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馬克斯·韋伯的合理性理論論文
論馬克斯·韋伯的合理性理論論文
論文關鍵詞：目的合理性價值合理性現代性
論文摘要：馬克斯·韋伯主要從社會、文化以及個人三方面闡述了西方理性主義的表現形式。他將合理性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目的合理性，另一種是價值合理性。馬克斯·韋伯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在文化、社會以及人們頭腦中價值合理性占據著主導地位，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之后，價值合理性逐漸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馬克思·韋伯的合理性理論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探討現代性的重要資源之一。
馬克斯·韋伯是19世紀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是古典社會學家中第一個以合理性概念為工具分析資本主義現代化演進過程及其本質的理論家。他的合理性理論影響了盧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諾、哈貝馬斯等幾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哈貝馬斯曾坦言：“從理論的發展史來說，馬克斯·韋伯是我理論的出發點。”…韋伯的合理性理論主要體現在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學術與政治》、《經濟與社會》等著作中。在這些著作中，韋伯描述了合理性的種種表現，闡明了合理性的概念，以合理性概念為解剖刀，對現代社會做出了精神文化特征上的診斷。
一、西方理性主義的表現形式
韋伯是一位著作等身、學識淵博的思想家，他一生興趣廣泛，在宗教、社會學、哲學、文化等領域的研究都頗有建樹。回顧韋伯一生的學術研究，我們可以發現，他窮其心力思考的是這樣一個中心問題：為什么在歐洲之外，“科學、藝術、國家以及經濟都沒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發展道路”。韋伯認為，這是因為西方特有一種理性主義，這種理性主義在東方是沒有的。韋伯列舉了現代自然科學、面向市場的文學作品、科學的法律學說、現代國家機關、資本主義的經濟倫理等大量現象，來說明西方的理性主義。他將西方理性主義的表現形式主要概括為社會、文化以及個人三方面。
關于社會的理性化，哈貝馬斯曾指出，韋伯從理性化的角度所描述的不僅是西方文化世俗化的過程，而且更主要的是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新的社會結構的標志是，圍繞著資本主義企業和官僚國家機器這樣的組織核心形成的、功能上互相結合的兩大系統走向了分化。韋伯把這個分化過程理解為目的理性的經濟行為和行政行為的制度化。”這就是說，社會的理性化體現在新的社會結構的兩大系統即經濟和行政中。資本主義經濟的組織核心是資本主義企業。資本主義企業的營運，突出地體現了以理性為根本，這就是經濟的合理性。資本主義企業是一種合理的組織。其特點表現為：經營活動與家庭相分離；利用健全的會計制度精于計算；形式上有效安排自由勞動力；技術上利用科學知識，這些都離不開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現。
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與現代國家既相分離，在職能上又相互補充。國家的組織核心是合理的國家機關，其特征在于：依據一種集中的和穩定的稅賦體系；控制一種集中領導的軍事權力；壟斷立法和法律權力；通過一種專職官員的形式組織行政管理。在國家機器的構成部分中，官僚體制最集中地表現出理性化的特點。行政理性化的最顯著的特征是官僚統治完全依照純粹形式的法律制度而運行。充分發展的官僚制把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個非人格化的龐大機器，現代國家機制被限定為合理的管理行動。
在韋伯那里，所謂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也即是宗教世界觀圖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產生形成過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價值領域。現代西方文化主要包括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后西方出現的現代科學技術、自主的藝術以及以規范和普適性原則為核心的倫理學等。現代科學技術主要表現為：對待自然的客觀化方法、數學的理論形態以及面對自然時的工具立場和經驗方法等。韋伯認為，經驗的科學技術知識使世界徹底祛魅。驅除巫魅只有在現代科學技術充分發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自主的藝術也是現代文化的組成部分。現代藝術從傳統的倫理和宗教關系中解脫出來，不再承擔宗教、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演變成為表達個人主觀性的文化形式。西歐音樂中的調式體系、樂隊建制和繪畫中應用透視的技法等的創立與成熟，都與這種變化緊密相關。有了藝術的自主，藝術才有可能合理化。韋伯認為，現代藝術不同于古典藝術的地方在于它正逐漸蛻變成一種操作和調控材料的專門技術。現代藝術只涉及實現價值的技術而不涉及價值本身。
韋伯認為，所謂合理化，同樣也意味著法律和道德的獨立，亦即，道德實踐觀點、道德文本和法律經典以及基本原理和決定規則等擺脫了它們最初所依賴的世界觀。現代道德和法律脫離了傳統亞里士多德式德性倫理學背景，脫離了傳統形而上學真善美精神母體，成為專門處理規范和價值的特殊領域，特別是在法律領域，產生出形式主義的法學理論，通過制定嚴格的立法與司法程序，使得職業法律工作者成為法律制度的體現者。法律和道德的獨立，帶來了形式法以及世俗的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兩者大致和現代自然科學同時獲得系統化——即發展成為理性自然法和形式倫理。倫理和法律的自主化也意味著二者作為約束性規范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獨立于人類之外的實體性的東西。人民服從法律而不是服從貫徹法律的'官員。
所謂個人的理性化，哈貝馬斯指出，個人的理性化是與文化的合理性相適應的，文化的合理性是個人理性化的基礎。文化合理性滲透到個人生活中去，它是資本主義得以形成的因素之一。韋伯研究了路德的“天職”觀，研究了新教禁欲派別的實用倫理，包括加爾文教、虔信派、衛理公會以及從浸禮運動中成長起來的那些教派的觀點，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以及全部現代文化的一個根本要素，即以天職思想為基礎的合理行為，產生于基督教禁欲主義”，即世俗的生活指導有其宗教基礎。最終，這種天職觀念和為職業勞動獻身的精神，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準則，系統地滲透在一切生活領域。
二、合理性概念
韋伯是在社會行為層面把握理性概念的。他區分了四類社會行為，即目的一工具合理性行為、價值合理性行為、傳統行為以及情感行為。他說：“如同任何行為一樣，社會行為也可以由下列情況來決定：①目的合理性的，即通過對外界事物的情況和其他人的舉止的期待，并利用這種期待作為‘條件’或者作為‘手段’，以期實現自己合乎理性所爭取和考慮的作為成果的目的；②價值合乎理性的，即通過有意識地對一個特定的舉止的一一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闡釋的——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③情緒的，尤其是感情的，即由現時的情緒或感情狀況；④傳統的，由約定俗成的習慣。”在這其中，前兩種社會行為是合理性的，后兩者是非理性的。
由此可見，韋伯實際上將合理性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目的合理性，另一種是價值合理性。根據目的、手段和附帶后果來作他的行為的取向，而且同時既把手段與目的，也把目的與附帶后果，以及最后把各種可能的目的相比較，作出合乎理性的權衡，這就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為。目的合理性又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合理地權衡確立行為的目的即選擇合理性；二是合理地選擇實現目的的手段、工具，即工具合理性。韋伯認為，行為的工具合理性是根據運用手段達到既定目的過程中的有效性來加以衡量的，是針對既定目的有效地使用手段和工具中體現出的合理性。行為的選擇合理性是根據準確構想的價值、可利用的手段和限制條件等選擇目的的合理性。韋伯認為，“誰的行為如果不考慮預見到的后果，而只堅持其關于義務、尊嚴、審美、宗教律令、虔誠或‘事實’的正確性的信念，并且不管對他提出的是何種要求，那么，他的行為就純屬價值理性行為。價值理性行為……永遠都是一種行為者對自己提出的‘要求行為’或符合‘要求’的行為。”_2](價值合理性關注的是道德責任的履行、道德良心的召喚。受價值合理性支配的行為，不計成敗得失和功用效益，以道德命令、政治信念、人生理想為取舍標準。工具合理性和選擇合理性又被韋伯統稱為形式合理性，以區別于對決定偏好的基本價值系統的實質評價。實質合理性即價值理性。
韋伯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之前，在文化、社會以及人們頭腦中價值合理性占據著主導地位，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之后，價值合理性逐漸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
三、韋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
韋伯認為，現代化是世界解神秘化即祛魅的過程。現代性的命運體現在兩個重要方面：意義喪失和自由喪失。所謂意義喪失指的是由于理性化，而無法對世界作整體的把握，無法提供對世界、對人生的終極意義的解釋。韋伯認為，在現代，科學的興盛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所謂意義的喪失也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科學是非宗教的，對于“我們應當做什么?我們應當如何生活?”這樣的問題，科學沒有給我們答案。“因為這樣的假設不能用科學方法來證實。它只能訴諸終極意義進行解釋，而對于終極意義，每個人必須根據自己對生命所持的終極態度，或是接受，或是拒絕。”(同樣的情形在藝術科學、法理學、歷史和文化科學中也都存在著。“這些學科教給我們如何從其源頭上理解政治、藝術、文學和社會現象。它們既不告訴我們，這些文化現象過去和現在有無存在的價值，更不會回答一個更深入的問題：是否值得花費功夫去了解這些現象。”
與意義的喪失緊密相聯的是價值的多元。韋伯認為，在現代，由于理性化，由于科學無法回答世界的意義的問題，從而價值呈現多樣性，世界上不同的價值體系有著相互沖突的立場。現代社會喪失了用具有涵蓋性、統攝性的規范原則去協調各種價值之間沖突，維系社會共識的價值資源。在各種獨立的價值領域之間出現了競爭，而且無法再用一種高高在上的神圣世界秩序來消除這種競爭。人們只能根據自己的情況從諸如真理、財富、權力、法律、信仰、德性等價值因素中選擇出自己遵循的價值原則，價值領域似乎成為個人自治領域。
所謂“自由喪失”，指的是現代社會的人失去了獨立的價值。因為在現代社會當中，為了進行管理，官僚體制是必須的。而官僚體制使社會成為一架大機器。在這個體制當中工作的每一個人成為這個體制中的一個要素。為了服從體制的功能，個人必定要壓抑自己的個性和自由。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目的合理性占據主導地位，價值合理性不斷衰落，人們將追逐物質利益作為行動的目標，逐漸異化為金錢和實利的奴隸，由此喪失了精神獨立和自由。對此，韋伯有一段名言：“巴克斯特認為，對圣徒來說，身外之物只應是‘披在他們肩上的一件隨時可以甩掉的輕飄飄的斗蓬’。然而命運卻注定這斗蓬將變成一座銅墻鐵壁。自從禁欲主義著手重新塑造塵世并樹立起它在塵世的理想時，物質產品對人類的生存就開始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這力量不斷增長，且不屈不撓……完全可以，而且是不無道理的，這樣來評說這個文化發展的最后階段：‘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弘韋伯的這段名言描述了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以追逐利益作為奮斗目標，為贏利而贏利，失去了靈魂、良心等崇高的東西，這樣的人猶如被囚禁在鐵牢里的囚徒，聽命于金錢、利益的驅使，毫無主體性和自由可言。
面對喪失意義和喪失自由的現代社會，韋伯對文明的前途感到悲觀失望。他說：“每當想到世界上有一天將會充滿著這樣一些小小的齒輪——一些小人物緊緊抓著職位不放并極力鉆營更高的職位——就象埃及歷史的景象重現……真使人不寒而栗。這種對官僚制的追逐真使人絕望透頂。就好像在政治中……我們只需要‘秩序’，此外別無他求；倘若一旦秩序發生動搖，我們就會感到六神無主、畏蒽不前，倘若完全脫離了秩序，就會感到孤立無援。難道世界有朝一日只有這種人而沒有別的人存在嗎?”他預言：我們面對的不是花叢錦簇的夏日，而是冰凍冷酷的冬夜。
四、簡短的評價
韋伯的合理性理論對其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成為他們探討現代性的重要資源之一。例如，盧卡奇在他的《歷史和階級意識》中，對資本主義社會作為物化社會的分析，就有很深的韋伯的烙印。“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在40年代和50年代所提出的關于支配分析的其他方面包括他們對工具理性的批判。這種理性被認為是當代大公司的支配法，這一術語首先是由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系統概述的……法蘭克福學派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支配和工具理性這一對孿生概念。”哈貝馬斯在他的現代性探討中，曾對韋伯作過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在他的《交往行為理論》一書中，把韋伯的思想作為他的現代性研究的起點。韋伯留下的現代性難題成為了大多數關注現代性問題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建構理論體系的出發點，“這兩大論題直到今天仍然是懷疑社會進步的社會科學意識形態的主要依據，世界觀的合理化確立了不同符號系統的合理性，卻導致形而上學、宗教世界觀意義統一體的解體和價值領域內不同要求的沖突”。-9由此可見，韋伯的合理性理論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對現代性進行批判的概念框架、理論出發點和批判的維度。此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性理論大都要通過破解韋伯難題尋找理論建構的突破口。
但是，對于馬克思·韋伯合理性理論的悲觀主義結論，筆者不敢茍同。韋伯認為，在現代社會中，價值理性日益衰退，目的理性甚囂塵上，兩種理性之間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因此自由喪失和意義喪失是現代化發展必然導致的現象。筆者認為，現代化或現代性是人類通往自由和解放必須要走的道路，要發展現代化，必須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和科技理性，二者都可以歸屬為韋伯所說的目的理性。但是，現代社會雖然目的理性日益發達，價值理性卻不能理解為是日益衰退的。毋寧說，價值理性衰退是西方社會在現代化發展的某一階段所出現的社會現象。在這一時期，人們片面地關注于發展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片面地注重物質財富的不斷增長，忽視了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許多現代西方思想家指出的現代社會人們生活富裕、精神苦悶，反映的就是西方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人類是具有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理性精神的。一旦人們認識到物質富裕并不一定能帶來幸福和解放，人類就會對片面發展目的理性的觀念和行為進行矯正。一方面，在需要目的理性的領域大力發展目的理性，另一方面，不忽視價值理性的培育。目的理性的發展推動整個社會生產力和經濟水平的提高，這又會為整個社會價值理性和人們思想水準、文明程度的提高創造有利的物質基礎和條件。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人類在經過了價值理性的冰凍冷酷的冬夜后，必定會迎來花叢錦簇的夏日。
【論馬克斯·韋伯的合理性理論論文】相關文章：
《好餓的小蛇》的感想03-11
《地球的自述》的教后感03-12
最新的個人的工作計劃范文03-23
最新的銷售崗位的工作計劃03-20
命定的計劃與上帝的意志美文03-13
校運會的總結03-13
月考的總結03-12
幼兒園的安全的工作計劃03-23
優秀的公司的年終工作總結范文03-22
優秀的班主任的工作計劃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