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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道》讀后感
認真讀完一本著作后，相信你心中會有不少感想，此時需要認真地做好記錄，寫寫讀后感了。那么如何寫讀后感才能更有感染力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君子之道》讀后感，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君子之道》讀后感1
作為散文家，余秋雨寫出的《文化苦旅》，在當代文壇具有經典意義。而現在這本新著《君子之道》(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xx年8月第1版)中，余秋雨則以細膩的筆觸，解讀中國文化的鑰匙--君子之道。讀之，感到這是一道特別的風景，因為它揭開了中國文化的核心機密。
這本《君子之道》，是在追蹤中國人的精神家園和人格世界的底蘊。余秋雨以“君子之道”為入口來講述中華文化，剖析君子，闡述君子之道的主要輪廓。因為君子之道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理想的人格模式，只要君子之道存在，中國文化就不會淪喪。全書引經據典，深入淺出，從童年的小人書攤到李清照，從文革偽君子到造謠者，從詐捐門到與輿論的恩怨情仇，俯拾今昔，觀照他我，認識君子，分辨君子、珍惜君子、做一個君子。因此，閱讀此書，可以從中了解中華文化的底蘊、精髓，思考我們的文化發展。
“君子”是中國人最獨特的文化標識。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有自己的集體人格作為文化標識。比如“圣徒人格”和“紳士人格”，以及“騎士人格”、“浪人人格”、“牛仔人格”等等。這些標識性的集體人格，互相之間有著巨大的區別，很難通過學習和模仿全然融合。對中國文化而言，有了君子，什么都有了；沒有君子，什么都徒勞。由此，如何復興中華文化，余秋雨給出了解答，就是要尋找和優化中國人的集體人格。追求君子之道，中國人的靈魂便找到了故鄉，也是建立現代社會和諧的文明秩序、重塑國民性格必不可少的條件。
君子和小人的劃分，使君子這一人格理想更堅硬了。余秋雨說，孔子沒有對君子下定義，卻劃出了一道道君子與小人的分界線，讓我們知道君子是什么，以及作為對立面的小人是什么。例如我們熟悉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劃分君子和小人的界線，具有極高的實踐意義。而且直到今天，我們還找不出另外的科學概念能替代這一命題。今天中國文化界如果有什么令人擔憂的趨向，就是君子話語常常被小人話語所淹沒。
中國民間判別君子的通俗標準是“君子成人之美”。“成人之美”，也就是促成別人的好事。這里的“人”，并不僅僅是指家人、友人、認識的人，而是范圍極大，廣闊無邊。例如救窮、賑災、治病、搶險，只能說是“與人為善”，而不便說是“成人之美”。“成人之美”更多的是指促成良緣、介紹益友、消解誤會、幫助合作等等。總之，“成人之美”更多的是指錦上添花的正面建設，而且具有一定的形式享受。這樣的判別標準，也可謂“君子之道”。
余秋雨認為，中國文化沒有淪喪的最終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潰。中國文化的延續，是君子人格的延續；中國文化的剛健，是君子人格的剛健；中國文化的缺憾，是君子人格的缺憾；中國文化的更新，是君子人格的.更新。如果說，文化的最初蹤影，是人的痕跡，那么，文化的最后結晶，是人的歸屬。而這本《君子之道》，就是余秋雨十幾年探索，閱遍文化，行盡千里的成果。這些研究，都是為了研究中華民族的集體人格做準備，因為只要是中國人，都會對自己的集體人格極為敏感。
讀完全書，感覺尋找到了真實的余秋雨。真實的余秋雨只在于他的思想中，尤其是在于他對文化的探索與思考中。整本書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對后代的遺囑。最好的遺囑，莫過于理想的暗示。”后代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中國文化由儒家做了理想的回答：做個君子。做個君子，也就是做個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國人。
《君子之道》讀后感2
我讀余秋雨這篇文章，心中很佩服作者的讀書功力及記憶力，筆觸所到，思隨文至，傳統經典信手拈來；層次、段落，似無刻意打造，卻自成體系，可能是一種讀書的高境界罷。我的疑慮主要是就作者為文的總立意來的。君子之道，就是剖析君子，歌頌君子，褒獎傳統，拜服經典吧。然則，君子、傳統、經典就真的這么重要么？聯系到20多年來社會上掀起的一股股崇古覆儒的思潮，我總在憂慮它們到底要將中國引向何處。于是，我開始認真閱讀此文，并將自己的思索追問逐一記下。
首先，余秋雨談到了西方學者榮格，講到他關于文化的作用在于培養集體無意識的人格。這個觀點說得玄乎，其實從思想灌輸的角度看則很清晰：無非一個民族的觀念文化熏陶其后代所致的思想思維特點，并且由此而發的特定行為方式和文明類型罷了。余秋雨關注的可能在于榮格看重中國文化的態度，及中國不要跟著西方走的希冀，特別還推出了道家物極必反法則遠超西方思想。余的這段文字很值得質疑。現代化是不是跟西方走？物極必反的道理究竟有多深，中西于此（具體）所受益損究竟何在？
余秋雨對于中西文化的總體屬性有一個簡賅的概括，即西方是霸道文化，中國是王道文化。霸道文化者，可能著意于其侵略性破壞性，王道文化者則是強調其自修德行圓滿。問題是這種概括似乎只是存在于作者心中美好想象中的概念。讀者只要稍微回到幾千年中西歷史的無窮事實中去想，從中西各自在其基本思想理念引導的發展趨勢下去想，就根本得不到這樣的結論的。簡單的詰問可這樣下，請余秋雨思考回答：其霸道文化建基于平等意識，王道文化建基于等級意識，何談后者之優？
當然，余秋雨看重的王道文化自修功德也不全是無稽之談。實質上所謂內圣外王說到底還就是儒家的修齊之道。人們通過各自的道德修養來提升自身素質很有必要。但這種修養未必僅只中國人獨有。事實上，基督教的繁復誦讀經書、牧徒懺悔贖罪和現代心理學講究的自省自究，未必就不是另一種修齊之道。從儒家一些基本思想理念所具有的落后性去分析，王道文化也注定了存有許多破漏。比如上面提到的等級意識就是一個犧牲多數的淵藪。由其執鞭，個體修養之域尚可，社會群體卻是壓抑性的、無知性的、被動性的。
聯系后文，余秋雨講到自己曾寫過小人，那是對一些頑劣人性的批判，現在則是對立于小人寫出其君子以及褒贊，作者似可長抒口氣，嘆為大成了。可是我左讀右想，并沒有覺得余秋雨的這篇君子題材有什么大好大善的。聯系實際評價的話，倒認為余文更多的是書生意氣。我的邏輯是這樣的，歌頌君子尋找君子實踐君子，已經是中華文人幾千年樂此不疲的熱鬧話題，但它一直從來都沒有真正使故國的君子更多起來。為什么？因為傳統觀念文化的落后性使然必然。坐而論道不如扎實學習先進，治國還靠法治。君子不如法治。
為什么君子不如法治？其答案應與為什么人治不如法治相似。人性總是兩面的，思想信仰才是確定的，法治規束則能夠讓習慣成自然。人性的兩面性可分許多兩兩相反的對立取向，如善良性與惡毒性、上進性與墮落性、文明性與野蠻性、仁愛性與仇恨性、真誠性與虛偽性、全面性與片面性，等等。任何人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都會存在這兩種人性的可能，只是被其當即的思想狀態才確定了其行為取向的'。所以由既定的思想信仰來確定人們的行為具有根本性意義。而法治的規束則能強制性地確定人們行為習慣的發展走向。
上述可見，余秋雨的君子之道實質是一種脫離實際的書生空議。要命的是像這種脫離實際的思考常常普遍地存在于儒家及崇拜者中。他們脫離的實際不是別的，就是中西文明發展不同類型及其趨勢下無窮對比鮮明的事實而已。在這個視角下，更可看清儒家君子（學說）之難：在信仰之弱，在神督之缺，在思維之淺。儒家最終追求沒有上升到純粹崇高的精神層面，停留在低下的器物利益中而意志不堅。崇拜凡人偶像，行為缺乏神只監督的巨力。缺信仰，求器物，勢必思維膚淺；進一步看，思維膚淺則造成了君子不力。
《君子之道》讀后感3
文化人類學認為，一切重大文化的核心機密是集體人格。余秋雨進而認為，中華文化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之道，中國文化的鑰匙也在其中。了解君子之道，是在追蹤中國人的精神家園和人格世界的底蘊。
全書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介紹君子之道的輪廓，縷析儒、道兩家在君子之道上的九項要點和四大難題，同時探討君子如何處理與世間、名譽、偽君子、自由的關系；
第二部分闡述了作者面對人生問題從佛學中得到的修行感悟，得益于三個“無”，精進于三個“少”，以自如、自在、自由之心化解難題；
第三部分為當代中國愿意做君子的年輕人，提供更充分的國際視角，在故事中介紹國外思想家和藝術家的人生價值和終極關懷，互為觀照，互相滋養；
第四部分匯集了作者的幾十篇短文，著眼于君子人格的構建，呼應全書主旨。
試讀
中國人的人格理想
中國人的集體人格應該是什么樣的呢？這個問題，既帶有歷史性、現實性，又帶有理想性。
顯然，這種集體人格必然與其他民族很不一樣。
我可以再借一個外國人來說明這個問題。
這個人我說過多次，就是那位十六世紀到中國來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他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數十年精深和全面的研究，很多方面已經一點兒也不差于中國文化人，但我們讀完長長的《利瑪竇中國札記》（China in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hew Ricci）就會發現，最后還是在人格上差了關鍵一步。那就是，他暗中固守的，仍然是西方的“圣徒人格”和“紳士人格”。
與“圣徒”和“紳士”不同，中國文化的集體人格模式，是“君子”。
中國文化的`人格模式還有不少，其中衍伸最廣、重疊最多、滲透最密的，莫過于“君子”。這也可以說是一個龐大民族在自身早期文化整合中的“最大公約數”。
“君子”，終于成了中國人最獨特的文化標識。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集體人格上都有自己的文化標識。除了利瑪竇的“圣徒人格”和“紳士人格”外，還有“騎士人格”、“靈修人格”、“浪人人格”、“牛仔人格”等等。這些標識性的集體人格，互相之間有著巨大的區別，很難通過學習和模仿全然融合。這是因為，所有的集體人格皆如榮格所說，各有自己的“故鄉”。從神話開始，埋藏著一個遙遠而深沉的夢，積淀成了一種潛意識、無意識的“原型”。
“君子”作為一種集體人格的雛形古已有之，卻又經過儒家的選擇、闡釋、提升，結果就成了一種人格理想。儒家先是謙恭地維護了“君子”的人格原型，然后又鮮明地輸入了自己的人格設計。這種在原型和設計之間的平衡，貼合了多數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選擇，因此儒家也就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不少中國現代作家和學者喜歡用激烈的語氣抨擊中國人的集體人格，揭示丑惡的“國民性”。看似深刻，但與儒家一比，層次就低得多了。儒家大師如林，哪里會看不見集體人格的毛病？但是，從第一代儒學大師開始，就在淤泥中構建出了自己的理想設計。
這種理想設計一旦產生，中國文化的許許多多亮點都向那里滑動、集中、灌注、融合。因此，“君子”兩字包羅萬象，非同小可。儒家學說的最簡捷概括，即可稱之為“君子之道”。甚至，中國文化的鑰匙也在那里。
對中國文化而言，有了君子，什么都有了；沒有君子，什么都徒勞。
這也就是說，人格在文化上收納一切，沉淀一切，預示一切。
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對后代的遺囑。最好的遺囑，莫過于理想的預示。
后代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中國文化由儒家作了理想性的回答：做個君子。
做個君子，也就是做個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國人。
我一直認為，中國文化沒有淪喪的最終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潰。
中國文化的延續，是君子人格的延續；中國文化的剛健，是君子人格的剛健；中國文化的缺憾，是君子人格的缺憾；中國文化的更新，是君子人格的更新。
如果說，文化的最初蹤影，是人的痕跡，那么，文化的最后結晶，是人的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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