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開始面對一個斷裂的社會論文
我們在開始面對一個斷裂的社會論文
一、社會的斷裂
90年代中期在法國訪問的時候，我們曾向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圖海納（TOURAINE）提出一個問題：法國近些年來社會結構最重要的變化是什么？圖海納的回答是，從一種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變為一場馬拉松。他的意思是說，過去的法國社會，是一種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在這樣的一種結構之中，人們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時又都是在同一個結構之中。而在今天，這樣的一種結構正在消失，而變成一場馬拉松。今天的法國，就像一場馬拉松一樣，每跑一段，都會有人掉隊，即被甩到了社會結構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經不再是社會結構中的底層，而是處在了社會結構之外。他認為，現在法國還在繼續跑下去的只有四五百萬人，其余都是掉隊的了。堅持跑下去的，就是那些被吸納進國際經濟秩序中去的就業者。圖海納所說的這種現象，實際上也正在今天的中國發生。
近些年來，我國失業下崗現象大量增加。但在前幾年，由于持續的經濟低迷，這樣的事實被掩蓋在經濟低迷或國有企業的不景氣的表面性理由之下。學者們一般是從三個角度來解釋失業下崗問題的。一是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和普遍的虧損；二是連年的經濟不景氣，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三是產業結構的轉換。總之，都是一些暫時性的原因。于是，就造成人們（包括政府在內）的一種幻覺：失業或下崗是由某些暫時的原因造成的，一旦這些暫時性的問題（如經濟不景氣或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得到解決，這些人就會獲得重新就業的機會。也正是基于這樣的一種幻覺，人們總是對創造再就業的機會寄予厚望。當然，我并不是說，上面這三個問題不是原因。而是說，但實際上，這很可能是一個永遠都不會變成現實的幻覺。事實是，由于新的技術革命的作用，一些傳統的職業正在被淘汰。當然也會有一些新的職業被創造出來。但如果我們看一下失業和下崗群體的狀況，再看一下新創造出來的職業的需求，就可以發現，新的工作位置并不會給失業或下崗者提供多少再就業的機會。目前的下崗和失業者大多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年齡基本在35歲或40歲以上，大多數只受過中等教育，過去所從事的主要是低技術的工作。而新的的就業機會，則需要相當高的受教育程度，這些工作崗位主要是提供給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的。即使是新的經濟增長來臨，即使是國有企業的改革搞好了，他們的狀況也難有根本的改變。對于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來說，第一，回到社會的主導產業中去，根本沒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體制之下，回到原來那種穩定的就業體制中去，根本沒有可能；第三，朝陽產業不會向他們提供多少就業機會。這也就意味著，目前的下崗和失業者，事實上是社會中的被淘汰者，他們已經成為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的一個群體。而且這個群體的規模很大。指出這一點是重要的。如果將現在的失業者和下崗者僅僅看作是由于某些暫時的原因而失去工作，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就是創造再就業的機會。如果承認這些人將永遠也不可能回到社會的主導產業中去，甚至無法找到穩定的就業機會，就需要在創造邊緣性就業機會的同時，做出某些制度性的安排，來保障他們的基本經濟和社會需求。兩種不同的思路，具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含義。說他們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還有一層含義。在我國，由于過去的社會保障大都是與單位制度聯系在一起的，因而下崗和失業并不僅僅意味著失去工作和工資收入，同時也意味著失去許多福利和社會保障。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進行的調查顯示，職工下崗之后最擔心有的是“失去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83.4%）。其他的一些調查也表明，在下崗和失業人員中，其基本生活發生較大困難者，并不多見。其生活上遇到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如下的幾個方面，一是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特別是在發生較大疾病的情況下，將會造成嚴重的生活困難；二是在支付住房、子女教育等大宗費用上發生困難；三是在生活中遇到某些突發性事件的時候，會出現難以應對的局面。
社會斷裂的另外一種表現，是在城鄉之間。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整個社會要從一個以農村為主的社會轉變為一個以城市為主的社會。這是一個基本的常識。現在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如果一個社會不能夠順利實現這種轉變，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情形。從目前我國的情況來看，如果不能順利地實現這種轉變，也將不會繼續保持一個以農村為主的社會，而會形成一個斷裂的社會。美國經濟學會前會長、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蓋爾·約翰遜在一個講座指出：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業在國民總產出和就業中的比例必將是下降的。這首先是由于真實收入增加而導致的對農產品需求的增加要遠小于對非農產品需求的增加。在2000年的收入水平上，中國對農產品的收入彈性最多只有非農產品的三分之一。同時，農業生產力的提高速度高于其他經濟部門，無論是全要素生產率還是勞動生產率都是如此。日本經濟起飛時期（1950年－1980年）的農業人口下降了65％。這并不是個別現象，美國同樣在經濟起飛時期農業人口下降了72％。而在中國，由于種種限制移民的政策，如戶籍制度等，1985年－1990年只有1.5％的農村人口轉移出去。在一個工業化時代，大量人口繼續被束縛在土地之上，造成的必然結果就是：由于對農產品需求的增加要遠小于對非農產品需求的增加，農民從出售農產品中獲得的收入，在人均的意義上越來越微不足道；農業越來越成為一個不能贏利的產業，甚至越來越不能成為一個產業，而成為農民自我消費、自我維持生存的一種自然經濟活動。如果說在50年代到80年代農民還可以用農業的收入換來品種和數量有限的工業品的話，在今天，許多農民反倒已經無法做到這一點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農民不從事其他產業的經營的話，他們反倒比過去幾十年更像小農。
須知，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并不僅僅意味著大量的勞動力和人口涌入城市，也意味著農業和農民自身的轉變。也就是說，留在農村的數量越來越少的農民，通過對農業的規模經營實現農業的產業化，并以產業化的農業與整個工業化的經濟融為一體。而在目前的我國，農民之所以被甩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之外，一個基本的原因就是，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和人口導致農業的小規模經營，小規模經營無法實現農業的產業化。根據許多地方調查的結果，農民從農業中獲得的收入，只夠購買農業生產資料的費用。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和農民顯然無法與日益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社會成為一體。而由于戶籍制度的作用，在大量農民以農民工的方式流動到城市之后，這種斷裂的城市中又以另一種方式映射出來。絕大多數農民工進入城市的時候，并沒有從事投資經營的資本，他們有的只有勞動力。他們中的許多人只能從事那些城市人不愿從事的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工作，特別是勞動強度大、勞動環境差或具有某種危險性的工作。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都由政府制定了種種規定，明確規定許多工種是不許他們從事的。因此，他們事實上是被排斥在城市的主流勞動力市場之外的。更重要的是，一張農村戶口使得他們在社會身份上無法成為他們居住和工作于其中的那個城市的一員。他們沒有城市的戶口，不能享受社會保險和其他城里人能夠享受的社會福利。他們的孩子不能在城里的學校里念書。他們往往居住在狹小擁擠、秩序亂和衛生差的城鄉結合部。同時，他們還要為取得在城里居住和工作的資格支付多種費用。以北京市為例，一個外地農民工要想在北京合法打工，首先要在戶口所在省市區辦理《流動人口證》，同時繳納管理服務費50元---80元／年，到了北京之后又需要辦理的證件多達六七種，每個打工者每年至少需要支出450元。而遭到公安、城管、工商等等執法人員的粗暴對待，更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無疑會滋生出社會仇恨。一個斷裂的社會將向我們提出許多難題。
二、再談社會的斷裂
80年代的時候，有一本書曾經風靡了整個世界，這就是美國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這本書中，托夫勒提出了一個很有沖擊力的觀點：農業文明是人類經歷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業文明是人類經歷的第二次文明浪潮，而當時就已經初露端倪的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則是人類正在經歷的第三次文明浪潮。
在當時，這本書也曾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表現在技術和經濟領域中，表現在我們的思想文化中，甚至表現在我們的語言和詞匯中。比如。“新技術革命”、“信息爆炸”等等。也就是說，正是從那時候開始，國人才真正意識到，一場重大的科學技術革命正在這個世界上發生，這場革命會深刻地改變人類的社會生活，同時，為了適應這樣的一場革命，我們的體制框架必須發生相應的變化。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處在這場革命之中，而且會發現，這場革命的影響已經大大超出了托夫勒的預見。但現在我們不是要討論托夫勒所預言的這場革命，而是要借用托夫勒的“三個浪潮”的概念來考量這樣的一場新技術革命之于我國社會結構的意義。或者說這樣的一場技術革命對我國的社會結構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讓我們從簡單的概念說起。
首先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借用“三個浪潮”的概念，今天的中國是屬于哪個“浪潮”？我們可以首先看看北京的中關村以及全國許多大城市中的“新技術開發區”、“科技園區”，在那些地方到處能見到的是：計算機、網絡、軟件、基因、生物技術、電子商務、白領，連那里的總裁都不叫總裁而叫CEO。即使是嚴格按照托夫勒的標準，這里也可以稱之為名副其實的“第三次浪潮”。在北京，從中關村出去往西南走，十幾公里就到了石景山，在那里有全國著名的“首鋼”。那是一個鋼鐵生產基地。那里的情景，與全國的大部分大中小城市一樣（除大城市的科技園區之外），還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工業文明：灰色調的環境，轟鳴的機器（如果沒有停產的話），廢氣廢物和產品同時排放，近些年來“下崗失業”又成了人們的口頭上經常議論的話題。而出了城市，到了廣袤的農村，那里則是典型的“第一次文明”的情景：一個家庭就是一個生產單位，耕種著很小的一塊土地，從中收獲的農副產品，自己要消費掉相當大的一部分，能夠出售的部分非常有限，他們渴望越來越高級的工業品或更為高級的“第三次浪潮”技術生產出來的產品，但由于收入的微薄，對于這些產品只能是“渴望”而已。
當然，在任何社會中都會存在產業和行業的差異。比如，在美國，在西部硅谷的專家設計著各種各樣最先進的軟件的時候，中部和南部的農民也仍然在耕種著土地。但你同時會發現，這些農民是在使用著非常機械化和現代化的機器來耕種他們的土地的，并在互聯網上了解世界上農副產品的價格和供求信息。大規模農業生產以及政府對農業的補貼，保證了他們在一個“工業化”或“后工業化”時代能夠通過農業經營獲得一份與其他產業的人們大體相當的收入。他們雖然從事的是農業生產，但他們同樣是社會主流產品的消費者。也就是說，他們與整個社會是連接在一起的，而不是斷裂的。當這個社會進入了所謂信息時代的時候，我們也大體同步地進入了這個時代，盡管在具體的時間上可能要稍微晚那么一點。而在我們的社會中，通過上面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社會的不同部分幾乎是處在不同的時代之中。兩年前，當網絡在中國熱起來的時候，雖然傳媒上關于“網絡時代”的文字連篇累牘，股市上網絡股也炒得不亦樂乎，但不用說農村，就是中小城市，也很難看到網絡時代的蹤影。當然你也可以舉出某個農民利用互聯網的個別例子，但那樣個別的例子連示范的作用都起不到。也就是說，在一個斷裂的社會中，這個社會中最先進的那些部分與整個社會已經失去了聯系。國內外都有一些學者喜歡用“二元結構”的概念來描述這種斷裂的社會。但人們在使用“二元結構”這個概念的時候，更多地是將其應用在城鄉之間，也就是說，由城鄉構成了整個社會的“二元結構”。但從我們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個斷裂的社會，并不是僅僅使社會斷裂成兩個部分，而是斷裂成多個部分。這種斷裂甚至也發生在城市的本身。但有一點，“二元結構”理論講的是很有道理的，既這個社會中最先進的那部分不是與國內那些落后的部分，而是與世界市場，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市場連接在一起，從而形成一個循環系統。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接軌”。應當說，在這樣一個科學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的全球化時代，“接軌”無疑是自身發展的一個動力，甚至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但是，這種“接軌”也會成為另外的一種力量，即將社會拉斷的力量。首先，在“接軌”使得一個落后國家中的最先進的部分變得更加先進的同時，這個先進的部分與本社會其他部分的差距就越大；其次，這個先進的部分與外部接軌的程度越高，與本社會其他部分就越是沒有關系。特別是在加入了世貿的情況下，“接軌”的“拉斷效應”會在多方面表現出來。這是我們在現在就必須加以正視的。
請看下面的兩篇報道：
其一，據《解放日報》1月20日報道：在19日舉行的上海信息產業人才招聘會上，“參加招聘的民營、股份制和國有企業的比例也有較大幅度提升，占60%，超過了外資企業。提供的崗位月薪在3000元至8000元之間的，約50%，其中高級管理人員、質量工程師、電子工程師等職位的月薪較高，而硬件工程師、客戶經理等則相對偏低，月薪最高開價1.65萬元，最低月薪僅1000元。”
另外的一則報道則是：據參加“首屆全國主要農產品市場形勢展望會”的中科院有關專家分析，在多種因素作用下，2001年糧食產量縮減，其主要原因，是1997年以來我國糧食價格連續下降，農民種糧純收入大幅度減少，以致種糧積極性很低。1997年以來全國糧食價格連續大幅度下降，1996年1月三種糧食平均價格為每擔86.4元，2001年1月為每擔50.4元，減少了36元，農民種植三種糧食的平均每畝純收入由1995年的367.4元降到2000年161.6元，下降幅度高達56%。還有相關的報道說，去年中國農民人均收入增加4%。
從兩個形成鮮明對照的現象。一方面是農民的糧食減產，收入增長緩慢（其實，按照專家們的說法，其實是下降，因為在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價格大幅度下降、鄉鎮企業不景氣的情況下，說農民的收入仍然在增加，顯然是沒有根據的）。而在另一方面，則是IT業，特別是軟件行業人員薪酬的大幅度攀升。而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入世”以及入世之后就不得不實行的“接軌”。有關報道說：“隨著中國入世，一些行業的就業機會大大增加，復合型人才成了獵頭公司獵取的重點對象：一是農業、信息、金融、財會、外貿、法律和現代管理等領域的專業人才；二是生物技術、環保技術、新材料等領域的高層次科技人才；三是熟悉世貿組織規則、適應國際競爭需要和能夠參與解決國際爭端的專門談判人才；四是了解國際慣例、符合行業需要的外語人才；五是跨領域、跨行業、跨學科的復合型人才”。在這種背景下，獵頭公司奔走與人才市場，金融業、投資銀行、保險公司、保險基金公司等方面的高層人才，年薪一般都在40-50萬元。
可以預見的是，加入世貿必然會對我國的社會結構產生重要的影響。其中的影響之一，就是增添了擴大收入差距的動力。入世后，國外企業將會大舉登陸我國，它們將雇傭更多的中國雇員。一般說來，外企的工資明顯高于國內企業，因此，外企的增加將會拉大外企與國內企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同時，國內高科技人才和高級管理人員的工資水平也將會逐步向國際市場的標準靠攏，因此，人世后他們的收入也將會有一個較快的增長。在目前我國貧富差別已經達到相當高程度的情況下，這種“接軌”的動力會不會加劇社會的斷裂？
三、多元社會與斷裂社會
在討論社會的斷裂和由此造成的“斷裂社會”的時候，必須注意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必須將這種“斷裂社會”與人們一般所說的“多元社會”加以區分。否則會造成種種的混亂。
“多元社會”是60年代在西方興起的一個概念，后來被人們廣泛用于指稱西方現代社會的特征。在我所看到的文獻中，大體不外如下的三種含義。第一，在社會結構分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不同的利益群體，承認每個群體的利益都是正當的。這里特別要強調的一點是，這意味著對于“少數群體”利益的承認和尊重，少數人的利益也是正當的。這種利益的多元性表現在政治和社會的層面上，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各種“壓力群體”的存在。第二，就政治制度而言，形成的是一種以自主而多元的政治力量為基礎的政治框架，不同政治力量的組織形式就是政黨。其政治哲學的基礎是：一個政黨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和要求。第三，是多樣性的社會方式、價值觀念和文化的存在。也就是說，并不存在“唯一正確”或“唯一正當”的社會方式、價值觀念和文化。
而斷裂的社會，從表面上看來好像也是一種多元的社會。至少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有著更強的多樣性。但其實，這兩種社會有著根本的不同。概括地說，在多元社會中，盡管社會結構分化深刻、各種社會力量并存、不同的價值甚至互相對立，但這些不同的部分基本是處于同一個時代，社會的各個部分能夠形成一個整體的社會。但在斷裂的社會中，情況卻截然不同。在斷裂的社會中，其不同的部分幾乎是處于完全不同的時代，他們之間也無法形成一個整體的社會。也就是說，整個社會是分裂的（不是在政治的意義上，而是在社會的意義上）。
這從文學發展的脈絡中就可以看得出來。以西方社會為例。在科學技術很不發達，物質生活很匱乏的時代，人們同樣有著種種美好的生活愿望，但卻缺少實現這些愿望的物質條件。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更多地是將這些愿望訴諸于想象，于是就有了文學上的浪漫主義，最典型的文學形式就是詩歌。后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生產出來的物質產品大量增加，人們的物質生活也隨之改善。在這個時候，人們看到了通過自身的努力改變物質生活條件的可能性，浪漫主義也就失去了最廣大的基礎。在這同時，人們也看到，盡管創造出來的財富是以前任何時代無法比擬的，但財富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卻是極不平等的。在一個物質空前繁榮的社會中，富人占有了大量的財富，而許多窮人卻“一無所有”。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有了巴爾扎克，有了《悲慘世界》，有了批判現實主義。再到后來，由于物質財富的進一步豐富，即使是社會中的貧困者，也大體上可以衣食無憂了，但另外的一個出現了，這就是在物質社會條件對于絕大部分人來說已經不成問題的時候，精神的需求，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卻成為一個越來越突出的問題。這樣，就又有了后現代藝術的產生，有了黑色幽默，有了《等待戈多》。
從上面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時代幾乎都有自己鮮明的文學主題，而這種文學主題所反映的恰恰是這個時代的人們最關心的問題。如果用同樣的思路來觀察一下我們的社會，我們就會發現一種令人驚異的差異。在我們這樣一個斷裂的社會中，在社會的不同部分當中，幾乎是完全不同時代的東西，共存在我們的社會里。從存在主義、尼采熱、后現代，到消費主義、市民文化、港臺電視劇，再到農民的地方性的自娛自樂和“封建迷信”。而在這樣的一種文化混雜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在社會中處于邊緣的群體，比如農民，他們明天觀看的電視節目和城里人幾乎沒有什么不同，但那些電視劇的內容，與他們幾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屬于他們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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