法民二終字第1XX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如下：
一、撤銷廣東省興寧市人民法院(20xx)梅興法民二初字第XX號民事判決；
二、駁回三月梅的訴訟請求。一審案件受理費75元，二審案件受理費150元，合計225元，由三月梅負擔。
現申請人三月梅不服上述二審判決，申請再審，理由為：
一、二審判令撤銷廣東省興寧市人民法院(20xx)梅興法民二初字第XX號民事判決，駁回申請人的訴訟請求認定事實錯誤，證據不足。
《訂購房屋合同》雙方合意解除，雙方存在租賃關系。申請人三月梅與被申請人袁某紅雙方合意解除《訂購房屋合同》是基于被申請人袁某紅以所購房屋被開發商進行了抵押貸款，房屋所有權有負擔，存在被銀行處置的風險為由而要求退房，合同的解除是雙方合意所致，這是撕毀訂購房屋合同的實質要件，真實意思表示，且有經過質證的《訂購房屋合同》、20xx年5月11日的20000元收條、20xx年xx月3日的30000元收條、20xx年8月xx日的廣東省農村信用社10000元的儲蓄回單、20xx年5-7月間的收取房租收據、申請人三月梅收取房租的收據本和水電計算本、粵房地權證興字第310002XXXX號房地產權證、證人謝某、袁某嬋、鐘某清、潘某的證詞、一審法院對涉案樓房承租人的問話筆錄、承租人袁某、潘某、梅州市XX企業集團工業品公司提交的水電費、租金收據、鐘某某的死亡證明、鐘東某、鐘某興、鐘威某、黃某球(鐘某某的母親)的說明和當事人陳述證實，以及申請人三月梅及被申請人袁某紅的雙方親屬(前妹夫謝某、胞妹袁某嬋、妹夫鐘某清)及證人潘某娥(涉案樓房的承租人)之間的證言相互聯系，與申請人三月梅的主張和提交的收據、水電費計算本相互印證，能形成連貫合理的證據鏈條，足以證明申請人三月梅和被申請人袁某紅已經解除房屋買賣合同的事實，申請人三月梅與被申請人袁某紅之間存在事實的房屋租賃關系。
顧名思義“撕毀”就是解除合同之意，而非特指將紙質合同撕毀。被申請人袁某紅所持的書面合同僅是合同的形式，那怕包括但不限于因撕毀了合同書而導致合同形式不在，就能否定合同雙方成立法律關系的合意嗎?反之，因合意解除了的書面合同，持有合意而解除了的一紙書面合同又有什么意義呢?徒有其表而已。二審法院表明二審查明的事實與原審查明的事實基本一致，予以認定，但卻又以被申請人袁某紅仍然持有一紙雙方已經合意解除，而無真實意思表示的買賣合同原件，而完全否決一審所認定的訂購房屋合同已解除，存在事實的房屋租賃關系的基本事實，是為明顯以偏概全，認定事實錯誤，于法無據，于情于理不合。孤證難以證立。判決書所表述的內容前后相互矛盾，適用法律錯誤，多處受到被申請人袁某紅的代理人“妖靈”答辯的影響，信口開河，所作判決難以服眾，經不起推敲，更經不起歷史和人民的檢驗，最終會為人所詬病。
根據合同法第三十六條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采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當事人未采用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申請人三月梅交付了房屋，被申請人袁某紅從20xx年6月至20xx年xx月依約交納了近四年房租，完全符合以上法律規定中的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情形，房屋租賃合同成立且在履行當中。二審法院對證人鐘某清現場見證申請人三月梅的丈夫鐘某某詢問被申請人袁某紅“如不繼續購買，就當已交付的房款轉為借款，利息作為房租”，證人鐘某清的證言證明鐘某某對被申請人袁某紅的提問內容，未能證明被申請人是否承諾繼續購買或不繼續購買，對于雙方是否成立房屋租賃關系不具有證明效力的認定顯然是錯誤的。同理，對被申請人袁某紅在庭審中以其未在申請人三月梅每月結算的房租費、水電費單據上簽字確認為由而否認雙方存在租賃關系，及二審法院關于申請人所出示的房租收據的證明力問題，房租收據由申請人三月梅單方開具，被申請人袁某紅不認可而認定為證據不夠充分，均為于法無據。
法律不過問瑣碎之事。二審法院認為申請人三月梅主張的口頭合約規定，每月的租金為50000元購房款利息加上被申請人三月梅每月支付的200元，因而，每月房租數額也不是申請人三月梅開具的收據中的200元，申請人三月梅未能提出證據證明每月購房款利息的數額，或者每年購房款利息的總數額，應認定為證據不夠充分于法無據。雙方約定解除房屋買賣合同，購房款轉為借款，并由申請人三月梅支付同年同期一年定期銀行利息，原合同中約定購買的房屋以出租方式由被申請人袁某紅繼續使用，租金扣除上述利息后，被申請人袁某紅每月支付房租200元。很顯然，雙方約定租金是在扣除同年同期一年定期銀行利息后，被申請人袁某紅每月再支付房租200元，申請人三月梅開具的每月房租數額理應就是200元。再說，就算數額錯誤，也不影響雙方存在的租賃關系成立。
事實勝于雄辯。自20xx年5月申請人三月梅與被申請人袁某紅合意解除訂購房屋買賣合同，20xx年6月成立存在不定期租賃關系以來，從20xx年6月起至20xx年xx月，被申請人袁某紅不但均按照口頭約定履行了支付房租的義務，且被申請人袁某紅因訂購房屋合同已合意解除，就未再依約于20xx年xx底前付清未付購房款56xx8元，且在長達8年的時間里，既未付清所有購房款，更未主張房屋所有權移轉。故此，申請人三月梅與被申請人袁某紅房屋買賣合同已經合意解除，雙方存在租賃關系基本事實清楚。二審判令撤銷廣東省興寧市人民法院(20xx)梅興法民二初字第59號民事判決，駁回申請人的訴訟請求認定事實錯誤，證據不足。
二、二審認定被申請人袁某紅通過銀行轉賬匯到申請人三月梅的女兒鐘某興賬戶上的10000元不是借款，被申請人袁某紅通過轉賬匯到申請人三月梅的女兒鐘某興賬戶上的10000元是購房款明顯錯誤。
“誰主張、誰舉證是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一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依照下列原則確定舉證證明責任的承擔，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一)主張法律關系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產生法律關系的基本事實承擔舉證證明責任。被申請人袁某紅在一審、二審階段均主張此款是購房款，但其并沒有提供相關證據證明，理應由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且，從被申請人袁某紅通過轉帳向鐘某興匯款10000元的法律關系的主體是鐘某興與被申請人袁某紅，而非申請人三月梅與被申請人袁某紅，顯然屬于另一法律關系，與本案無關。另外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是實踐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不以雙方就所借款項的還款方式、利息計算方式、還款期限有約定為生效要件，且法律明文規定自然人之間借款合同既可有償，亦可無償；還款期限也是有約定，依約定；沒有約定，又不能協商確定的，借款人可以隨時返還；貸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內返還。故二審法院單憑被申請人出示的10000元存款回單，無其他證據佐證的情況下就認定是購房款，是直接證據，顯屬事實認定錯誤，證據不足。如果要說此存款回單是直接證據，那么也是只能直接證明被申請人袁某紅通過帳戶向鐘某興匯款10000元的客觀事實而已，而非能直接證明此筆匯款就是購房款。《民事訴訟法》第200條規定：“當事人的申請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二)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
三、二審申請人三月梅、被申請人袁某紅雙方均有提交證據號碼為022067、0xx295收款收據，但二審卻認定為申請人三月梅一方提交的證據，且未經質證，據此二審法院認定申請人三月梅一方開具的房租收據作為定案證據不夠充分是錯誤的。
20xx年8月20日上午9時左右，申請人三月梅到梅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復印二審開庭筆錄，法院檔案室工作人員黃某飛同志拿來二審筆錄，申請人三月梅發現證據中編號為022067、0xx295收款收據提交人錯誤，法院將此兩份證據的提交人袁某紅寫成了三月梅。申請人三月梅當即告知黃某飛同志這兩份證據提交人是被申請人袁某紅而非申請人三月梅，并提出異議。當黃某飛同志拿來復印好的開庭筆錄時，兩份證據提交人的名字已經改寫為袁某紅。申請人三月梅再三要求法院注明以上證據提交人已經被更改的情況，本案合議庭審判員黃麗芬才告知申請人三月梅是法院代理審判員曾柳青擅自作的更改。
在被申請人袁某紅否認已按照口頭約定按時交納房租的既成事實的情況下，二審把雙方均有提交的證據，編號022067、0xx295兩份收款收據，這可以印證申請人三月梅在收取租戶租金時有開具收款收據收取租金的習慣，被申請人袁某紅有收取收款收據，并按照收款收據交付租金依約履行交納房租的事實。被申請人袁某紅一審提交的證據收款收據(編號：022067)，經質證，印證了申請人三月梅提交的收款收據二聯收據存根的真實性(被申請人袁某紅僅以未簽名為由抗辯，上文已有提及)。而二審將以上兩張雙方均有提交的收款收據誤為申請人三月梅的一方提交，且未經質證，從而就認定申請人三月梅一方開具的房租收據作為定案證據不夠充分明顯錯誤，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00條規定：“當事人的申請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四)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未經質證的；”
四、二審被申請人袁某紅的訴訟代理人古某貞不適格，違反了法定程序，影響案件正確判決，且被申請人袁某紅不屬于低保戶，其案件性質不屬于法律援助案件。被申請人袁某紅欺騙了法庭，顯失公平。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八十五條、第八十六條、第八十七條的規定，被申請人三月梅委托代理人古某貞既非其近親屬或者工作人員，也不是其所在社區、單位以及有關社會團體推薦的公民，也未向法院提交相關證明材料，這種極不嚴肅不負責地委托代理人出庭應訴，且法庭未經查實就允許其在庭上代理當事人答辯應訴，是以加大申請人訴訟成本，浪費國家審判資源為代價。從實現法律的引導功能、實現更高層次的公平高效的價值追求出發，本案應因被申請人袁某紅委托的代理人不適格，違反法定程序，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理應駁回二審中被申請人袁某紅的訴訟請求。
此案為房屋租賃糾紛案件，不屬于援助案件范圍，申請人三月梅一再強調被申請人袁某紅在深圳XX鎮擁有一套自主產權的商品房物業，不能享有法律援助便利，其以低保戶的名義抗辯不履行支付購房款合同義務的說詞，也是無中生有，欺騙法庭。
綜上所述，原二審判決適用法律及認定事實錯誤，證據不足。根據相關法律規定，特向貴院提出再審申請，望依法裁判。
此致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申請人：三月梅
20xx年11月11日
再審申請書 篇12
申請人(一審被告)：司XX，男，X族，生于1972年3月11日，住XX區好XX旅社，農民，電話：18XXXXXX106。
申請人(一審被告)：虎XX，男，X族，生于1971年11月5日，住XX區XX小區對面，居民。
申請人(一審被告)：文XX，男，X族，生于1980年8月8日，住XX區崆XX路2號XX家屬院，居民。
被申請人(一審原告)：平涼XX商業XX股份有限公司XX支行，住所地：XX省XX市XX區四十里鋪鎮XX村。
負責人：李XX，該XX行長。
再審申請人司XX與被申請人平涼XX商業XX股份有限公司XX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一案，不服XX省XX市XX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X)甘08X民初5XXX號民事判決書，向XX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再審請求：
請求法院依法撤銷平涼市崆峒區人民法院(201X)甘08X民初5XXX號民事判決書。
申請再審法定情形：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之規定“當事人的申請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二)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八)無訴訟行為能力人未經法定代理人代為訴訟或者應當參加訴訟的當事人，因不能歸責于本人或者其訴訟代理人的事由，未參加訴訟的；”根據上述法律規定，因原裁判認定事實不清，申請人向貴院提出再審申請，現申請人將事實理由詳述如下，望貴院予以充分考慮：
事實與理由：
一、XX市XX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X)甘08X民初5XXX號民事判決書認定事實不清，依法應予以撤銷。
申請人文XX為本案的名義借款人，并非本案適格被告，實際借款人是案外人焦XX。合同簽訂當天借款到賬，案外人焦XX與唐X以共同擔保人的身份與三申請人簽訂協議，約定由申請人文XX在被申請人處借款30萬元，虎XX、司XX為該筆貸款提供擔保，其中文XX使用15萬元，虎XX、司XX使用15萬元。借款由焦XX實際占有，申請人司XX未在協議上簽字，因對方索要好處費亦未實際使用該筆借款，同時司XX承擔保證責任并非其真實意思表示，理應由焦XX、唐X對該筆名義借款承擔償還責任。
原審法院在審理時，申請人文XX向被申請人披露了實際使用人，三申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僅為借名義借款人的名義，這通過焦XX、唐X與三申請人簽訂的協議可以看出，名義借款人并未實際參與借款關系的履行活動，也不享受借款活動的利益的，應認定實際使用人為實際借款人，由實際使用人承擔償還責任。
二、被申請人向原審法院起訴時，遺漏本案應當參與訴訟的兩共同被告，現請求法院依法予以追加。
被申請人與名義借款人文XX及兩擔保人虎XX、司XX簽訂協議時，文XX的妻子張XX、虎XX的妻子任XX均以擔保人的身份簽字，被申請人在起訴時遺漏兩共同被告，無形中擴大了本案三申請人的償還責任，現請求法院依法予以追加，在必須清償時得以減輕各方的償還責任。
三、焦XX、李XX從違法行為中不當獲利，同時焦XX的行為涉嫌刑事犯罪，理應由兩人承擔借款的償還責任。
簽訂合同當日，案外人焦XX與唐X以共同擔保人的身份與三申請人簽訂協議，借款由焦XX、李XX實際控制，申請人司XX并未實際使用。焦XX因涉嫌刑事犯罪，已被公安刑事拘留，案涉借款應由焦XX、李XX對該筆借款承擔償還責任。
四、李XX的行為涉嫌職務犯罪，理應由其承擔借款的償還責任。
李XX作為該行的工作人員，其利用職務便利，冒名貸款，騙取國家資金的行為涉嫌職務犯罪，情節嚴重，發放貸款時，可能存在相關職務違法行為。
綜上所述，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嚴重損害了三申請人的合法利益，現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九條，第二百條第二項、第八項的規定，特向貴院申請再審，請求貴院依法支持再審申請人的請求。
此致
XX市中級人民法院
申請人：
2019年8月6日
再審申請書 篇13
1、請求撤銷(20xx)魯商終字第xxx號民事判決，依法改判再審申請人不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2、再審訴訟費由再審被申請人承擔。
再審事實和理由
一、再審被申請人xxxxx擔保有限公司(下稱xxx公司)是本案《借款合同》的實際出借人，規避法律的強制性規定違法放貸，《借款合同》應認定為無效合同。
1、關于“xxx”的身份。
“xxx”是再審被申請人xxx公司的法人股東(xxxx投資有限公司)中的一名普通員工。在借款人xxx與再審被申請人的商談借款的過程中，xxx的身份是受再審被申請人的安排的職員。況且，xxx本人沒有巨額資金，假如xxx有巨額閑散資金，完全可以與xxx自行聯系借款事宜，沒有必要經過再審被申請人這一中介環節。
其實，涉案爭議焦點之一就是要查明xxx的資金來源，即可確定實際借款人是再審被申請人，xxx只不過是再審被申請人的關聯企業的一個職工。無能力進行民間借貸。
2、關于“xxx”資金賬戶。
一審中，xxx、再審申請人均提交了需法院調取xxx資金來源的申請，并提供了詳細賬戶信息，遺憾的是一審法院拒絕調取。
二審中，再審申請人再次提交需法院調取xxx資金來源的申請，同樣提供了詳細賬戶信息，闡明了該證據為查明出借借款事實的關鍵證據。再次遺憾的是，二審法院拒絕調取。
關鍵證據“xxx”資金賬戶問題，一、二審均未查清。
3、關于新證據。
因案情復雜，再審申請人再次調查后，獲取以下新信息證據：再審被申請人x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xx。xx又是xxxx投資有限公司股東之一。xxxx投資有限公司是再審被申請人xxx公司的法人股東。并迅速遞交二審法院，二審法院沒有開庭質證，武斷作出不予采信的決定，致事實不清。
二、借款人xxx與再審被申請人故意隱瞞解除房產抵押的事實，惡意串通、欺詐再審申請人，再審申請人依法不承擔反擔保責任。
1、借款人xxx在一、二審庭審中，明確認可與再審被申請人一起，欺詐再審申請人作反擔保人的事實，并提交了書面證據材料。一、二審法院無視該重要的證據存在，避而不提。
2、“xxx”與借款人xxx、xxx以公證方式，在20xx年xx月x日x簽訂了《房屋抵押借款合同》，借款期限為一年(20xx年x月xx日至20xx年x與月xx日止)，借款人xxx、xxx以其自有四套房產作抵押。但，以上當事人又與20xx年x月xx日簽訂了第二份借款合同(未公證)，借款期限變更為x個月的時間即：20xx年x月xx日至20xx年x月xx日止。
以未公證的后借款合同變更公證的原借款合同的借款期限，法律效力值得商榷，一、二審判決也未作法律效力的認定。
3、20xx年x月xx日，借款人xxx、xxx借款逾期。再審被申請人突然與xxx、xxx簽訂《承諾書》和《委托保證合同》，從實際借款人的身份變更又為保證人。明知xxx、xxx的借款逾期、四套房產被解除抵押以及山東xx市xx汽貿有限公司、xx市xx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經營狀況惡化的情況下仍為其提供保證，這一行為的本身就存在主觀上的欺詐。
4、再審被申請人在提供格式反擔保合同時，要求再審申請人等人進行提供反擔保。但是在，簽訂反擔保合同時后當日下午，借款人xxx、xxx按照與再審被申請人已商定的意見，將四套房產進行解除抵押，再次印證了再審被申請人、xxx、xxx、xxx惡意串通的事實。
原因是，在提供反擔保時，借款人xxx、xxx告知再審申請人已有房產抵押，房產價值遠遠大于借款數額，反擔保無風險。基于信任，再審申請人才決定提供反擔保。xxx、xxx借款數額巨大，如果知道房產隨即將被解除抵押，再審申請人根本不會為其提供反擔保。
再審被申請人與xxx、xxx損害了再審申請人的權益。合同法第52條的規定，反擔保合同屬于無效合同，依法不承擔擔保責任。
三、反擔保合同第3.2、3.3條款，因違反擔保法的規定，屬于無效條款。
1、擔保法及物權法對于債務人以自有財產設定抵押和有保證人保證并存時，明確規定了實現權益的法定順位。法律依據為：《物權法》第一百九十四條規定，抵押權人可以放棄抵押權或者抵押權的順位。抵押權人與抵押人可以協議變更抵押權順位以及被擔保的債權數額等內容，但抵押權的變更，未經其他抵押權人書面同意，不得對其他抵押權人產生不利影響。債務人以自己的財產設定抵押，抵押權人放棄該抵押權、抵押權順位或者變更抵押權的，其他擔保人在抵押權人喪失優先受償權益的范圍內免除擔保責任，但其他擔保人承諾仍然提供擔保的除外。
2、本案中，xxx、再審被申請人均放棄了對借款人xxx房產抵押，依據上述法律的規定，作為反擔保人在再審被申請人喪失抵押優先受償權益的范圍內免除擔保責任”。
3、再審申請人及其他反擔保人均沒有書面承諾繼續提供擔保。
四、二審對上訴費的處理不妥，再審申請人上訴時，二審法院是按照兩個案件立案的，收取訴訟費也是按照兩個案件收取訴訟費的，而二審判決卻只判決了一份訴訟費。
綜上所述，請最高人民法院查清事實，依法改判再審申請人不承擔擔保責任。
此致
最高人民法院
xx市xxxx有限責任公司
時間：
再審申請書 篇14
申請人：元現中，又名XXX，男，1979年5月2日生，漢族，林州市原康鎮三宗廟村東崗自然村人，農民，住本村。
申請人因故意傷害一案，不服林州市人民法院(20xx)林刑初字第118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和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xx)安刑終字第282號刑事附帶民事裁定書，現依法提起再審申請，具體申請事項及申請理由如下：
申請事項：依法啟動審判監督程序，對本案公開、公正地再次進行審理，改判申請人元現中無罪。
申請理由：
一、關于本案產生的背景及原由
追根溯源，本案是因贍養老人所引起的。
1、本案所謂的受害人任趙云與被告人元現中之母任受蘇系姐弟關系。其中任趙云在兄弟中排行老大，任趙云成人后娶妻元云芹。后不知是誰在村內傳言任趙云不是父母親生，任趙云因此性情大變。1980年左右，任趙云二弟任保云之子任旦(僅8歲時)到任趙云家玩耍，不知何故，被任趙云及其妻元云芹二人慘無人道的丟到自家院內的自挖水井中，致其溺水死亡。事發后，由于家人的法律意識淡薄，在任趙云的母親趙黑妞的壓制下，一家人才忍氣吞聲，沒有報案。從此任趙云夫妻二人在兄弟姐妹中肆意挑畔，任意橫行，無人敢惹。怨根就此埋下。
2、20xx年，因為老人任海兵的贍養和房產問題，家庭戰火再次爆燃。任趙云、元云芹夫妻二人為擺脫贍養老人的責任和霸占老人的房產，與父親任海兵進行了長達三年的訴訟。由于在訴訟中，其他兄弟姐妹都或多或少的同情老父親任海兵，致其夫妻二人更加記恨于心。仇怨為此加深。
3、之后，無論兄弟姐妹誰家贍養老人，任趙云、元云芹夫妻二人就與誰家結仇吵鬧，導致同住本村的幾個弟兄誰也不敢去照顧老人的生活。無奈之下，只有把老人送到出嫁在外村的姐姐任愛蘇家中，由任愛蘇來照顧老人的生活。故此，任趙云、元云芹夫妻二人便將仇怨目標轉向了任愛蘇、元伏金一家，并多次指桑罵槐上門大鬧，其間作為外甥的元現中也曾因為姥爺的生活問題與任趙云、元云芹夫妻二人爭吵過。這所有的一切就為本案的產生埋下了一根一觸即燃的導火線。元現中也就因此成為任趙云、元云芹夫妻二人整治的具體對象。
注：在20xx年的一次執行中，元云芹就曾當著林州市法院執行人員的面放話：元伏金只要幫著整倒任保云、任法云弟兄二人，讓他們住進監獄，就不再誣賴元伏金一家。這就說明，本案的產生，純粹就是任趙云、元云芹夫妻二人整治誣賴元伏金一家的手段和結果，元現中作為元伏金的獨子在其中是首當其沖。
二、關于本案兩起打架事件的事實
1、關于20xx年9月22日的事件事實。本事件的真實情況與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截然不同。事實上是那天下午6時許，元現中帶著父親元伏金去原康，路過栗園嶺時碰到了任法云。元伏金和任法云站在路邊談話。不久，任趙云、元云芹夫妻也正好騎著三輪車路過此地，看到了元伏金和任法云，首先就用三輪車將正在前方等候的坐在摩托車上的元現中別翻在地，到前方三十米遠處停好后，接著便是破口大罵。之后，元云芹夫妻二人更是大打出手。元云芹先用自帶的镢頭將元現中砸翻在地。在隨后元伏金、任法云和任趙云的揪打過程中，元云芹逃離了現場。隨后，元伏金跑到任法云家報了警。緊接著原康派出所的民警就趕到現場制止了此事，并將任趙云和元現中二人抬到了車上送往醫院進行救治。后元現中的傷情經醫院診斷為腦震蕩，頭皮下血腫，雙手軟組織損傷。而元云芹在本次事件中未談及任何傷情。但是原審法院卻置上述真實事實于不顧，偏聽偏信，武斷認定元現中將元云芹夫妻打傷，此顯然不當。
首先，元現中、元伏金父子二人和任法云如何到的現場?為什么要在現場?此事實不清，難道元現中等人有先見之明，能夠預見到元云芹夫妻肯定要路過此地?這顯然不符合客觀事實。
其次，僅從元云芹、任趙云的陳述及任富紅、李文增的證言來看，元云芹、任趙云夫妻在整個事件過程中始終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根本沒有時間
也沒有機會還手反擊。那么，元現中是如何翻倒在現場的呢?又如何會被醫院診斷為腦震蕩，頭皮下血腫，雙手軟組織損傷呢?難道是元現中自己打的自己?
第三，根據原康派出所出警民警拍攝的現場照片來看，是元云芹、任云云夫妻二人的三輪車停在元現中所用的'摩托車正前方，元現中的摩托車翻倒在地。這一場景任何人一看，稍微有點基本常識的都會清楚是三輪車攔住了摩托車，并把摩托車別翻在地的。如此明白的事實，原審法院卻為何認定是元現中等人攔住了元云芹夫妻?是該現場照片沒有隨卷遞送?還是原審法院對此照片故意視若未見?還是原審法官的知識太過深奧，其思維推理常人不能明白?
第四，證人任富紅雖然曾經證明“看到三、四個人在路邊打任趙云。”但事實上，任富云當時并沒有路過現場，也根本不知道任何情況，甚至連元云芹是誰都不知道。他是在任趙云再三唆使誘導下才到案作證的。其后，任富紅多次到原審法院反映其作證的真實情況，并要求抽回自己曾經不真實的證言，但原審法院卻不予理睬。迫于無奈，為了澄清事實，任富紅又專門寫了一份材料證明當時自己作證的真實情況反映遞交原審法院，但原審法官仍然漠然視之，拒不理睬(附證據一)。原審法院法官的這一態度，明顯是在漠視案情，蔑視法律，有點葫蘆僧判葫蘆案的味道。
最后，關于證人李文增的證言，這明顯是個人假證、偽證。
1、證人李文增與任趙云、元云芹、元現中、元伏金等素不相識，之前也從未有過任何往來，他們所居住的村莊也都是相距較遠。
2、事情發生的時間是20xx年9月22日，而李文增作證的時間至少也應該是在20xx年2月3日之后。
3、除李文增外，無人證實李文增曾路過現場。
4、李文增何許人也，卷宗中無法明示。
5、據李文增陳述，他是偶然路過。
那么，無論是元云芹夫妻，還是原康派出所，還是林州市人民法院是如何知道當時現場曾經有一個偶然路過的李文增呢?李文增又是如何知道公安機關在調查本案?如何知道本案正在審理而挺身作證呢?在當時的情況下，他知道案件雙方當事人嗎?李文增作證究間是被傳作證呢?還是有其他原因和目的，被案件當事人拉來作證呢?這些問題一旦明白，本起案件事實就浮于水面了。可以確定，李文增在沒有任何目的和交易的情況下，他即使真的知道案件經過，他也不會也沒有機會去作證的。這是事實。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
1、如果元云芹當時真的受傷，并經法醫學鑒定為輕傷，原康派出所當時接警后為何就不立案偵查?而是直到20xx年2月3日案件發生后，才予一并偵查?
2、這次事件中的法醫學鑒定如何能夠當然證明元云芹的眼傷是在這次事件中形成的呢?要知道這一法醫學鑒定的時間與事件的發生時間中間尚有幾個月的時間呢。
3、原審判決書中十分明確的表明，在本起事件中元現中也曾受傷，被醫院診斷為腦震蕩，頭皮下血腫，雙手軟組織損傷，并致害人也十分確定，但為何在處理時卻對此只字不提?難道法律規定打傷元現中的侵害人就無需承擔法律責任嗎?這樣的情況，法律的天平也未免也太傾斜了吧。
總之，就本起事件來說，原審法院在沒有充分的直接的證據證明元現中打傷了元云芹的情況下，僅憑主觀臆斷，偏聽偏信，就相當然的武斷認定元云芹的眼傷是元現中所致，此顯屬不當。同時在處理本案的同時，未予處理元現中遭受的傷害，未予追究傷害元現中的侵害人的法律責任，也明顯不妥。
2、關于20xx年2月3日的事件事實存有三處疑點：首先是關于指使的問題，其次就是所謂被害人元云芹的受傷部位，第三就是關于鑒定的問題。原審判決在這三處事實上，認定不妥。
首先關于指使的問題。在這一焦點問題上，本案只有宋志華、宋軍華弟兄二人供述是元現中找他們讓他們幫忙打架的，其他所有證人包括受害人元云芹、任趙云在內都沒有證明是元現中指使讓打架的。僅就宋軍華、宋志華弟兄二人的證言來看，表面上如出一轍，細節處卻矛盾百出，漏洞多多。同時，宋志華和宋軍華二人是親兄弟，其串供的可能性極大。如此證據，本就不足以采信，原審法院在沒有其他證據相印證的情況下，據此認定元現中指使打架，明顯不妥。
事實上，20xx年2月3日那天是因為元現中的小女兒剛滿月不久，又正好是剛過大年初一，宋志華、宋軍華弟兄二人到元現中家中玩，鬧著要喝女兒的滿月酒。喝酒期間，提出了任趙云、元云芹夫妻不贍養老人，又不讓其他弟兄贍養老人的情況，宋氏二弟兄聽后有點氣憤，說要見到他們夫妻后笑話笑話他們。酒后宋氏二弟兄走后不久又帶了幾個人來到元現中家中(其中有元現中認識的，也有元現中不認識的)，說是要笑話一下任、元夫妻，元現中在阻攔無效的情況下，只有聽其自然。隨后就導致了本案的發生。如此情況，又怎能說是元現中指使宋氏二弟兄找人打架呢?另外，20xx年2月3日正好是大年初三這天，即使打架，一般人常理上也不會選擇這天的，因為按照林州風俗，正月初三是到老丈人家拜年的關鍵日子。也就是說，從常理上來講，元現中即使想打架，也不會在大年初三這天約人打架的。宋氏二兄弟供述是元現中在這天約其弟兄打架，明顯不真實、不客觀。
其次，關于元云芹的受傷部位，本案全卷沒有任何證據能夠體現是何人傷及了元云芹的右手腕部，所有的證據包括元云芹的陳述在內只是證明了宋軍華毆打了元云芹，所打部位只是元云芹的臀部和脖子部位，根本不可能也確實沒有傷及手腕部。元云芹的右手腕部位即右橈骨如何受傷，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
其實，在本案中，所謂的“受害人”元云芹的右手腕橈骨根本就沒有受傷，更不可能骨折。針對此讓我們來看以下幾方面的陳述：
①被害人任趙云陳述：“其和妻子回到家后，發現身上帶的鑰匙和1000元錢不見了，回到現場后，只找到了鑰匙和打火機，沒有找到錢。”在他的陳述中，沒有只言片語提到其妻元云芹喊痛和受傷的情況，更未提及其妻元云芹右手腕部受傷一事(附證據2)。
②被害人元云芹陳述：“其和丈夫回到家開門時，發現鑰匙和身上裝的1000地錢不見了，回到現場只找到了鑰匙，沒有找到錢。”作為直接的受害人元云芹在陳述時同樣也沒有任何言語提及右手腕部位受傷。這樣問題就出現了：打架已經結束那么長時間，如果元云芹的手腕部真的受傷，元云芹會真的沒有任何感覺和反應?如果元云芹真的已經感覺到右手腕部位受傷疼痛，元云芹會真的忍痛不向緊隨其到現場找鑰匙和現金的丈夫任趙云說一聲?如果元云芹真的右手腕部受傷，他在第一次向公案機關報案時，為何對此不作任何陳述?如果元云芹真的右手腕部受傷骨折，難道到那時元云芹仍然沒有任何感覺?難道人的右橈骨遠端骨折真的就不會有疼痛的感覺?簡直不可思議(附證據2)。
③據元云芹的同村人證實：20xx年春節前后至元現中被捕，元云芹在村內期間，雙手腕臂表現自然正常利索，尚能雙手端起沉重的大鐵鍋，沒有發現其有不正常現象(附證據3)。
上述事實，陳述及證據均充分表明，元云芹的右手橈骨在20xx年2月3日打架過程中根本就沒有受傷，更沒有骨折。本案卷宗中也沒有任何證據能夠直接證明元云芹在20xx年2月3日打架過程中傷及右手橈骨。原審判決對元云芹的右橈骨究竟是否受傷，何時受傷，如何受傷，何人所傷等情況認定事實不清。
第三就是關于本事件的法醫學鑒定問題：申請人認為該法醫學鑒定存在嚴重問題。事實和理由如下：元云芹的右手中指在其小時候就曾因玩耍而受傷缺損，彎曲不能伸直。但本事件中的法醫學鑒定檔案中的拍片中顯示的卻是一張完整的、五指伸直的右手片。明顯的這根本就不是元云芹的片子。在原一、二審庭審過程中，被告人元現中及其辯護人曾多次提到這一情況，并再三強烈要求對元云芹的右手腕橈骨部進行重新鑒定。但原一、二審法院卻均不予理睬。這一情況表明作為主持公道的法官漠視法律賦予訴訟當事人的正當的訴訟權利這一社會現狀，同時這一不作為的行為也違背了法律關于相關程序的規定。為此，申請人在此再次要求對元云芹的右手橈骨部位重新進行法醫學鑒定，并要求在鑒定時有申請人在場。本案一旦重新進行客觀公正、真實的法醫學鑒定，真相就會大白于天下。
三、關于證據的問題
本案在證據上明顯不足，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案件基本事實，更不能確實證明元現中傷害了元云芹。
1、本案沒有充分的、直接的、有效的證據證明元現中在20xx年9月22日的事件中參與了毆打。
2、本案沒有充分的、直接的、有效的證據證明元現中在20xx年9月22日的事件中打傷了元云芹的右眼。
3、本案沒有充分的、直接的、有效的證據證明是元現中、元伏金等人在20xx年9月22日攔住任趙云、元云芹夫妻打架的。相反，原康派出所當時的現場照片卻能證明當時是任趙云、元云芹夫妻的三輪車擋住了元現中的摩托車的去路，并將元現中的摩托車別倒在路旁。
4、任富紅的證言是受任趙云的唆使誘導所出示的偽證，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5、李文增的證言不客觀、不真實，實屬偽證。他沒有理由，也沒有機會出現在證人席上。他作為證人出現在本案中不合情理。他的出現唯一的解釋就是他與元云芹之間存在某種交易，需要相互協作、配合。如此證言，不僅不能采信，還應當追究其相應的法律責任。
5、本案沒有充分的證據能夠證明20xx年2月3日發生的事件是元現中指使所致。作為親兄弟的宋志華、宋軍華二人的供述有著明顯的串供跡象，且矛盾百出，漏洞重重。同時也沒有其他任何證據與其證言印證，而所謂受害人任趙云在陳述中也僅是懷疑。懷疑的陳述是不能作為證據的，這是常識。
6、本案沒有證據能夠證明元云芹的右手橈骨受傷，更沒有證據證明元云芹的右手橈骨受傷骨折是在20xx年2月3日的打架過程中所致。
7、本案判決中所依據的兩份法醫學鑒定不真實、不客觀，不能準確證明案件事實，不能確實證明元云芹的兩次所謂的傷情就是分別在20xx年9月22日和20xx年2月3日兩起打架事件中所致，更不能當然證明元云芹兩次所謂的傷情就是元現中所致。
故此，原審判決在缺乏充分的有效的證據證明案件基本事實的情況下，即主觀臆斷，相當然地作出了事實認定和有罪判決，此顯屬不當。
綜上所述，原一、二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明顯不足，審判程序不當，判決結果錯誤。為維護申請人的合法權益，體現法律的公公正性和嚴肅性，申請人特依法向貴院提出再審請求，請求貴院啟動審判監督程序，依法公開公正地再次審理本案，使本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此致
申請人：元現中
20xx年10月28
再審申請書 篇15
再審申請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民族，工作單位，職務，住所，聯系方式或法人的名稱，法定代表人，住所，聯系方式。
再審被申請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民族，工作單位，職務，住所，聯系方式或法人的名稱，法定代表人，住所，聯系方式。
申請再審的事由：
再審申請人不服xx人民法院20xx年xx月xx日作出的(200x)民終字第xx號民事判決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x項、第x項、第x項規定的、、及等“應當再審”的事由(多項事由應逐項列明)，提出如下再審申請。
再審訴訟請求：
1、寫明要求撤銷xx人民法院(200x)民終字第xx號民事判決書。
2、寫明要求人民法院解決的具體請求事項。
3、寫明要求訴訟費由被申請人承擔。
事實與理由：
主要根據事實、證據與法律，闡述生效判決或裁定認定事實錯誤，適用的法律、法規錯誤或不當以及判決結果明顯不公的事實與理由。
此致
xx人民法院
再審申請人：
20xx年xx月xx日
再審申請書 篇16
申請人：
被申請人：xx衛生局
法定代表人：郭xx局長
地址：
申請人因衛生行政處罰一案，不服云南省麗江市人民法院(XX)麗中行終字第1 號行政裁定，現提出再審申請。
一、再審請求
1、請求依法撤銷麗江市中級人民法院(XX)麗中行終字第1號行政裁定書；
2、請求依法撤銷被申請人作出的永衛醫罰字(XX)07號行政處罰決定；
3、由被申請人承擔本案的訴訟費用。
二、事實與理由
20XX年7月7日，被申請人因申請人成立的袁翠翠診所與患者楊愛蓮之間發生醫患糾紛一事到達該診所。被申請人永勝縣衛生局在沒有充分查清醫患糾紛事實、對患者死因尚不明確；尚未查清申請人的診療行為與患者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以及醫患雙方的責任尚沒有得到客觀認定的情況下，被申請人事先沒有向申請人作出任何解釋說明，就武斷的、強行的從墻上摘下申請人診所的《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然后以申請人袁翠翠及執業醫師劉英涉嫌非法行醫罪為由向公安機關移送處理。被申請人于10月20日才向申請人作出了吊銷《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的行政處罰決定書。直到20XX年9月9日，麗江市中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作出(XX)麗中法委賠字第1號決定書，認定了申請人的行為不屬于刑法規定的非法行醫，并決定由永勝縣檢察院對賠償請求人袁翠翠、劉英進行賠償。至此，長達4年多的非法行醫案才得以定論，但是申請人的合法權益并沒有因此而徹底的得到救濟和保障，被申請人仍然拒絕返還申請人的執業許可證。 申請人向法院起訴后，一審法院和二審法院以申請人的起訴超過法定期限為由裁定不予受理本案。申請人認為，一審、二審法院認為本案超過起訴期限不予受理的裁定不當。理由如下：
一、被申請人的行政行為從作出之日起自始無效，申請人可以在任何時候主張該行政行為無效。
申請人認為，行政機關做出行政處罰的一般程序應當是：首先，在處罰前告知當事人享有的知情權、陳述權、申辯權，對于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執照或作出較大數額罰款處罰，還應當告知讓當事人有進行聽證的權利。其次，才做出處罰決定。最后，在當事人拒絕履行行政處罰決定的情況下，行政機關才可以采取措施或者是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本案被申請人強行拿走了申請人的許可證之后，長達三個月的時間才向申請人下達了行政處罰決定書的行為，已經根本性的、嚴重性的違反了行政處罰的程序。被申請人無論事后怎樣的補充材料、怎樣的欲蓋彌彰，都無法掩蓋一開始濫用行政權力、亂執法的事實，此時下達《行政處罰決定書》已經毫無意義。根據行政處罰法第三條第二款的規定："沒有法定依據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處罰無效。"行政行為的無效是指行政行為因明顯、重大違法所致行為自始至終不產生法律效力。無效行政行為雖然具有行政行為的形式，但其不具備行政行為的本質特征、不具有確定力，是一種一直持續的狀態。作為合法權益受到該具體行政行為損害的申請人來說，可以在任何時候主張該行政行為無效，有權國家機關可在任何時候宣布該具體行政行為無效，申請人當然可以在排除了妨害，在必要的時候向法院提出確認被申請人的行政處罰行為無效的請求。所以說，申請人的起訴并沒有超過期限，兩審法院的裁定是不當的。
二、退一步說，就算本案的起訴超過了三個月的一般起訴期限，但是由于不屬于起訴人自身的原因超過起訴期限的，被耽誤的時間不應當計算在起訴期間內。所以說，法院應當受理。
1、從本案的起因等客觀方面來看，"認為申請人涉嫌犯罪"，是被申請人拿走申請人的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的最直接的依據和原因。后來，被申請人依據申請人超出行政許可范圍為由，做出的吊銷申請人許可證的行政處罰決定書只是為了掩蓋非法行政執法行為的一個籍口。
一方面，在申請人與患者楊愛蓮醫患糾紛事件中，一開始醫患雙方的糾紛本已自行化解和平息了。后來，患者楊愛蓮的家屬卻不知受何人指使與申請人之間的醫患糾紛矛盾激化，被申請人在場卻因處置不當致使醫患雙方的民事糾紛最終發展成了患者家屬非法侵入申請人住宅的刑事案件。接著，被申請人以申請人袁翠翠的診所未取得《母嬰保健技術服務執業許可證》及《母嬰保健技術考核合格證》就為患者楊愛蓮施行手術，導致嚴重后果、涉嫌犯罪為由向偵查機關移送處理。"武斷的認為申請人對患者的死亡應當承擔重要的責任；惡意的誣陷申請人不具備行醫資格；強行的借行政執法的名義來打擊申請人的生產經營"----這就是一開始被申請人永勝縣衛生局的某些行政執法人員，借用行使行政權力的名義強行拿走申請人的許可證的直接依據和原因。申請人具備行醫資格，卻蒙受了涉嫌"非法行醫"罪的指控，被錯誤羈押了七、八個月的時間。最后雖被釋放，但是造成錯案的行政機關卻不承認自身的錯誤，更不愿意對申請人進行賠償。所以說，申請人"是否超出核準登記的范圍經營"并不是被申請人強行拿走其許可證的初衷。本案完全有可能是因為被申請人的某些工作人員，試圖利用申請人與患者的矛盾，憑借手中的權力通過舉報申請人構成犯罪從而達到打擊和剝奪申請人生產經營的目的。
另一方面，試想"非法行醫"案件沒有結果；申請人的行為到底屬不屬于非法行醫罪沒有得到定性的情形下，即使申請人向法院起訴要求被申請人返還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申請人的請求會得到支持嗎?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申請人的行為是否構成"非法行醫"罪的定性和結果，是申請人進一步拿回許可證、權利可能得到救濟的前提。是否屬于非法行醫罪沒有定論的情況下，被申請人不可能歸還申請人的許可證。申請人在那個時候起訴很明顯是違背常理的。
2、從主觀方面來說，自從20XX年7月醫患雙方的糾紛產生以來，長達四年的時間里因為該糾紛引發了一系列超出常人主觀臆測和承受能力范圍的事情：醫患糾紛案、非法行醫案、非法侵入住宅案以及現在的非法吊銷許可證的案件。這一切并非是毫無關聯的，而是緊密相連的。主觀上，并非是申請人不希望、不愿意拿回自己賴以生存的許可證，并非是申請人故意拖延起訴。申請人在積極應對一系列訴訟的同時，一直向被申請人提出"返還許可證的申請"；更未停止過向政府、人大等有關部門進行申訴、上訪。"非法行醫"案的產生和定論是整個事件的導火索和主線，申請人一直通過行動表明，自身從未打算放棄過自身的訴權而且從未停止過為了合法權益進行抗爭。
三、申請人超范圍經營事出有因，并且具備一定的條件。被申請人對其超范圍經營應承擔重要責任。
自從20XX年以來，申請人就從未停止過向被申請人提出"擴大醫療許可經營范圍的書面申請"，申請人完全具備從事婦產科診療的技術水平和實力，申請人也向被申請人多次提交了書面申請，但是為什么被申請人置之不理、視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于不顧?申請人的醫務人員從事接生等婦產科手術是完全有婦產科醫師資格的；申請人從事該診療活動也并非是膽大包天、偷偷摸摸地搞的，而是經得相關醫院的負責人向被申請人縣衛生局的有關領導請示，并在獲得了嬰兒出生醫學證明的條件下才從事的。所以說申請人的經營事出有因，被申請人對其超范圍經營應承擔重要責任。如果申請人超范圍經營違法，那么被申請人的默許行為是不是也違法?而且被申請人違法的危害和后果是不是更嚴重?
申請人認為，一審和二審法院簡單的就事論事，割裂了事件本身的因果聯系，不去考慮被申請人作出該行政行為的原因和性質，不去在乎申請人面對的主客觀方面存在的特殊情況，隨意的剝奪了申請人的訴權，無異于間接認可了行政機關代表的被申請人可以任意剝奪行政相對人賴以生存權利的嚴重行為。
所以說無論從客觀事實狀況來說，還是從申請人主觀上積極維護自身訴權的角度來說，在非法行醫一案沒有得到定論，申請人主觀上沒有消極的、故意的拖延訴訟的情況下，不應苛刻和強求非法律專業人士的申請人在行政訴訟法規定的一般期限里進行訴訟。因此，本案時否過了起訴期限，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盡可能的作出有利于維護當事人訴權的解釋，這也是行政立法和司法解釋的應有之意。
綜上所述，申請人認為本案不存在超過起訴期限的問題，一審和二審法院的裁定失當。懇請再審法院秉著盡可能的維護和有利于當事人訴權實現的角度依法裁決支持申請人的訴訟請求。從而督促以被申請人為代表的行政機關依法公正、合理地履行職務，以維護申請人作為一個行政相對人的權益不被任意剝奪和侵犯!
此致
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具狀人：
20XX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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