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利科的本文解釋學論文

時間：2024-09-03 14:35:03

保羅·利科的本文解釋學論文

保羅·利科的本文解釋學論文

保羅·利科的本文解釋學論文

　　利科爾認為,解釋學是關于與本文相關聯的理解過程的理論。他希望使解釋學認真地討論本文,由符號學而成為釋義學。解釋學的中心難題是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災難性的對抗。“在這兩種態度之間尋求某種互補性,將在認識論上表現出被本文概念所要求的這種解釋學方向的重新確定”[1](Ｐ42)。顯然,這是與浪漫主義的解釋學所不同的。無論是施萊爾馬赫的“語法的”解釋和“技術的”解釋的二元區分,還是狄爾泰的自然的說明與精神的理解之間的對立,都無法解決這一解釋學的難題。而利科爾的解釋學理論卻能成功地解決,并且通過本文的概念使解釋學理論發生重大的轉向。本文的概念“使解釋的重點從對隱藏著的主觀世界的情感性研究轉移到作品本身的意義和指謂上來”[1](Ｐ46)。

　　利科爾認為,狄爾泰使解釋學和歷史結合起來。將他的解釋學建立在心理學的基礎上,使解釋學的問題從屬于理解他人的心理學問題。理解就是通過本文來理解作者或歷史的天才人物的生命精神。理解活動仍然主要還是心理學的,因為“它沒有把本文所說的‘東西’而是把本文所說的‘人’看作是解釋的最終目的”[1](Ｐ51)。

　　利科爾把這種解釋學稱之為“回憶的解釋學”。弗·詹明信稱之為“肯定的解釋”,其“目的在于恢復某種原始的、被遺忘的意義”[2](Ｐ746)。因此,本文在這里是作為理解他人的生命精神的符號中介來實現的。本文是生命精神的客觀化表現。然而本文在這里只能是一種臨時性和表現性的現象,本文背后所包含的生命精神才是理解的最終目的。利科爾認為:“必須拋開解釋學與那種向其他精神生命移入的純心理學概念之間的聯系,本文不再向它的作者方向展開,而向其內在的意義和它所揭示與發現的那個世界的方向展開。”[1](Ｐ52)這正是利科爾本文解釋學的本義。

　　利科爾認為,解釋學內部存在兩次轉向:一是從局部解釋學到一般解釋學;二是從方法論到本體論。前者以狄爾泰為代表,后者以海德格爾為代表。本體論的解釋學認為,解釋學不是對人文科學的思考,而是對人文科學據此建立的本體論基礎的說明。而在狄爾泰看來,解釋學的如何理解他人的問題一直是占據人文科學的中心問題。他的解釋學的基礎是心理學,而海德格爾的理解本體論則是對“在世存在”的思考。這樣就使理解“非心理化了”。“在世存在”揭示了此在的生存論情境,這一情境決定了理解的本體論結構。海德格爾稱之為“解釋學循環”。理解就是以正確的方式進入這個循環。由此海德格爾完成了解釋學的本體論轉向。但利科爾認為,海德格爾僅僅是轉移了而并未解決解釋學難題。通過使理解從屬于能在的基本結構

　　海德格爾成功地回避了人文科學的方法論問題。然而理解和說明的問題仍舊處于二元對立的狀態。

　　伽達默爾的解釋學則開啟了從本體論向認識論、方法論的運動。利科爾認為,伽達默爾的效果歷史概念包含著某種“間距”因素,尤其使他的“視域融合”概念提供了參與化和間距化的辯證關系的范例。而所有這一切都成了利科爾超越本體與方法、說明與解釋的起點。利科爾的解釋學正是在海德格爾、尤其是在伽達默爾的啟發下,才成功地堅持了所屬與間距、傳統與批判的辯證法;才提出了本文的解釋學理論,真正的解決了解釋學難題。

　　二

　　然而,伽達默爾僅僅將注意力集中于歷史和歷史性的問題,并將它們作為解釋學的首要經驗。利科爾則認為本文和注釋的問題才是解釋學的關鍵問題。本文引入了一個生產性、實證性的間距概念。在利科爾看來,本文更像主體間相互交流中的范型。它展示著人類經驗的歷史真實性的根本特征,即在距離中并通過距離進行交流。利科爾從以下五個方面構造了本文被信守的標準1)作為話語的語言的實現。(2)作為結構性工作的話語的實現。(3)在話語中和話語的作品中說與寫的關系。(4)作為語境的映射的話語的作品。(5)作為自我理解的中介的話語和話語的作品。

　　話語,表現了間距的原始類型,間距是其他全部特征的可能性條件。話語語言學(同作為體系的、符號的語言語言學相對立的)是利科爾理論的基礎,它以句子作為話語的基本單位。句子的語言是包含在事件和意義下面的,它形成了本文理論的起點。利科爾認為話語有四個特性1)話語常常被暫時和現實地實現。(2)話語是“自參性”的,即話語是由它的談話者借助指示系統進行的。(3)話語總是關于某事的。(4)話語包含著信息交換,因此,總要有其語境和對話者。這四個特性一起構成作為事件的話語。

　　話語是語用學層面的語言的運用。話語既作為事件又作為意義,它是事件和意義之間的張力和間距。這種張力和間距導致了作為一個作品的話語的產生,說和寫的辯證法,和那個豐富間距概念的本文的全部特征。這一點利科爾說得明白:“正是在話語語言學中事件和意義相關聯,這種關聯是全部解釋學問題的核心。”[1](Ｐ137)語言作為一種瞬時的信息交換事件表現為對話現象,而意義則涉及到意向性外化的全部方面和全部層次,這種意向性外化又使談話的外化成為可能。事件借助意義的超越是話語本身的特征。它證明了語言的意向性、意識的后續者和意識對象內部的關系。

　　作為結構性工作的話語的實現表現為作品。因為話語的作品表現了能使結構性方法用于話語本身的組織和結構的特征。在結構性作品中的話語客觀化要求我們采用結構分析的方法進行說明,從而使說明成為理解的必由之路。利科爾因而解決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對立。

　　書寫使本文獲得了相對于作者的獨立性,本文在這時被“解除語境關聯”,使本文的語境打破了作者的語境。這樣,書寫造成了本文和作者之間的間距,也造成了本文的意義和心理學意義的間距。因此狄爾泰的心理學化的、歷史真實化的解釋學就變得不再可能。那么,解釋學還剩下什么需要解釋呢?利科爾認為,“解釋就是解說在本文前面展開的世中之在的類型”。[1](Ｐ145)解釋必須面對我們生存情境中的可能之在。本文在這時需要被“重建語境關聯”。本文的語境相關是通過閱讀行為來實現的。

　　利科爾認為,自我理解必須以本文作為中介。理解就是在本文的前面理解自我。我們只有通過本文中才能認識自己,自我是由本文的“質料”構成的。自我理解必須經由對作為純粹“我思”主體的意識形態的批判才能達到。這種意識形態批判即是對主體幻覺的批判。它是和本文解釋學的自我理解的要求相一致的。正如利科爾所說:“在這里解釋學和反省哲學是相關的和相互的。一方面,自我走過了理解文化記號的彎路。另一方面,理解本文不是以它自身為目的,它調解自我和一個主體的關系……簡言之,在解釋學的反省中,或反省的解釋學中,自我的構成和意義的構成是同時的。”[1](Ｐ162-163)

　　經過以上的嚴密分析,利科爾指出,本文的概念可以補充“說明”和“理解”兩個概念,從而超越二者的對立。利科爾區分了本文的含義和本文的意義。前者指本文的內部結構和內部關系;后者指本文的語義可能性的實現,是本文的現實化、當下化。本文的現實化使本文重新向一個語境和主體運動。利科爾強調本文的意義。本文的含義是通過結構主義語言學的閱讀來獲得的,它屬于說明的模式。它是本文的靜力學分析。本文的意義是指本文的開放性、本文的重新語境化。它是本文在談話中的實現,本文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讀者的過程。它屬于解釋的模式。它是本文的動力學分析。二者解釋了本文的不同方面和維度,但并不是對立的。利科爾認為,說明就是對本文進行結構分析,而“結構分析是樸素的解釋是和批判的解釋之間、表層解釋和深層解釋之間的一個階段,并且是一個必然的階段,那么把說明和解釋沿著一個唯一的解釋學的弓形排在一起,并且在一個全面的、作為意義發現的閱讀概念中將說明和理解這兩種對立的態度整體化看來是可能的。”[1](Ｐ165)

　　這樣,利科爾根據本文的符號學維度和語義學維度,提出了他的本文解釋學的結構分析的靜力學說明的維度和開放的動力學解釋的維度,并將說明作為解釋的一個必然階段而超越了二者的對立。在此基礎上,利科爾提出了新的解釋概念:“解釋就是把自己置身于由那種被本文支持的解釋關系所指出的含義中。”[1](Ｐ168)解釋是一個動力學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包含著對象—記號—解釋物系列之間的三角關系。其中對象就是本文自身,記號就是由結構分析揭示出來的深層語義學,解釋物系列是由解釋同一體所產生的許多解釋組成的,這些解釋物系列就是被本文所支持的解釋關系。解釋關系通過本文的重新語境化和現實化來得以建立并確認本文的含義。基于這種理解,利科爾指出了解釋學的中心問題。(1)解釋的應用范圍。(2)解釋的認識論特征。認為書寫—閱讀關系與談話—聆聽關系的間距是解釋應用范圍的最一般特征。利科爾認為書寫優于談話。解釋的認識論特征主要是關于解釋與說明的關系問題。利科爾認為解釋包含說明。三

　　本文和隱喻的關系的探討是利科爾的本文解釋學理論的深化。本文和隱喻的共同基礎是話語。區別在于二者的范圍不同,本文的范圍是作為“作品”的層次,隱喻的范圍是作為“言詞”的層次。本文的語境關聯面向實在,面向讀者的當下情境。隱喻就是多義詞的一種可能意義的實現,就是語詞的意義語境的變化。根據二者的辯證關系,利科爾提出了自己的假說:“在‘含義’及‘含義’的說明層次上,把我們從隱喻引向本文,然后,在作品指稱語境和自我的層次上,即解釋的層次上,從本文走向隱喻。”[1](Ｐ176)然而,利科爾并不滿足,他認為,對整體作品的解釋是由隱喻來說明的。因為,隱喻的能力是和詩的創造能力相聯系的。作為整體作品的意向性,這正是本文的重新語境化的關鍵。

　　因此,解釋在本質上是關于作品揭示語境的能力,作品或本文為自己創造潛在的讀者的能力。這就是本文的意向性。而理解就是在本文的語境中讀者接受放大了的自我的過程。本文作為意義的客觀化是作者和讀者的中介,作為這種中介的補充概念是“占有”。占有意味著將最初異化了的東西“當作自己的看待”。它不僅是本文的間距的補充,而且是自我的放棄的補充。

　　利科爾通過系統闡述本文的概念,開始了從語義學向解釋學的過渡。本文是話語構成的作品,它是一個有結構的整體,不能分解成構成它的句子。此外,本文還是一個“書寫”的作品,它使本文離開了言談話語的實際情況,產生了“間距化”這一本文解釋學的核心概念。利科爾區分了四種間距化1)所說的意義表達和對所說的事間距超越。(2)書寫的表達與原說話者之間的間距。(3)書寫的表達和原來聽眾之間的間距。(4)本文的稱謂范圍和言談話語指稱范圍的間距。因此,正如《解釋學與人文科學》的英譯者湯普森所說:“利科爾的解釋理論的主要特點能從書寫話語的特點中派生出來。”[1](Ｐ15)前兩種形式的間距化意味著本文的客觀意思不是其作者的主觀意向,而是別的東西。因此,理解問題不需要回到作者的意圖就可以解決。后兩種形式的間距化使書寫的話語不受對話者和對話情境的約束,可能會引發對本文的兩種態度:一是把本文指稱范圍看作是自我封閉的世界,采取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分析本文的意義。對本文進行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說明。二是尋求本文面前暴露出來的世界,不是本文的內在建構,而是這一建構所指向的某個可能的世界。在這一層次上,理解就是從說話本身過渡到這些話所說明的事物。在此,利科爾以結構主義為中介,以語用學的話語行為理論在重新發現意義的閱讀過程中超越了說明和解釋的對立。

　　利科爾的解釋理論延伸到了歷史—社會領域和社會科學領域。利科爾認為,行動即可以被看作是本文。人類行動也表現出某種意義和具有某種指稱,它也擁有內在結構以及某種可能的世界,即人類的某種潛在存在方式,這種方式能通過解釋過程得以說明。既在某種傳統之中又與其保持一定的間距,這種歸屬與疏離之間的相互作用構成了把解釋學理論擴展到歷史領域的根源。在此基礎上,解釋理論重新肯定了解釋學和思辨理論的聯系。思辨不可能脫離對某種文化傳統的解釋。思辨不是純粹的主體的“我思”,思辨的主體必須首先屬于一個“我在”的文化傳統,然后才能進行“我思”的活動。在進行認識論的我思之前,必須進行本體論的解釋。

　　利科爾認為,解釋哲學必須在康德的反省哲學和黑格爾的思辨哲學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解釋學就其保持理解意義和自我理解的聯系而言,它是反省哲學的繼續。但它又包含通過本文的中介對主體幻覺的批判,因此,它又不是“我思”的解釋學,而是“我在”的解釋學。因此,在主觀唯心的先驗知識和客觀唯心的絕對知識之間,利科爾的解釋學確實具有辯證法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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