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飛來峰》王安石

《登飛來峰》王安石1

　　登飛來峰

　　王安石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字詞解釋：

　　飛來峰：即浙江紹興城外的寶林山。唐宋時其上有應天塔，俗稱塔山。古代傳說此山自瑯琊郡東武縣飛來，故名。

　　千尋：極言塔高。古以八尺為一尋，形容高聳。

　　不畏：反用李白《登金陵鳳凰臺》“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句意。

　　浮云：暗喻奸佞的小人。漢陸賈《新語》；“邪臣蔽賢，猶浮云之障白日也。”唐李白《登金陵鳳凰臺》；“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緣 ：因為。

　　最高層：最高處。又喻自己是皇帝身旁的最高決策層。

　　作品翻譯：

　　飛來峰頂有座高聳入云的塔，聽說雞鳴時分可以看見旭日升起。不怕層層浮云遮住我那遠眺的視野，只因為我站在飛來峰頂登高望遠心胸寬廣。

　　作品背景：

　　《登飛來峰》為王安石30歲時所作。皇佑二年（1050）夏，他在浙江鄞縣知縣任滿回江西臨川故里時，途經杭州，寫下此詩。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時年少氣盛，抱負不凡，正好借登飛來峰抒發胸臆，寄托壯懷，可看作萬言書的先聲，實行新法的前奏。

　　作品賞析：

　　本詩的第一句，詩人用“千尋”這一夸張的詞語，借寫峰上古塔之高，寫出自己的立足點之高。

　　詩的第二句，巧妙地虛寫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東升的輝煌景象，表現了詩人朝氣蓬勃、胸懷改革大志、對前途充滿信心，成為全詩感情色彩的基調。詩的后兩句承接前兩句寫景議論抒情，使詩歌既有生動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賢的憂慮，而詩人卻加上“不畏”二字。表現了詩人在政治上高瞻遠矚，不畏奸邪的勇氣和決心。前兩句是全詩的精華，蘊含著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為眼前的利益，應該放眼大局和長遠。

　　在寫作手法上，起句寫飛來峰的地勢。峰在杭州西湖靈隱寺前，而峰上更有千尋之塔，足見其高。此句極寫登臨之高險。承句寫目極之遼遠。承句用典，《玄中記》云：“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以此驗之，則“聞說雞鳴見日升”七字，不僅言其目極萬里，亦且言其聲聞遐邇，頗具氣勢。雖是鋪墊之筆，亦不可等閑視之，實景語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語，氣勢奪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據吳小如教授考證，西漢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

　　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層”拔高詩境，有高瞻遠矚的氣概。轉、結二句，絕妙情語，亦千古名句；作者點睛之筆，正在結語。若就情境說，語序應是“因為身在最高層，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卻倒過來，先說果，后說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說明詩眼的轉換。這雖是作詩的常法，亦見出作者構思的精深。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字介甫，晚號半山，逝世后追謚號“文”。小字獾郎，晚年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 北宋臨川人。中國杰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

　　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善于用典故，風格遒（qiú）勁有力，警辟精絕，也有情韻深婉的作品。 著有《臨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死于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謚號“文”，又稱王文公。其政治變法對北宋后期社會經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 ”，并稱“唐宋八大家”。

《登飛來峰》王安石2

　　1 正文（帶拼音版）

　　dēng fēi lái fēng

　　登 飛 來 峰

　　wáng ān shí

　　王安石

　　fēi lái shān shàng qiān xún tǎ ，wén shuō jī míng jiàn rì shēng。

　　飛 來 山 上 千 尋 塔，聞 說 雞 鳴 見 日 升。

　　bú weì fú yún zhē wàng yǎn ，zhǐ yuán shēn zài zuì gāo céng。

　　不 畏 浮 云 遮 望 眼，自 緣 身 在 最 高 層。

　　2 翻譯

　　聽說在飛來峰極高的塔上，雞鳴時分可看到旭日初升。

　　不怕浮云會遮住我的視線，只因為如今我身在最高層。

　　3 賞析

　　前兩句是全詩的精華，蘊含著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為眼前的利益，應該放眼大局和長遠。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語，氣勢奪人。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層”拔高詩境，有高瞻遠矚的氣概。這首詩與一般的.登高詩不同。這首詩沒有過多的寫眼前之景，只寫了塔高，重點是寫自己登臨高處的感受，寄寓“站得高才能望得遠”的哲理。

《登飛來峰》王安石3

　　《登飛來峰》

　　宋代：王安石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飛來山 一作：飛來峰)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登飛來峰》韻譯

　　聽說在飛來峰極高的塔上，雞鳴時分就可以看到旭日初升。

　　不怕浮云會遮住我的視線，只因為如今我身在最高層。

　　《登飛來峰》散譯

　　登上飛來峰頂高高的塔，聽說每天雞鳴時分在這可以看到旭日升起。

　　不怕層層浮云遮擋我遠望的視線，是因為自己站在飛來峰的最高層。

　　《登飛來峰》注釋

　　飛來峰：有兩說：一說在浙江紹興城外的林山。唐宋時其中有座應天塔。傳說此峰是從瑯即郡東武縣飛來的，故名飛來峰。一說在今浙江杭州西湖靈隱寺前。

　　千尋塔：很高很高的塔。尋，古時長度單位，八尺為尋。

　　聞說：聽說。

　　浮云：在山間浮動的云霧。

　　望眼：視線。

　　緣：因為。

　　《登飛來峰》創作背景

　　公元1050年(宋仁宗皇祐二年)夏天，詩人在浙江鄞縣知縣任滿回江西臨川故里，途經杭州時，寫下此詩。此時詩人只有三十歲，正值壯年，心懷壯志，正好借登飛來峰一抒胸臆，表達寬闊情懷。

　　《登飛來峰》賞析

　　這首詩反映了詩人為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而勇往直前、無所畏懼的進取精神。詩的第一句，詩人用“千尋”這一夸張的詞語，借寫峰上古塔之高，寫出自己的立足點之高。詩的第二句，巧妙地虛寫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東升的輝煌景象，表現了詩人朝氣蓬勃、胸懷改革大志、對前途充滿信心，成為全詩感情色彩的基調。詩的后兩句承接前兩句寫景議論抒情，使詩歌既有生動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賢的憂慮，而詩人卻加上“不畏”二字。表現了詩人在政治上高瞻遠矚，不畏奸邪的勇氣和決心。

　　前兩句是全詩的精華，蘊含著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為眼前的`利益，應該放眼大局和長遠。在寫作手法上，起句寫飛來峰的地勢，有寫峰上有千尋之塔，足見其高。此句極寫登臨之高險。承句寫目極之遼遠。承句用典，《玄中記》云：“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以此驗之，則“聞說雞鳴見日升”七字，不僅言其目極萬里，亦且言其聲聞遐邇，頗具氣勢。雖是鋪墊之筆，亦不可等閑視之，實景語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本是“先日出，后天雞鳴”，但王安石不說“聞說日升聽雞鳴”，而說“聞說雞鳴見日升”，則是“先雞鳴，后日升”。詩人用事，常有點化，此固不能以強求平仄，或用事失誤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語，氣勢奪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據吳小如教授考證，西漢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還有一首《讀史有感》的七律，頷聯云：“當時黯暗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欲成就大事業，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亂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敗于此。詩人良苦用心，于此詩已見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層”拔高詩境，有高瞻遠矚的氣概。作者點睛之筆，正在結語。若就情境說，語序應是“因為身在最高層，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卻倒過來，先說果，后說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說明詩眼的轉換。這雖是作詩的常法，亦見出作者構思的精深。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與蘇軾“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一脈相承，表現技法極為相似，王詩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確的觀點的方法，認識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就不會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蘇軾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們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為沒有全面、客觀、正確地觀察事物，認識事物。”兩者都極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銘。

　　用詩歌闡述政治、學術見解，議論時事，評說歷史，這是宋詩中較為普遍的現象。該詩在描寫景物中，含有深刻的理趣。詩人沒有記敘登山的過程，也沒有細寫山中之景，而是一開始就把自己置于山上“千尋塔”的最高層，抒寫心中的感受。全詩四句二十八字，包含的思想內容極其豐富，寓抽象義理于具體事物之中，作者的政治思想抱負和對前途充滿信心的神情狀態，都得到了充分反映。這首詩闡發哲理的主要特點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哲理是從具體的情境中自然提煉出來的;其二，哲理是用形象生動的語言加以表達的。簡言之，即“哲理的詩化，詩化的哲理”。我們今天來讀這首登高望遠的七言絕句，仍覺意蘊深沉，豪氣滿懷。

　　《登飛來峰》簡析

　　山是高聳的，塔是高聳的，山頂上的塔更是高高聳立的。飛來峰和它上面的寶塔總共多高?不知道。詩人只告訴我們，單是塔身就是八千多尺——這當然是夸張的說法。詩人還講了一個傳說：站在塔上，雞鳴五更天就可以看見海上日出。請想想飛來峰那聳云天的氣勢吧!

　　從全詩看，“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的胸襟境界，只有登上天外飛來的高峰才能觸發得出;但無“聞說雞鳴見日升”作鋪墊，亦引不出此等胸襟境界。

　　只有登上“飛來山上千尋塔”，才能用見日出聞天雞的故實;也只有在天外飛來的高峰見日出聞天雞，才能導出不畏末俗亂真、站得高看得遠的膽識氣概。思緒條貫，勾連緊密;天衣無縫，一氣呵成;前后關照，渾然一體。

　　《登飛來峰》作者介紹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謚文，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北宋撫州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鄧家巷人)，中國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稱贊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后來誰與子爭先。”傳世文集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其詩文各體兼擅，詞雖不多，但亦擅長，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荊公最得世人哄傳之詩句莫過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登飛來峰》王安石4

　　登飛來峰

　　〔宋〕王安石

　　飛來峰上千尋塔，

　　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緣身在最高層。

　　《登飛來峰》賞析

　　王安石是封建社會的大政治家，也是大詩人和散文大師。他在北宋文壇上有杰出的地位。他的詩繼承了杜甫、韓愈的傳統，善于翻新出奇，它有獨創性，無論是思想內容或是藝術手法都有很高的成就。

　　飛來峰在杭州西湖靈隱寺附近。公元1050年夏天，王安石在浙江鄞縣(現在的浙江寧波)做知縣，任滿以后回江西臨川故鄉，路過杭州的時候，寫了這首詩。這一年王安石三十歲。

　　第一句“飛來峰上千尋塔”，八尺是一尋，千尋塔是極言塔高。第二句“聞說雞鳴見日升”的“聞說”，就是“聽說”。作者說：我登上飛來峰頂高高的塔，聽說每天黎明雞叫的時候，在這兒可以看見太陽升起。第三、四句寫自己身在塔的最高層，站得高自然看得遠，眼底的景物可以一覽無余，不怕浮云把視線遮住。“自緣身在最高層”的“緣”，當“因為”、“由于”講。我們不要小看這首登高游覽的小詩，它體現了詩人的理想和抱負。

　　雞鳴看日出是很壯麗的景致。今天我們還把太陽比革命領袖，把陽光普照大地象征革命的輝煌勝利。在北宋仁宗時候，國家表面上平安無事，實際上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一天比一天尖銳起來了。王安石作為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個進步的知識分子，他懷著要求變革現實的雄心壯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國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一登到山嶺塔頂，就聯想到雞鳴日出時光明燦爛的奇景，通過對這種景物的憧憬表示了對自己前途的展望。“不畏浮云遮望眼”這句看去很淺近，其實是用了典故。西漢的人曾把浮云遮蔽日月比喻奸邪小人在皇帝面前對賢臣進行挑撥離間，讓皇帝受到蒙蔽(陸賈；《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云之障日也。”)。唐朝的李白就寫過兩句詩：“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見《登金陵鳳凰臺》)意思說自己離開長安是由于皇帝聽信了小人的讒言。王安石把這個典故反過來用，他說：我不怕浮云遮住我遠望的視線，那就是因為我站得最高。這是多么有氣魄的豪邁聲音!后來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時候做了宰相，任憑舊黨怎么反對，他始終堅持貫徹執行新法。

　　他這種堅決果斷的意志，早在這首詩里就流露出來了。我們認為，這首詩和唐朝詩人王之渙的《登鸛雀樓》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譚嗣同《獄中題壁》

　　1999年4月2日《人民日報》第十二版發表趙金九先生《“去留肝膽兩昆侖”新解》一文，認為該詩“去留肝膽兩昆侖”一句意指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的事件中“去”之康有為、梁啟超與“留”之譚嗣同自己無論去留與否，其行為皆肝膽昆侖云云。本人認為趙金九先生的觀點及其文中所引述的其他人的觀點，都是值得進一步商榷的。

　　首先，趙文的解釋使譚詩的第四句和第三句含義有所重復，這在絕句中是不大可能的。其次，這樣解使得整首詩尤其詩的后兩句的詩意表達總是不那么暢快淋漓，不僅不甚吻合詩人寫作該詩時的悲壯慷慨之心情，而且也有異于先對象性描述后自我性抒說的絕句表達方式。再者，趙文似乎文字互有抵觸。他一下子說“去留”是指代生死之行為，一下子又說“去留”是指代出走與留下之行為的行為者，究竟指代什么，文中含混不定。

　　本人明確地認為：其一，“昆侖”不是指人，而是指橫空出世、莽然浩壯的昆侖山；其二，“去留”不是指“一去”和“一留”，在詩人的該詩句中，“去留”不是一個字義相對或相反的并列式動詞詞組，而是一個字義相近或相同的并列式動詞詞組；其三，“肝膽”所引申的不是指英勇之人，而是指浩然之氣；其四，“去留肝膽兩昆侖”的總體詩義是：去留下自己那如莽莽昆侖一樣的浩然之氣吧！也即是“留得肝膽若昆侖”的意思。——此詩頗近文天祥《過零丁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味道。

　　我為什么這樣解？因為本人認為，解詩不能僅著手于詞字，更要著手于詩的總體寓意，并且要尤其著手于詩人寫作該詩的特定歷史背景和特定心理狀態。特別是對這樣一種反映重大歷史事件，表達正義呼聲和抒說自我胸懷的作品，更要從作者當時所處的背景、環境和心情、心境出發去仔細揣摩。

　　大家知道，該詩是譚嗣同就義前題在獄中壁上的絕命詩。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并開始大肆搜捕和屠殺維新派人物。譚嗣同當時拒絕了別人請他逃走的勸告（康有為經上海逃往香港，梁啟超經天津逃往日本），決心一死，愿以身殉法來喚醒和警策國人。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詩的前兩句，表達的恰恰是：一些人“望門投止”地匆忙避難出走，使人想起高風亮節的張儉；一些人“忍死須臾”地自愿留下，并不畏一死，為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如一樣高風亮節的杜根那樣，出來堅貞不屈地效命于朝廷的興亡大業。詩的后兩句，則意為：而我呢，自赴一死，慷慨激揚；仰笑蒼天，凜然刑場！而留下的，將是那如莽莽昆侖一樣的浩然肝膽之氣！

　　“去留”的“去”字，這里是指一種行為趨向，意為“去留下”，“去留得”，沒有很實在的意義。譚嗣同是湖南瀏陽人。據我所知，南方方言和現在的普通話一樣，下面這種用法是常有的：用“去”去輔助另一個動詞構成一個動詞詞組或動詞短語，而這個動詞詞組或動詞短語的含義大致就是后一個動詞的含義，如“去想一下”，“去死吧”，“明天去做什么”等等。這里的“去”字，并不表示空間上的去這里去那里，而是表示時間上的行為、事態之趨勢和傾向。也就是說，“去”可表空間意義上的位移，也可表時間意義上的發生。從整首詩的意思來看，“去留肝膽兩昆侖”中的“去”，應是時間意義上的“去”，而不是空間意義上的“去”。很多人的理解，包括趙金九先生，恰恰是把它當作空間意義上“去”。而我們所流行的各種解釋，都是這樣思維定勢。我想，那時的官話或北方話也應有這種用法吧？“去”字的這種重要語義，《現代漢語詞典》、《辭海》都有記載。

　　當然，“去留肝膽兩昆侖”這樣寫，是詩句表達的需要——包括平仄，全部的含義在于指代自己如莽莽昆侖一樣的浩然肝膽之氣。實際上，直接從字面上去解，去留下如昆侖一樣的“肝”（一昆侖）和如昆侖一樣的“膽”（一昆侖），這不也一樣表達了詩人的視死如歸、浩氣凜然和慷慨悲壯嗎？正是那種強烈的崇高感和悲壯感，激勵著詩人不畏一死、凜然刑場。而這句所表達的，正是那種震憾人心靈的、自赴一死的強烈崇高感和強烈悲壯感。

　　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等六人慘害于北京菜市口。譚嗣同臨刑前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這，是一首絕命詩，是一首表達作者全部所有的絕命詩，是一首在獄中為自己寫就的祭死之詩！詩的后兩句所寫，都是指詩人自己，而不是指他人。“昆侖”當然不是指人，“昆侖”也沒有自比自賦、自狂自傲之義。而“去留”，我認為不是有些人說的，是指一去一留或一生一死。試想想，“我自橫刀，肝膽昆侖”，這所表達的是何等的慷慨和悲壯！而這，不恰是詩人那時的真實心理寫照嗎？

　　肢解“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語詞和語義，并去尋找兩個相應的對應者，這種思路我認為是背逆詩人的原意的。這首詩的重心不是事況敘說，而是心態敘說；詩的結構，也恰是句句遞進，直至末句嘆然收尾，蕩氣回腸！因而，梁啟超、符逸公、趙金九以及其他人的解釋，本人都不敢茍同。而所有他們的解釋，我認為關鍵的都在于誤解了“去留”一詞。

　　另外要指出的是，“侖”和“根”韻母發音的差異（現代），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該詩吟詠時（現代）的藝術效果,雖然其仍合格律詩的用韻要求（古代）；倘若都同押“en”韻或“un”韻，那其詩意表達將更是一氣呵成，暢快淋漓。

　　【注釋】

　　對該詩句的解釋，趙文引述的觀點有：

　　⑴梁啟超認為“兩昆侖”指康有為和大刀王五；

　　⑵符逸公認為“兩昆侖”指譚嗣同自言生也昆侖，死也昆侖；

　　⑶有人認為“兩昆侖”指譚嗣同的兩個仆人，古人亦謂仆人為昆侖奴；

　　⑷有人認為“兩昆侖”指大刀王五和拳士胡七，倆人都曾教過譚嗣同學習昆侖派武術；

　　⑸有人干脆認為不可解（——榛案：這應當不可能無解，譚寫此句詩時一定有他的語義）。

《登飛來峰》王安石5

　　登飛來峰①

　　宋 王安石

　　飛來山上千尋塔②，

　　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③，

　　只緣身在最高層④。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1086) 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封荊國公，世稱王荊公。謚文，又稱王文公。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創作以論說文的成就最為突出。

　　[注釋]

　　①飛來峰：在今浙江省杭州市西湖靈隱山東南（一說是浙江省紹興城外的寶林山，山上有應天塔）。

　　②千尋塔：非常高的塔。古代以八尺為一尋。

　　③浮云：飄浮浮的云彩，古人常以它比喻奸邪之臣。望眼：遠望的眼睛。

　　④只緣：緣，因為。身：自身，自己。

　　[譯文,簡析]

　　高高的飛來峰上聳立著千丈高塔，聽說每當清晨雄雞報曉的時候，在塔上就可以看到紅日初升。登上去就不怕浮云遮住遠望的視線，這自然是因為站在了凌空的最高層。

　　這首詩的第一句，詩人用“千尋”這一夸張的詞語，借寫峰上古塔之高，寫出自己的立足點之高。詩的'第二句，巧妙地虛寫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東升的輝煌景象，表現了詩人朝氣蓬勃、胸懷改革大志、對前途充滿信心，成為全詩感情色彩的基調。詩的后兩句承接前兩句寫景議論抒情，使詩歌既有生動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賢的憂慮，而詩人卻加上“不畏”二字。表現了詩人在政治上高瞻遠矚，不畏奸邪的勇氣和決心。

《登飛來峰》王安石6

　　登飛來峰

　　王安石

　　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注釋：

　　【飛來峰】杭州西湖靈隱寺前靈鷲峰。傳說東晉時印度高僧慧理以為它象天竺國的靈鷲山，并說“不知何時飛來”，故而得名。

　　【千尋】古以八尺為一尋，形容高。

　　【不畏】反用李白《登金陵鳳凰臺》“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句意。

　　【浮云】陸賈《新語·慎微》有“邪臣之蔽賢”句。

　　譯文:

　　飛來峰上聳立著高高的寶塔,我聽見雞叫便看太陽升起。不怕會有浮云遮住了遠望的視線，因為人已站在最高層的地方。

　　賞析一:

　　山是高聳的，塔是高聳的，山頂上的塔更是高高聳立的。飛來峰和它上面的寶塔總共多高？不知道。詩人只告訴我們，單是塔身就是八千多尺——這當然是夸張的說法。詩人還講了一個傳說：站在塔上，雞鳴五更天就可以看見海上日出。請想想飛來峰那高聳云天的氣勢吧！

　　寶塔雖高，卻不是高不可上。轉眼間，詩人已登上塔頂，世界萬物，盡收眼底，那游蕩的云片再也擋不住視線了！“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乍聽起來，是在談論觀賞風光的體會；可一尋味，便會從中領悟到一條人生哲理：在社會生活和思想修養方面，不也是站得高才能看得遠嗎？！在詩人，這是雄心勃勃的自勉；對讀者，這是引人向上的啟示。

　　賞析二:

　　王安石是封建社會的大政治家，也是大詩人和散文大師。他在北宋文壇上有杰出的地位。他的詩繼承了杜甫、韓愈的傳統，善于翻新出奇，它有獨創性，無論是思想內容或是藝術手法都有很高的成就。

　　飛來峰在杭州西湖靈隱寺附近。公元1050年夏天，王安石在浙江鄞縣(現在的浙江寧波)做知縣，任滿以后回江西臨川故鄉，路過杭州的`時候，寫了這首詩。這一年王安石三十歲。

　　第一句“飛來峰上千尋塔”，八尺是一尋，千尋塔是極言塔高。第二句“聞說雞鳴見日升”的“聞說”，就是“聽說”。作者說：我登上飛來峰頂高高的塔，聽說每天黎明雞叫的時候，在這兒可以看見太陽升起。第三、四句寫自己身在塔的最高層，站得高自然看得遠，眼底的景物可以一覽無余，不怕浮云把視線遮住。 “只緣身在最高層”的“緣”，當“因為”、“由于”講。我們不要小看這首登高游覽的小詩，它體現了詩人的理想和抱負。

　　雞鳴看日出是很壯麗的景致。今天我們還把太陽比革命領袖，把陽光普照大地象征革命的輝煌勝利。在北宋仁宗時候，國家表面上平安無事，實際上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一天比一天尖銳起來了。王安石作為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個進步的知識分子，他懷著要求變革現實的雄心壯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國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一登到山嶺塔頂，就聯想到雞鳴日出時光明燦爛的奇景，通過對這種景物的憧憬表示了對自己前途的展望。“不畏浮云遮望眼”這句看去很淺近，其實是用了典故。西漢的人曾把浮云遮蔽日月比喻奸邪小人在皇帝面前對賢臣進行挑撥離間，讓皇帝受到蒙蔽(陸賈；《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云之障日也。”)。唐朝的李白就寫過兩句詩：“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見《登金陵鳳凰臺》)意思說自己離開長安是由于皇帝聽信了小人的讒言。王安石把這個典故反過來用，他說：我不怕浮云遮住我遠望的視線，那就是因為我站得最高。這是多么有氣魄的豪邁聲音!后來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時候做了宰相，任憑舊黨怎么反對，他始終堅持貫徹執行新法。

　　他這種堅決果斷的意志，早在這首詩里就流露出來了。我們認為，這首詩和唐朝詩人王之渙的《登鸛雀樓》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

　　作者介紹: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特強，從小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歷二年（1042）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死于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鐘山，謚文。

　　王安石從小隨父宦游南北，對北宋中期隱伏的社會危機有所認識。在他進入仕途地方官吏時，能夠關心民生疾苦，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減輕人民負擔。由于較長時期接觸了解社會現實，“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要求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權，推行富國強兵政策。在他任參知政事和宰相期間，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財”和“整軍”兩大課題，積極推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方田均稅、免役、市易、保甲、保馬等新法，史稱“王安石變法”或“熙寧變法”。由于受到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團的堅決反對，神宗后來也動搖、妥協，革新派內部又產生裂痕等，新法終被全部廢止。安石變法，雖然歸根結底是為加強皇權，鞏固封建地主統治地位，但在當時對生產力的發展和富國強兵，確曾起了推動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在歷史上有其進步的意義。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稱譽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頁）。為了給變法確立理論根據并反擊守舊派，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尚變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進化觀點駁斥了守舊派的“道不可變”的形而上學論調。同時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認為“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司馬溫公傳家集．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目》）。在變法過程中，他更設置專局，使子芳及門人修撰《詩》、《書》、《周官》三經新義，對新政從理論上加以解釋與闡發，并通過政府力量作為學校誦習的定本，被稱為“新學”，直接或間接為推行新法服務。上述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

《登飛來峰》王安石7

　　登飛來峰⑴

　　飛來山上千尋塔⑵，聞說雞鳴見日升⑶。

　　不畏浮云遮望眼⑷，自緣身在最高層⑸。

　　作品注釋

　　⑴飛來峰：有兩說：一說在浙江紹興城外的林山。唐宋時其中有座應天塔。傳說此峰是從瑯即郡東武縣飛來的，故名飛來峰。一說在今浙江杭州西湖靈隱寺前。

　　⑵千尋塔：很高很高的塔。尋，古時長度單位，八尺為尋。

　　⑶聞說：聽說。

　　⑷浮云：在山間浮動的云霧。望眼：視線。

　　⑸緣：因為。

　　作品韻譯

　　聽說在飛來峰極高的塔上，雞鳴時分可看到旭日初升。不怕浮云會遮住我的視線，只因為如今我身在最高層。

　　作品散譯

　　飛來峰頂有座高聳入云的塔，聽說雞鳴時分可以看見旭日升起。不怕層層浮云遮住我那遠眺的視野，只因為我站在飛來峰頂，登高望遠心胸寬廣。

　　創作背景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夏，詩人王安石在浙江鄞縣知縣任滿回江西臨川故里時，途經杭州，寫下此詩。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時詩人只有三十歲，正值壯年，抱負不凡，正好借登飛來峰一抒胸臆，表達寬闊情懷，可看作實行新法的前奏。

　　作品鑒賞

　　詩的第一句，詩人用“千尋”這一夸張的詞語，借寫峰上古塔之高，寫出自己的立足點之高。詩的第二句，巧妙地虛寫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東升的輝煌景象，表現了詩人朝氣蓬勃、胸懷改革大志、對前途充滿信心，成為全詩感情色彩的'基調。詩的后兩句承接前兩句寫景議論抒情，使詩歌既有生動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賢的憂慮，而詩人卻加上“不畏”二字。表現了詩人在政治上高瞻遠矚，不畏奸邪的勇氣和決心。

　　前兩句是全詩的精華，蘊含著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為眼前的利益，應該放眼大局和長遠。在寫作手法上，起句寫飛來峰的地勢，有寫峰上有千尋之塔，足見其高。此句極寫登臨之高險。承句寫目極之遼遠。承句用典，《玄中記》云：“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以此驗之，則“聞說雞鳴見日升”七字，不僅言其目極萬里，亦且言其聲聞遐邇，頗具氣勢。雖是鋪墊之筆，亦不可等閑視之，實景語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本是“先日出，后天雞鳴”，但王安石不說“聞說日升聽雞鳴”，而說“聞說雞鳴見日升”，則是“先雞鳴，后日升”。詩人用事，常有點化，此固不能以強求平仄，或用事失誤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語，氣勢奪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據吳小如教授考證，西漢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還有一首《讀史有感》的七律，頷聯云：“當時黯暗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欲成就大事業，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亂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敗于此。詩人良苦用心，于此詩已見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層”拔高詩境，有高瞻遠矚的氣概。作者點睛之筆，正在結語。若就情境說，語序應是“因為身在最高層，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卻倒過來，先說果，后說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說明詩眼的轉換。這雖是作詩的常法，亦見出作者構思的精深。

　　這首詩與一般的登高詩不同。這首詩沒有過多的寫眼前之景，只寫了塔高，重點是寫自己登臨高處的感受，寄寓“站得高才能望得遠”的哲理。這與王之渙詩“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相似。前者表現一個政治變革家撥云見日、高瞻遠矚的思想境界和豪邁氣概，后者表現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績，需要更加的努力的互勉或自勵之意。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與蘇軾“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一脈相承，表現技法極為相似，王詩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確的觀點的方法，認識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就不會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蘇軾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們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為沒有全面、客觀、正確地觀察事物，認識事物。”兩者都極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銘。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人稱半山居士。封為舒國公，后又改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江右民系，北宋臨川縣城鹽埠嶺（今臨川區鄧家巷）人。慶歷二年（1042年）進士。嘉祐三年（1058年）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次年復任宰相；熙寧九年（1076年）再次罷相，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半山園，封舒國公，不久改封荊，世稱荊公。卒謚文。執政期間，曾與其子王雱及呂惠卿等注釋《詩經》《尚書》《周官》，時稱《三經新義》。其文雄健峭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歌遒勁清新。所著《字說》《鐘山一日錄》等，多已散佚。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后人輯有《周官新義》《詩義鉤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