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業化與性別的重組論文
后工業化與性別的重組論文
和個人主義與平等的「神話」正相反，「近代」與性別無關說法，還不曾有過。即使是在合理的資本主義下，性別都是經濟外的不合理變量，而資本則是非常合理地利用性別這項變量。像伊力奇那樣說：「資本主義將女與男皆還元為無性別的個人。」其實只表示他天真地相信近代資本主義所傳播的「神話」。諷刺的是，他也說過，產業社會乃是「生產歸男，家事由女，史無前例實行性別隔離的」社會。
在超越性之「區別」，把「差別」當成問題這點上，女性主義的確是「近代」的產物。要建立兩性之間的「差別」觀念，必須先確立兩性之間作為人的「平等」觀念。基進女性主義固然把性支配的結構，公式化地稱為「父權體制」，其實自女性主義成立之初，就已經把「近代」這個時代特有的性支配方式當成是問題了。
產業化制造了近代所特有的性別角色分配。那就是指定男性負責生產，女性負責再生產的性別領域，蘇可洛夫指出了這點，并將此稱為是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的歷史性妥協--「victorian compromise」，而且把這樣成立的體制叫做父權體制的資本主義。可是，資本主義與父權體制間的妥協，在歷史上并非只有這一次，而是配合產業化的各個階段，反復地進行微調整。隨著資本主義的變化，與之相對應的性支配方式當然不會一成不變。所以我們的問題可以這樣提出--到目前為止，資本主義究竟是以什么樣的形態從性這項變量獲取利益呢？
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之女性主義者威爾赫夫曾想用「資本的原始累積」一詞來說明資本主義與性別之間根源性的關系。資本主義原是一種對等交換的競技活動，這個競技場一旦成立，在開始自行運作之先，必須先完成擁有資本者與無資本者的分化。最初的資本是如何成立的呢？馬克思認為是始于掠奪。18世紀的英國，那些土地被掠奪，被迫成為「自由勞動者」的農民們成了勞動力的供應來源。資本的原始累積是藉由都市對農村的掠奪而完成的。這是靠著經濟之外政治強制力的「資本之不義」。
資本主義作為一種交換游戲，內部存在著等價交換與不等價交換兩者。從原理上說，利潤只源于不等價交換。馬克思所觀察到的，正是擁有資本者與無資本者分化后，亦即勞動力買方與賣方分化后，在等價交換表相下，勞動力買賣的不等價交換事實。資本在表面上是購買勞動，其實是購買勞動力。換言之，資本所支付的，只是與勞動力之再生產價值相應的價碼，而非以與勞動生產品相對應的等價物。這種不等價交換之所以能夠進行，是因為生產領域與再生產領域之間有落差。
資本主義打從將勞動力轉化為商品時，就在利用這種生產領域與再生產領域之間的落差。這意味著資本不止是農村與都市的落差，也是掠奪性別變量的手段。威爾赫夫指出，資本的原始累積除了以農村為其腹地之外，也開墾了女性這片廣大的沃野。
原始累積期的資本利用，還有一條國境的界限。產業資本主義前期，有所謂重商主義的商人資本，借著把財富在地域之間移轉產生極大的利潤。重商主義是在環球經濟（global economy）立以前，利用地方性交換網的落差獲取利益。合理的資本主義把重商主義稱為未成熟的資本主義或不完全的資本主義，并以此為恥。可是，耶魯經濟學者巖井克人對重商主義重新加以評價。據他說，資本原來就是從差異產生價值的，所以自重商主義以來，資本主義一直都沒有改變。
城鄉的落差、國際間的落差，還有性別的差距，都是經濟之外的變量。此種差距是政治性的，而經由此種落差所產生的利潤則是經濟性的。被認為脫離政治的資本主義，完全未從政治取得自主性。我們將這種被政治深層污染的體制（economy）稱為政治的經濟（polical economy）。
女性主義注視著資本主義各階段的變化，一面利用因資本而重編性別的現實，一面在某種程度上促進這種變化。就某種意義而言，資本主義與女性主義是「攜手并肩」地進行歷史性的變化。女性主義在消解性別差典并且眼看著「近代」將因此完成時，直接觸及了因建立性別規范而成立的近代父權體制資本主義的基礎本身。生于「近代」的女性主義吞食了自己出生的母胎。
由于將性別變量消解，「近代」在完成的同時也開始解體。事情的發生始于資本主義本身想要超越近代產業資本主義的框架。資本主義的新發展階段被稱為脫工業化，它使得近代產業資本的諸屬性皆為無效，開始了「脫近代」的新歷史狀況。
1973年的石油危機之后，先進工業國家都把第四次技術革新的產業結構轉換視為最重要的課題，也經驗了脫工業化的歷史過程。英國在「撒切爾（Thethier）革命」中，成功地完成了這種產業結構的轉換，日本也實施了軟化經濟，并且到達前所未有的日圓高景氣。比奇在石油危機后OECD各國雇用女子的比較研究中指出，盡管是在1970年代結構性不景氣的高失業率情況下，OECD各國的女子雇甩數仍增加。「男子高失業率的同時，女子雇用數增加」的對比性說法，推翻了「最后被雇，最先解雇」（last hired, first fired）這種女子是勞動力后備部隊的說法。根據比奇的說明，首先是產業的信息化與服務化，創造了「女性取向的工作」。其次，正因為這被認為是「女性取向的工作」，兼差或臨時性的（irregular）工作機會增加了。并不是女占了傳統上由男性擔任的工作，而是女性大量地出任新出現的周邊性工作，由此而來的，是女子勞動的邊緣化。
日本在產業結構轉換之際，女性受雇人數也大幅增加。和OECD各國不同的是，日本并沒有結構性的不景氣與高失業率。因為日本為了快速地進行產業結構的轉換，將沒落的產業部門剩余勞動力，平和地出成長產業部門吸收雇用。OECD各國的失業率直接沖擊了還未進入市場的年輕勞動力。在勞工組織強有力的歐洲國家，中老年層的勞動者牢牢守住他們的既得權益。在日本，產業結構的轉換直接沖擊了熟練部門的中老年層男性勞動者。他們雖然不會直接面對失業的問題，卻也必須隨著企業體質的轉換做職務調整。另一面即是邊緣性的女子受雇數顯著增加。1986年兼職勞動者突破500萬人，其中七成是女性，占女子受雇人數全體的22.7%。從85年到86年，女子受雇人數較前年增加36萬人，男子則增加31萬人。其間，經常性受雇者增加了17萬人，兼職者增加了19萬人，亦即有半數以上是兼職。
提倡文明史的文化人類學者梅棹忠夫認為：脫工業化對女子勞動具有正面效應。換言之，因為不再有勞動的性別問題，以往在工業化時代無法擺脫的勞動性別配置，因此而失效。在信息產業方面，計算機軟件的開發既無所謂「男性軟件」或「女性軟件」的分別，信息產品也就沒有性別差異。經由技術革新而發生的經濟下層結構的變化，提供了消解性別差異的物質基礎。
可是在另一方面，比奇所說：「因為被認為是女性取向的工作，故被放在邊緣地位來雇用，」也是事實。女性一直都被隔離，在非正式的勞動部門擔任不支薪的勞動（unpaid labor），而今則在正式部門與非正式部門之間，因應需要成為自由來去的周邊勞動力。可是，這是應誰的「需要」呢？第一是資本的需要，第二是父權體制的需要。資料顯示，許多女性以自己的自由意志選擇了兼職性的工作，其實那是因為她們將「父權體制的需要」內化了。許多結束育兒期的35歲以上的女性，為了即將來臨的另一重父權體制需要，即老人看護--主要是丈夫的雙親--而必須隨時準備回到非正式部門。這些都被「勞動自由的擴大」「余暇杜會化」的意識形態所掩蓋。在勞動「余暇」部分的私有領域「需要」變動中，女性依然居于從屬的事實，是女子勞動邊緣化的根據。威爾赫夫斷言此乃「勞動的主婦化」（housewifization of labor）。今日包括第三世界在內的許多男男女女，正式與非正式的勞動部門之間，（對資本而言）自由的移動，則是「勞動的環球性主婦化」（global housewifization of labor）。
我們必須指出，日本在勞動力鎖國的狀態下，內需性的擴大型經濟成長大幅擴大了女性的雇用人數。第一，經濟成長期的日本，無法像其它先進工業國引進移民勞動力。女性便替代了那些外國移民，出任低工資、高流動率的非熟練勞動工作，而不是成為勞動市場的核心部分。第二，由于資本主義已將家事勞動漸漸商品化，侵蝕了生產領域與再生產領域間的界限。對于戰后失去殖民地，亦無以往戰爭經濟可以憑恃的日本而言，除了諷刺地有著和平的成長，卻也像章魚吃自己的腳那樣，開始吞食因自我內在差異而出現，位處一億中產階級化社會最邊緣的性別差異。于是，女性為了購買家電制品、加工食品、成衣而從事薪資勞動，逐漸減輕的家事勞動則把女性推出家庭之外。家事領域的最小化，正是資本主義所期待的。脫工業化使得女子的雇用人數日趨龐大，勞動的性別差異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廢棄。產業結構幾近完成，日本進入了走向「黃金90年代」的1980年代后半期，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也完成了。雖然這項法律是日本政府勉強簽字批準聯合國廢止性別歧視條約的一項借口，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日本的資本主義能夠接受雇用機會均等法時，其實已有部分與性別差異無關。后均等法的父權體制的資本進入了第四期，也就是將女性勞動分解為與性別無關的優異分子，還有與性別有關的大眾。雇用機會均等法強化了女性之間的競爭，也促進了優異分子與大眾間的兩極化。為了提高女性地位，對于部分女性有利，卻對部分女性具負向意義的狀況已經出現。「不受性別影響的勞動市場組織，」原是女性主義的要求，就連資本主義也作了一些努力。女性主義者之中也有人說：「資本主義是女性解放之友。」在1981年《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錯誤結合》中，曾對馬克思主義果敢地展開論戰的哈特叟，于1989年11月的國際會議（1989年度國立婦人教育會館主辦女性學國際會議「Global Perspectives on Changing Sex-Role」）上表示：「資本主義對女性有解放之功。」哈特曼認為，過去十年間美國女性勞動的最大變化，是帶著六歲以下兒童的婦女勞動力大幅上升。結果使女性勞動率曲線完全脫離了M字型，育兒期不再是女性的痛腳。過去十年間，美國的資本主義在性別差異方面有著長足的進步，這是資本主義合理化的結果。如今不會活用女性能力的企業是一種「不合理」的表現，為此，企業在企業內部提供如白日托嬰之類的服務、設備。另一方面，在「mamy truck」（減少負有育兒責任的母親勞動者負擔）或「玻璃天花板」（女性員工升遷上的無形阻礙）都還是問題的美國女性勞動市場中，哈特曼的評價恐怕過于樂觀，對于親眼目睹70 年代之后女性勞動急速變化的人而言，實在是感慨良多。她認為這種變化「實在難以預測」。
「資本主義頁能解放女性嗎？」對于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是與否皆然。過去十年間，同時期的日本女性勞動變化，其快速激烈的確不亞于美國。可是資本主義除了提供女性雇用機會，也在結構上重新建構邊緣勞力市場。資本主義消解了性別差異，也同時重編了新的性別差異。
后均等法時代的女性雇用新發展可以用一句話來說明。如果從73年的石油危機到85年雇用機會均等法成立的這段產業結構轉換期，是「女性雇用邊緣化」的時期，那么從八五年到「黃金90年代」，的確有新動向。在統計上，（1）四年制大學畢業女性受雇人數大幅上升，（2）女子受雇者的平均服務年限延長。
就前者而言，自85年6月均等法成立，86年4月1日施行之間，各企業迅速地引入了綜合性職位與一般性職位有別的職務分類（course）人事管理制度，以因應均等法。均等法不僅是沒有罰則，僅就義務規定的「漏洞法」，而且在其實際運用上，也是有性別差異的，新任用人員中男子99%屬于有出差、調職的「綜合性職位」，女性99%為不包括上列項目的「一般性職位」。職務分類人事管理制度在「自由選擇」的名義下，隱藏了現實中原有的性別歧硯。因著職務分類人事管理制度的發明，企業將均等法對工作場所的影響降到最低。均等法這種原則與實況的雙重結構性各國根本都不知道。
可是，不待均等法之設立（或者該說是均等法的前驅），早自80年代開始，高學歷的女性已逐漸開始被晉用。四年制大學畢業女性的求才幅度大為增加，相反地短期大學畢業女性的求才市場則漸次萎縮。「要就職就讀短期大學」的這種常識不再有效，四年制大學畢業女性要比短大畢業女性有利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說起后者，1976年時全職女性受雇者的平均服務年限為5.3年，十年后的1985年則增加了1.7年成為7.0年。她們在均等法之前已入機構，但如此也是不得已。假設短大畢業20歲就職，經過7.0年即27歲，現在平均初婚年齡為26歲，平均服務年資數的延長會造成晚婚。可是反過來看，在晚婚化的情況下，受惠于工作與待遇的所有OL（office lady）結婚與單身生活之間的選擇也受到影響。她們這些在均等法之前已進入各機構的女性，一般都比男性職員的學歷低，在業務方面也只被派給補助性的業務。均等法施行后，性別差異的教育訓練被禁止，后均等法時代進入機構的女性職員和她們所受的教育訓練內容也不相同。在企業方面，（1）均等法施行前與施行后進入的女性職員之間時有沖突；（2）為了讓均等法之前已在職的女性有動力，即使是不得已，仍須對五年以上資歷的女性職員提供升遷管道，同時積極地推動研修活動，使中堅女性職員「戰力再活性化」。企業對于均等法前進入的女性有這種做法，是均等法未曾想到的漣漪效果之一。
高學歷女性就業率的增加，女性受雇者服務年限的延長，使得女性勞動脫離了「M字型」。美國過去十年間所發生的事態，也在日本開始了。而在此背后，則是經濟成長所引發的全面性人手不足，特別是成長產業部門中高素質（高學歷）勞力的不足。在沒有性別差異問題的部門中，如今學歷的差距比性別差異的問題還大。雖然均等法中規定，「學歷條件相同時，」不得有男女的差別，可是在學歷條件有別的男女之間，這條法規并不適用。于是，大學畢業的男性與短學大學畢業女性之間的性別問題，就在「學歷差別」的大帽子下，堂而皇之地被忽略過去了。與此相類的是，女性之間的「學歷差」也比以前要大。雖說是少數，大學畢業女性能得到的綜合性職務，短大畢業女性連一個機會都沒有。到目前為止，總是遭到平等的差別待遇的女性之間，因為品質不同而開始有了差別。
這種情況就像在美國那樣，比起種族歧視或階級差異更加明顯。教育程度高的女性，也就是有競爭力的女性，比起種族、階級等原因，更容易超越性別差異。在今后的日本勞力市場中，將會有人種、國籍等各式各樣的問題出現，而比起人種、國籍的問題，性別差異或許是最先崩解的「職業隔離」（job segregation）墻。面對著嚴酷的國際競爭，企業對于品質高的勞動力不能再區分「性別」了。對企業而言，性別歧視會失去潛在人力資源，反之則成為高生產力。
今后將不斷增加的全職女性在職業場所中所占的位置將有以下三種。第一是專業，第二是在女性眾多的職業場所擔任管理職位，第三在無性別差異競爭場所的成功女性。第一種是非線上部門的幕僚部門，避開與男性同事競爭，沒有前途的職位。第二種是在服務、流通部門等女性眾多的職業場所，原本「女性員工男上司」的情況開始變成「女性員工女上司」。這可以說是「第一次女性重要角色的出現，」容易發生在百貨公司、通信、保險、化妝品等女性較多的行業中。第三種是在如設計或計算機等需要創造力的部門，不問性別的激烈競爭中漸漸發生。不過這乃是非傳統的（unconventional）管理業務（bencher business），也就是在中小規模的企業中才可能發生，至于員工五百人以上的大企業總經理，恐怕要到 21 世紀才可能由女性出任。
無論如何，降低她們的「家事負擔」恐怕才是基本的條件。第一是因為沒有小孩，第二是靠著三代同居或是近鄰異居的方式得到婆婆或自己母親的協助，第三則是將自家的家事變成商品雇請人工，第四是徹底的家事自動化（home automation），第五是充實公共的社區服務。在各種可能性中最不可能的，或許就是「由丈夫對等地參加家事育兒」以減輕妻子的家事負擔。男性勞動的機會費用既高，由丈夫參與家事，不如由第三者或商品化的家事服務來取代，無論夫或妻都從家庭責任得到豁免。總之，在性別差異乃天生的說法已被否定的今天，如果連「家庭責任」也沒有的話，男女都可以工作的事不必證明。可是這種可能性，只限于勞動所得高，競爭力強的女性從業人員。于是，女性被分解為三極，像她們這種優異的女性，還有多數被列入周邊勞動的女性勞工，以及不屬于上述任何一種的無業主婦（因為「不工作」而處于特權立場的專業主婦）。女性的多樣化，「選擇自由」「個性化」的意識形態就好象女性自己的選擇那樣會被隱藏起來。這與90年代的日本資本主義在「個性化」「多樣化」的意識型態之下形成的新階層分解過程恰相吻合。
回顧歷史，女性主義無論在哪一個時期，的確多少都與資本主義的變化同步，也都多少促進了資本主義的變化。因此，說女性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共犯」，也不算是頭腦短路。和其它所有的意識型態一樣，女性主義也是時代的產物，同時是具有時代批判力的意識型態。女性主義經常對同時代的父權體制的資本主義之歷史階段提出批判性的論說。
例如，資本主義準備重組與性別差異無關的勞動市場（人力市場）時，女性主義者的課題就必須像這樣--為了抗拒因資本而起的女性間的競爭與分裂，女性之間能夠建立什么「共同性」？
我們可以看見，資本主義似乎是要借著將私有領域極小化，以擺脫父權體制的桎梏。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樣，奪取女性完全被固定在私領域中專門負責再生產勞動的利益。可是代之而起的，是勞動市場全球性的父權體制重組。以往女性在家庭中所做的部分，現在則由女性、高齡者或移民當作邊緣勞動來做。家事勞動的外部化或福利勞動的場所，已經發展成這樣的情形。于是，年齡、階級、人種、國籍梯再加上性別等這些經濟外的變量，創造出新政治差異的「邊陲」。既是所謂國民國家利益共同體成員，也是階級集團成員的女性，現是既是多國籍化資本主義的受益者，也是加害者。女性主義自成立之始就一直都是國際主義。今天的女性主義課題將是如何解決因國界、階級、人種或年齡等因素帶來的分裂，及如何建構女性主義者的國際主際主義。
最后，不管所有的變量，存在于勞動內部的差距問題依然，那就是為什么孕育人的生命，又看顧其死亡的勞動（再生產勞動）被放在所有其它勞動之下，才是根源的問題。在這個問題解決之前，女性主義的課題恐怕永遠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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